方 忠：論施瑋《叛教者》中的人生意蘊與命運悲劇

近代以來，伴隨着國門開放，西方文化大量湧入中國。而基督教作為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自1807年由馬禮遜傳入中國後，雖遭遇了國人的敵視和排拒，且迭經教案、非基督教運動及國民革命等衝擊，但在一代代傳教士的努力下，在中國大地上，它由先前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後又建立了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實現了基督教本土化。然而，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變遷，面對中國廣大的基督徒，作家卻鮮有成功的文學表現，關注和描寫中國基督徒的優秀文學作品寥若晨星。北美華文作家施瑋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叛教者》，無疑是這一文學領域的重要收穫。

《叛教者》正面敘述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中國上海一個基督徒群體數十年的歷史滄桑，生動地描寫了在基督教本土化的過程中，這群中國基督徒的遭遇和命運。為了寫作這部作品，作家進行了十幾年的準備，走訪了不少當事者，搜集了大量的史料，這使作品有了史詩的格局。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這部作品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空白。

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它有嚴格的教規、嚴苛的教條，有高深的教義和神聖的信仰。《叛教者》對這些固然都有涉及，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作品對一群基督徒的人生豐富性和複雜性的描寫，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人物悲劇命運的關注。作者將人物置於較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以深邃的洞察力，細緻地剖析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在人性的幽暗曲折處洞幽燭微，揭示出人性的種種複雜性。

徐聞音是小說中最早出場的一個基督徒。作品敘述了她由少女到聖女到塵女的變化過程。徐聞音的祖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她自幼便在祖母的影響下接近基督教；祖母和幾個姑母的誦經、禱告和禮拜活動，在她的身上打下了基督教最初的印記。中學階段，她走出家庭，參加學校和社會組織的各項愛國進步活動，以此來消除父母不和乃至父母離婚給自己帶來的心理陰影，走上一條積極健康的人生之路。但命運總和她開着玩笑。由於她有着複雜的社會關係，因此在地下黨組織的一些人看來，她的這些努力要麼是假進步，要麼是別有用心的。她受到質問：你懂甚麼是愛國？愛國首先要看你愛的是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還是少數剝削階級的國？誰代表國家？你是站在大多數民眾這邊來愛國的嗎？她感到世界太複雜了，人太複雜了，政治太複雜了，連「愛國」也太複雜了。受到一連串打擊的徐聞音回到祖母身邊，參加了祖母所在的教會組織，接受了洗禮，漸漸成為教會的活躍分子。她覺得與「愛國」相比，「天國」更容易瞭解些，人們都是上帝的子民，沒有複雜的各種身份和間隔。新中國成立後，徐聞音依然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裡，不關心社會和政治，但在「五反」運動中，她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政府中的人找她談話，稱不干涉其宗教信仰，但要她注意政治立場。她原本崇拜的傳道人李夜聲被揭出犯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個人道德問題。宗教的神聖感消失了。「人民立場」像一把錐子，一下子戳破了她宗教的隔離層，在事實和證據面前，她最終接受了政府中人的勸告，成為「叛教者」。她按要求揭發交代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有關活動。她參加了天蟾舞台的批判大會和南陽路教會的控訴大會，都被安排發言，她的控訴是極為憤怒的。她控訴自己如何上當受騙，被害成了一個對甚麼都無動於衷，死板板的修女。她後來憑藉着第一個揭發者的身份，成了教會愛國主義學習委員會的秘書，並去北京參加三自愛國委員會的會議。她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新華醫院工作。這不要說是一個父親在台灣的基督教徒，就是一個勞動人民子弟也是夢想而難得的。因着這些好處，徐聞音這個「小猶大」的罪名在許多人的心裡坐實了。但她並不後悔。即使後來經歷了很多坎坷，到人生晚年，她依然認定自己多年前的揭發只是說了真話。

徐聞音的命運充滿了悲劇性。她的人生之路並非由她自己選擇的。還在童年時代，她被祖母帶進教會活動之中，但過於嚴肅而呆板的宗教儀式和氛圍與她活潑的性格並不協調。一日三餐的禱告，日復一日的晨更和夜禱，那本厚厚的黑皮硬殼書，教徒們溫柔平靜的「原則」面孔，使她感到了無生趣。初三時，她進入了教會學校聖瑪利亞女中，離開了祖母，感受到了自由。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她積極參加話劇演出，參加義賣活動，但由於家庭背景的影響，她遭到地下黨組織成員吳一丹等人的排斥。自己選擇的進步道路因此受到極大阻礙。走投無路之際，她只得回到祖母身邊，在教會組織中尋求精神寄託。此時，她與傳道人李夜聲有了交集。她參加了李夜聲為期一週的讀《聖經》聚會。他一共講了二十八種讀《聖經》的方法。那麼多人坐在一起，每一個人屏住呼吸，看李夜聲如同神人一般為自己打開一條條通向神的通道，為自己一張張揭開《聖經》句子上蒙着的絹帕。「年輕的心燃燒着，李弟兄說的話彷彿是一根根帶着火的柴，不斷地投入到他們心中的火堆裡，噼哩啪啦地炸裂着。」「在往來的路上，他們或者熱烈地交談，或者各自捧着油墨未乾的新出版的李弟兄的書狂讀。」徐聞音被李夜聲徹底征服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在徐聞音看來道德高尚、充滿個人魅力的聖徒，到頭來卻是一個骯髒、無恥的傢伙，當她後來看到那一個個證明李夜聲有罪的證據時，她崩潰了。她是嚴格按李夜聲的教導來做的：一切不可動心，不可用思想；她成為了一個順服而安靜的人，一個向自己死也向世界死的人，但現在，教導自己不動心、不動思想的人卻是一個有大罪的人。她因此極度痛苦：「我問你，上帝在哪？上帝為何不阻攔，不管教他？上帝就只能用這麼一個污穢的器皿？那些由他帶領的聚會中的感動來自哪？來自聖靈？聖靈怎麼能借着謊言來感動人？他一邊將罪與悔改講得那麼透，那麼有亮光，一邊卻活在罪的光景中，我問你，他的那些亮光是上帝的啟示嗎？《聖經》上不是說罪使人與神隔絕嗎？這一切的教導和他巨大的恩賜是來自上帝？還是來自人的聰明？怎麼才能把他、和上帝、和我的信仰分開？我問你，我受洗的感動，我聽道的感動，我唱詩時的感動，哪一樣與他無關？」由李夜聲引發了她對宗教的質疑。她回想起李夜聲所帶領的教會的種種「反動」之處：他們的禱告都是不支持打仗的，無論是解放軍要打過長江的時候，還是抗美援朝；他們的教導都是視世界為糞土的，從不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要求進步；他們的組織策劃是一切為了教會的，1950年土改時，教會發動全國的信徒簽名，要求政府保留教會在福建鼓嶺的土地，等等。徐聞音充滿着上當受騙的感覺，深感這些年的路走錯了。在與李夜聲為代表的教會決裂後，她接受了共產黨人吳一丹的求婚，以為從此會走上一條新的人生道路，但她沒有想到，吳一丹也是一個道德敗壞的人。五年前，徐聞音的人生與信仰因為李夜聲與一些女子模糊的裸體影片和一份淫亂口供而改變；現在，她卻親眼目睹了自己丈夫與另一個女子淫亂的實景。但她發現自己的悲痛與震驚遠不如五年前那樣巨大，當她目睹了這一切之後，她反倒平靜了：男人不過都是如此，女人也是，都不過是個罪人！此時，她為祖母的離去而大大傷心，她覺得若祖母沒有離世，她就和上帝之間斷不了，而她走了，她和上帝似乎就沒了血緣。從這一系列的坎坷和波折中，我們看到了徐聞音命運的悲劇性。這種悲劇與時代、社會固然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人物自身又何嘗脫掉了干係。她為自己的善良、單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與徐聞音相比較，李夜聲則是作者傾注了巨大心血塑造的一個十分複雜的宗教人物形象。

小說在李夜聲出場時對他有過細緻的描繪：「二十一歲的李述先（這是李夜聲原先的名字。――引者註）當時還是三一學院的學生，他的個子很高，典型的中國人面孔，橢圓的臉上顯出中庸的線條，一雙略長的單眼皮微微有點浮腫，似乎在有意遮掩過於深邃的目光。二十一歲的他看起來實在是太過成熟了，過於寬大的額頭讓他青春的頭髮顯得不夠濃密，額頭下極為端正挺直的鼻子加上一對褔建人的厚唇，使得原本中庸的臉型透出了掩飾不了的執拗。」深邃、成熟、執拗，這三個關鍵字正可概括李夜聲的鮮明特點。深邃，使他對《聖經》和基督精神有着比別人深刻得多的認識，他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和迷人之處；成熟，使他有着異於常人的思想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魅力，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願意聽他佈道，願意跟隨他而去；執拗，則使他為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堅定地往前走，即使人們都不理解他，都以他為敵，他也要一個人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因此，他注定是孤獨的。當年李如是在福州傳道時，第一次遇見他，她就在這位比自己小九歲的人身上，看到了忠厚中的棱角和犀利的鋒芒。這個年輕人若有所思的雙眸吸引了她，她感到他是不會隨便接受任何一句未經他自己思考過的話的。她看到了他對《聖經》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超越知性的認識。

但在教會組織中，李夜聲從一開始就充滿着爭議。他的智慧和努力並未能得到福州同道中人的欣賞，他和那群熱烈愛主的年輕人有了磨擦。他去他的屬靈母親、傳教士和受恩處鳴不平，但卻未得到支持，反而被嚴厲地要求順服。不久，他被自己親愛的弟兄們，被自己的教會棄絕了。所以，他在受洗之初是頗不得志的。正當李夜聲走投無路時，李如是伸出了援手，邀請他到南京任《靈光報》的編輯助理，和她一起工作。他由此開始了新的人生。和李如是及她的三個學生加同工王慕真、廖文君、趙心潔在一起是愉快的。但好景不長，他得了嚴重的肺結核，醫生判定他只能活六個月。他決定與命運抗爭，在瀕臨死亡的困境中，他要完成生命之作《屬靈的人》。上帝並沒有恩待他，沒有讓他的靈力和體力都充沛，而是置他於虛弱中，他的寫作一直伴隨着咳嗽與高燒。而就在身體很虛弱的情況下，他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開始了第一次講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講道並不大聲，但他所講解的《聖經》經文，讓聽的人覺得就像是第一次聽到和讀到的。他的解經是智慧而感性的，帶着權柄也帶着體溫，好像一聽進去，就實實在在地融到了他們的血肉裡、靈魂中，容不得他們拒絕，甚至容不得他們保持一點點距離或是時間，來想或分析一下。那次的特別聚會中，在文德里的小小客廳和走道裡擠着的人們，似乎都聽見了上帝真實的聲音。等第一次進入文德里的人們發現這個年輕人講道的不平常時，他們已經走不出來了。他們甚至無法注意到面前這個講話的人，無法注意到身邊同坐的人，無法注意到這間小客廳裡的任何一件東西。他的聲音像一種隱隱約約的旁白，或說是一根根無形的細細的繩索，捆着他們，穿越物質世界與靈界的通道，進入了靈界的至聖所。這次講道的成功，大大鼓勵和激發了李夜聲生的意志，以及為上帝獻身的熱情。此後，一天又一天，他的講道一次比一次有力。而就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他寫出了《屬靈的人》這部後來在基督教界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也是闡述他的神學思想和生命體驗的代表作品。他的智慧、毅力、執拗，在這部著作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此時，他身上洋溢着勇於犧牲、甘於奉獻的人生積極進取精神。正是在這樣一種大善的人性偉力的支撐下，他戰勝了病魔，獲得了新生。

這應該是李夜聲人生的一個高峰。無論是外界的影響力還是內在的精神力，都達到了一個頂點。儘管社會上對他有一些非議之聲，如上海和江浙一帶宗派教會的牧師指責他「偷羊」、搞分裂，但此時的李夜聲已經成為教會組織一顆耀眼的新星乃至明星。當年，徐聞音聽了他的講道後，便感到他的吸引力太大了，是可以達到洗腦程度的。然而，物極必反，被眾多基督徒擁戴着的李夜聲正面臨着人生的陷阱，而這一陷阱還是他自己為自己設下的。其人性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

其一，在教徒的擁戴下，李夜聲的聲譽日隆，他個人的自我感覺也越來越好。作者寫他在傳道時，陌生的人們初看到他病弱的樣子時，都覺得他是活不久的。他坐在那裡，瘦得好像是件空棉袍斜搭在籐椅上，陳舊的藍布面子反射不出一絲生動的光。但只要他一開口，「就從那黯然的籐椅和棉袍方向射出光來，一種遠超過正午太陽的光，箭一般地射進人的骨節和骨縫。這光並不讓人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而是萬箭穿心般地射來，讓你躲也躲不開。聽的人就會覺得不僅是自己本能地想躲，而且是自己裡面各樣心思、各種記憶，都像是老鼠見了貓似地四下裡逃竄。那種感受驚心動魄得無法形容，彷彿是經過一場天崩地裂的劫難」。李夜聲很享受別人對他如此膜拜的感覺，他甚至在人們對他的個人崇拜中推波助瀾。有時，他簡直就會感到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他的領袖意識越來越強。1950年，為了保住教會，他從香港飛回上海，想以一己之力完成一個壯舉，與新中國政府斡旋，贏得聚會處生存和大發展的空間。他還決心把地方教會發展到全中國，他當時以為政府要中國教會斷絕與西方公會的聯繫，要自治自傳，這對於原本就獨立於公會之外的聚會處是個機會。事實上，也確實有過大復興，年輕人都湧入了各個聚會點，大批的同工受培訓，被造就出來，聚會人數也達到了鼎盛。然而，這一切竟然在瞬間就徹底地塌陷了。他被打成了李夜聲反革命集團的首要成員，坐了牢，而他苦心經營的王國也徹底崩潰了。他反而成了傷害他們的一支矛。旺盛的領袖慾和個人崇拜意識使他對形勢產生了誤判，最終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劇。

其二，他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了教會的救星。他人生走向失敗的一個轉捩點是開辦生化廠。人們因為他去開生化廠，有着各種傳言和定罪，上海聚會處的幾位帶領同工因此開會決定停止他在教會中的講道，他一人孤單地回老家去養病。李夜聲後因在生化廠經營過程中的經濟犯罪而被捕。他曾自我告白：「我開生化廠是出於不得已，我好像一個寡婦帶着孩子改嫁，因為同工的孩子都長大了，要學費上學。……有些同工們因缺乏營養，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難過。還有，每次買會所都是老寡婦老姊妹們拿出錢來，而教會原本是有責任照顧她們的。於是，我對主說，下次買會所，我拿出錢來……」但孤傲的個性使他不願意向別人解釋，這只能加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和各種傳言，最終使事情向着他無法預料的方面發展。

其三，基督徒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道德自律甚為嚴格。李夜聲卻和同工在性關係上較為混亂，他利用女同工對他的崇拜，和她們發生性關係，並把淫亂的場面用影片錄了下來。他甚至在確定了結婚對象惠雯後還欺騙一直崇拜他的趙心潔，和她發生關係。當這一切被揭露出來後，他頓時名聲掃地。他曾這樣自白：

我們一同擘餅就一同成了你的一部分，但我竟然對她們動了私情……我的主，你是知道我的，這私慾從何而來啊？你深知我的掙扎，我一遍遍地呼救命般地呼求你，你竟然袖手旁觀……看着我干犯了你的血、你的身體……看着我在污黑的泥潭中打滾，幾次爬到邊上又跌回去。

我即使能控制住身體，我也控制不住我的心，我的心是完全地、自顧自地、不知羞恥地背叛了，好像是在刻意嘲笑我裡面住着的聖潔的靈。我甚至自暴自棄地求你的靈離開我，你怎麼可以住在我這污穢的人裡面，這樣長年纍月地被羞辱呢？

但你知道這情慾不出於我。它是惡者口裡吐出的煙氣，每次我千辛萬苦、恨不得撕裂自己地刮乾淨心思和情感後，它只輕輕鬆鬆地一張嘴，就讓污黑的情慾湧動在我裡面，拔出我的錨，掀翻我的船……我能做甚麼呢？

我使最疼愛的青梅竹馬之妻忍受羞恥，讓最美好聖潔的女人成為淫婦，令靈裡與我合一的人心被刺透……主啊！我要知道後來會這樣，我豈敢，我怎肯與她們一同擘餅一同喝杯。甚至，重新回到起初，我都不敢來服侍你，但那也不是我的選擇……如今我算是真知道，「是神選擇了我們，不是我們選擇了神。」這句話是有大憐憫的。

他的這番解釋是蒼白的。貪婪，自私，肉慾，缺乏道德自律，最終毀滅了他。

從李夜聲的成長經歷中可以看到，他最初的成功得益於對信仰的決定與執著，得益於堅忍不拔的意志和艱苦卓絕的努力。而他的失敗和毀滅，則是因為人性的貪婪、自私、狂妄自大。他後來活在虛幻的信仰裡，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不擇手段，最終形成了他的命運悲劇。

這部小說還寫了其他眾多的宗教人物，有叛教者，也有殉道者。而李如是則是其中一個靈魂性人物。是她，在福州佈道時發現了李夜聲，後把他一步步推向了領袖的位置。是她，在文德里創辦了上海聚會處，匯集了一大批信徒。她聰慧睿智，才學品德過人，性格嚴謹，從二十五歲獻身做傳道人起，李如是就把自己嫁給了耶穌，立志守獨身。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對基督教的修為感動着別人。李夜聲就說：「從第一次見到李姐時，她的聲音對我就有一種奇妙的安慰，她就像我的屬靈姐姐，甚至是母親，只要一聽到她的聲音，我裡面的人就剛強起來，煩躁的心就平靜下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道德近乎完美的人物，在上海聚會處的發展變遷過程中，由於在某些關鍵時候良知的缺失，而導致了自己終身為之奉獻的事業的崩潰。1942年，當她得悉李夜聲的淫亂行為時，無比痛心。但李夜聲是她一手帶起來的。在是否對李夜聲按教規進行嚴肅處理這個事關上海聚會處前途的關鍵問題上，她矛盾而動搖。為了李夜聲，也為了上海聚會處的聲譽，她不惜違背自己的良知，選擇了逃避。而正因為她沒有堅持良知，最終導致了1955年問題的總爆發，她心愛的事業由此徹底崩塌。而她自己也鋃鐺入獄，在牢房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由這個人物，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可貴和重要，以及始終堅守良知的不容易。

掩卷之餘，深長思索，一部小說在給讀者提供豐富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如果因其在人性上的大膽深入開掘，而能給人以更多的啟迪和遐想，這樣的作品應該更有思想的力量。施瑋的《叛教者》就屬於這樣一類作品。小說在宏闊的藝術視野中，呈現出人物命運的悲劇性，揭示出人性的種種豐富性和複雜性，以及這些複雜人性在悲劇中的作用，從而使作品在充滿藝術感染力的同時也具有了理性色彩和思辨力量。這在當下華文文學創作中是較為缺乏的。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批准號：14AZD079）、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批准號：14FZW05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