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論「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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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伴侶》的論述，是從侶倫開始的。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侶倫寫於1966年7月的〈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1）。侶倫在文中認為：1928年《伴侶》的創立，是香港新文學出現的標誌。他將《伴侶》稱為「香港出現的第一本新文藝雜誌」，是「一本純文藝性質的雜誌」，其內容「側重刊登創作小說，其次是翻譯小說，此外還有雜文、閒話、山歌、國內文化消息等項目。」「主編者是張稚廬」。侶倫借用別人的話，稱讚《伴侶》：「當日有人寫過一篇推薦這本雜誌的文章，稱《伴侶》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因為沒人見過侶倫所提到的文章，只從侶倫這裡第一次聽說「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說法，因此「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版權後來就落到侶倫頭上來了。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早期報刊研究專家楊國雄先生發現了一篇侶倫在三十年前所寫的有關香港早期文壇的文章，這篇文章驗證了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的結論。侶倫這篇文章題為〈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署名貝茜，連載於1936年《工商日報》副刊《文藝週刊》94、95、98期，時間分別為該年8月18日、8月25和9月15日。此文的觀點，與〈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的說法完全相符。侶倫在這篇文章中，還對香港新文壇作了明確的分期，前期是1927年～1930年，近期是1930年以後。〈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一文寫於香港新文學開始不久的1936年，這更加增長了侶倫有關香港新文學敘述的可信度。

侶倫的說法，後來成為香港文學史的定論。盧瑋鑾曾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編選報告》中質疑香港早期文學研究過於受侶倫說法的限制，「因為資料不全，對早期出版的文藝刊物，我們往往給某些人的一兩篇回憶文章定調了，這也是很難說的，例如目前許多人談《島上》、《鐵馬》、《伴侶》這三份刊物，多數依據侶倫的回憶文章，這種研究方法其實是有問題的。」（2）不過，這本《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在有關香港早期文學的敘述上，仍然沿襲了侶倫的說法。

的確，正如盧瑋鑾所擔心的，僅僅依靠侶倫個人的回憶是靠不住的。後人之所以相信侶倫，應該與沒有看到完整的《伴侶》雜誌有關。楊國雄在《香港文學》1986年1～4期上連載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是香港文學史論述早期報刊的重要依據。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楊國雄自述只看到《伴侶》的6～9期：「由現存的六～九期得知……」「因為缺藏《伴侶雜誌》的創刊號，沒法看到該刊的發刊辭……」（3）。筆者經過努力，查找到了《伴侶》的1～9期，這才發現侶倫的很多被文學史沿襲的說法並不準確。

侶倫說，《伴侶》「主編者是張稚廬」。事實上，《伴侶》無「主編」之稱謂，前三期「編輯」是關雲枝，社長潘豈圓，督印余舜華。從第四期開始「編輯」才變成張畫眉，即張稚廬。

侶倫說，《伴侶》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藝雜誌」，是「純文藝性質的雜誌」，「側重刊登創作小說，其次是翻譯小說，此外還有雜文、閒話、山歌、國內文化消息等項目。」事實上，《伴侶》英文名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就是一個介紹現代生活時尚的家庭生活類刊物，主要刊登生活類雜文，文學作品很少，直到第7期開始才變成以文學為主要內容的刊登，可惜到第9期就沒了。《伴侶》並非由甚麼文人團體主辦，據第1期封底，《伴侶》係由中華廣告公司主辦，地點在香港大道中六號四樓。

下面以第1期目次為例，大體介紹《伴侶》的內容構成。第1期的「目次」計有十五篇，分別為：

1，同人：賜見

2，豈圓：衣服的是非

3，黃錦芬：游泳能手梁兆文

4，兩記者：郎德山父女訪問記

5，梁兆文：游泳三講（一）

6，黃潮寬、雲枝：鵑啼夜（詩畫）

7，冰蠶：中國新文壇幾位女作家

8，黃天石：滿江紅――紀恨

9，穎子，金全：新裝圖案四種（附說明）

10，石彤：現代室――傢俱之陳設

11，雁遊：天心（小說）

12，意蘭：戀歌七章

13，盈女士：春三與秋九（小說）

14，畫眉：伴侶閒談

15，王小輪：黑齒婦人

《伴侶》的題材內容，概括起來大體分為以下幾種：

服飾類：對於現代西式服飾的介紹，是《伴侶》的一個重要內容。第1期第2篇的〈衣服的是非〉，即是社長潘豈圓親自撰寫的介紹衣服款式的文章。《伴侶》第1期第9篇穎子、金全的「新裝圖案四種」，是四種新裝服飾的圖文介紹，佔據了四頁之多的篇幅。服飾一直是《伴侶》雜誌的重點欄目之一，文字和圖片的佔篇幅之大非常醒目。第2期中有「晚裝兩幀」、「兩襲便裝」，第3期有「新裝六種」，第4期有「新裝兩襲」等等，都是此類欄目。

家居類：《伴侶》有一個重要欄目，叫「現代室」。《伴侶》第一期「現代室」對於這個欄目有如下介紹，「現代室這一欄，本刊特約石彤君主撰。他應允我們把歐洲大陸之室內佈置的趨尚，隨時報告讀者。石君旅居巴黎可十年，傢俱的陳設是其生平酷愛的玩意兒，我們當得介紹――編者。」 「現代室」欄目自第1期一直延續到第6期，直至第7期才消失。

雜文類：第1期的〈游泳能手梁兆文〉、〈郎德山父女訪問記〉算是名人專訪類。第1期還有一篇雜文〈黑齒婦人〉，它不是名人介紹類型，而屬於異域風情的類型，它介紹安南暹羅婦人因為咀嚼檳榔而黑齒的情形。

冰蠶的〈中國新文壇幾位女作家〉一文，是《伴侶》中引人注意的介紹中國新文學的文章。刊物刊載這篇文章，並不是開展文學評論和研究，而只是將這些女作家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上的明星加以介紹的。現代女性不但要有物質的生活，也要求精神上的高尚，現代女性作家就是為填補這一維度而出現的。這一點，文章的開頭說得很明白：「關於衣飾新裝和家庭佈置這些問題，我們中國的婦女界肯定分一部分工夫去注意和考究，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因為這樣才能叫糟透了的現社會得到一些美化。可是單看重肉體的享樂讓精神枯死，那也不行：整個人生總要靈肉兩方面都得到舒服才是對的。因此，婦女們也不能忽視文學；在現今的雜龐亂的生活上，你想獲到靈的慰安嗎？請讓出一點餘時去注意文學。」文章簡單介紹了冰心、廬隱、近芬、沄沁、馮沅君、陳學昭、蘇雪林、林蘭、白薇等現代女作家，雖然只是簡單地介紹作家作品，然而看得出來作者對於中國新文學的關注。其中多數作家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但如近芬、沄沁、林蘭等名字仍為我們所陌生，可見筆者當時香港角度的瞭解，和我們後來的文學史建構並不完全一致。

閒談類：《伴侶》專闢「伴侶閒談」欄目，將閒談與其它雜文分開。大致上，雜文還是主題明確的，閒談則更為隨意。第1期「伴侶閒談」開場白題曰「閒談的閒談」，其中有曰：「閒談，也就是無關要緊的談話之謂。有時我們在像煞有介事的大文章裡得不到的，轉而在閒談中得到。比如早上躺在牀上和你的多情的伴侶談天，或者在茶樓上，在公園裡，伴侶們大家說些回憶和軼話，照樣移到紙上來，則粗服亂頭，亦饒蘊藉，寫的固然不吃力，讀的也就舒服得多。」「伴侶閒談」第1期為〈情書雜話〉，第2期有〈從戀愛說到可慨矣乎〉、〈關於失戀〉，第3期有〈潑婦與少奶奶〉，第4期有〈女子的年齡〉、〈閒談酬例〉等文。「伴侶閒談」從第1期到第9期，自始至終沒有斷過，不過從題目上看，閒談無非風花雪月。

文學類：文學作品的比例不高，應該也是現代生活口味的一部分。第1期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兩個短篇小說，雁遊〈天心〉和盈女士〈春三與秋九〉。小說之外，還有一首配畫新詩，詩由《伴侶》編輯雲枝題寫，由黃潮寬繪畫，在整個一頁中，畫的篇幅佔據四分之三，詩只下面小小的一排。另外，還有兩部舊體詩詞作品：一是香港資深文人黃天石的《滿江紅――紀恨》，另一部是意蘭的《戀歌七章》。這樣的舊體詩詞在《伴侶》中一直存在，如第2期發表了黃天石的〈情詩〉十首。嚴格說起來，《伴侶》並非完全的白話刊物。

繪畫圖片廣告類：需要補充的是，插圖在《伴侶》上佔據較大篇幅，但從上述「目次」上卻無法反映出來。圖畫在《伴侶》中決非點綴品，《伴侶》本身就是一個圖文並茂的刊物，這是它區別於其它刊物的一個市場定位。據侶倫回憶，主辦《伴侶》的中華廣告公司的經營者與司徒喬是大學同學，因為這種關係，司徒喬得以為《伴侶》畫插圖。《伴侶》第4期開頭刊登了司徒喬的「船塢」，並刊登了周作人〈司徒喬所作畫展會的小引〉和魯迅的〈看司徒喬君的畫〉兩篇評論文章。司徒喬可以說是《伴侶》的一個招牌。《伴侶》的圖畫大約能佔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大體可分為封面封底畫、文中插畫、廣告配畫等多種形式。封面的美女頭像白描，刻意彰顯出現代女性風姿。司徒喬在文中的多幅插畫，則更見特色。

徵文類：《伴侶》第1期並沒有徵文類欄目，不過徵文是《伴侶》的一個「亮點」，需要介紹。從第2期開始，《伴侶》就開始「初吻」徵文，並發表了稚子的〈我們的初吻在天河之下〉的示範文章。《伴侶》第5期是「初吻」專號，刊登了侶倫、張吻冰、秋雲等十二位作者的有關於初吻的徵文，還發表了黃潮寬和司徒喬的兩幅題為「初吻」的畫。第10期預告是「情書」專號，可惜沒有看到。

以上對於《伴侶》內容的介紹，大體上以第1期的目次為線索。從第4期開始，《伴侶》主編換成了張畫眉，即張稚廬。張稚廬曾就讀於香港英文書院，是香港新文學青年作家中較有成就的一個，曾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過《牀頭幽事》和《南丑之夜》兩部小說集。張稚廬自第1期起就在《伴侶》撰稿，不過自他從第4期開始編輯《伴侶》後，刊物並沒有出現我們所想像的變化。《伴侶》第4期仍然在延續有關於服飾的「新裝兩種」，延續有關於家居的「現代室」，小說仍然只有兩篇，即他自己撰寫的署名畫眉的〈夜〉和意蘭的〈誰適〉，還有一篇奈生翻譯的小說〈天才之誕生〉。翻譯小說也不是從張稚廬才開始的，《伴侶》第3期已經開始登載同樣由奈生翻譯的〈她才明白〉。在雜文上，《伴侶》第4期刊登了由「記者」撰寫的〈關於司徒喬及其肖像〉，和他自己撰寫的署名稚子的〈茶花女與蘇曼殊〉一文，文藝味有所增加。次期即第5期，即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商業欄目「初吻號」。《伴侶》的文藝化，是從1929年1月的第8期才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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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的發刊詞置於第一期的首篇，題為〈賜見〉，署名「同人」，篇幅不長。〈賜見〉開頭說：「我們執筆者――不問其為寫書的或是寫字的――都是徘徊於十字街頭的青年。」然後有一段括弧解釋，「這『十字街頭』四個字，新近給人家用膩了，可是為着下文總不免要提到象牙之塔的緣故，所以，在這裡，似乎不得不牽來一用。」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想必知道作為《伴侶》發刊詞的關鍵字的「十字街頭」與「象牙之塔」的來源，那就是後期創造社的「小夥計」葉靈鳳和潘漢年主編的《幻洲》（1926.10～1928.1）半月刊。此刊分上、下兩部，上部「象牙之塔」，葉靈鳳主編，專載文藝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載雜文、述評。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家對《幻洲》有深厚興趣，平可在回憶中曾經提到：在萃文書坊所售的雜誌中，《幻洲》最吸引人，「謝晨光的作品幾乎每期都有發出。」（4）盧瑋鑾女士也曾談到：「謝晨光先生便覺得，他雖然自己在香港辦刊物，但總向上海的雜誌投入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才覺得威風。又如侶倫先生最早發表的小說便是由葉靈鳳在上海編的雜誌上登刊，他們的訂交也源於此。」（5）

〈賜見〉比較簡略，較能表達《伴侶》意圖的，是1929年新年號（第8期）的篇首〈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讀這篇〈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讀者不能不驚訝於編者對於當時中國大陸文壇的諳熟：

伴侶之出，原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大主張，也並非為的「忍不住」的緣故，只想「談談風月，說說女人，」作為一種消愁解悶的東西，給有閒或忙裡偷閒的大眾開開心兒罷了。倘還得扯起正正之旗，則「以趣味為中心」是更其明白而又較為冠冕的！

我們知道，文中的引號內的引文「忍不住」、「談談風月，說說女人」、 「以趣味為中心」等詞彙，指涉的是二十年代後期中國文壇的論爭，文中還有「時代的先驅」、「健康與尊嚴」等詞彙。《伴侶》完全是在新文學格局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的，不過它自覺遠離新文學寫實主義主流，而將自己歸於「談談風月，說說女人」、「以趣味為中心」一類。

在第1期談到「伴侶閒談」的由來時，編者有意比附現代文壇的「閒談」，「在中國，《現代評論》的『西瀅閒話』，《語絲》上的閒話集成，愛讀的人不也很多嗎？朋友們，不關黨國大計，何妨瞎扯一場，既非無所用心，至少賢於博弈。」 事實上，「西瀅閒話」及《語絲》上的小品都帶有不同程度的社會政治性，並經常引起文壇爭端，而殖民地香港的確沒有甚麼「黨國大事」，在非政治性和商業性這一點上，「伴侶閒談」才是真正的名符其實的。

《伴侶》將自己的創作定位在通俗小說，「我們相信現在中國的新文藝，總還沒有進到怎樣可驚的程度，你說願意送到大眾的面前，而大眾則還是全無所知，又何有於欣賞？在能力尚弱的我們，對於為大眾所需要的通俗文學的建設上，也想效點棉薄的微勞的……為了這個緣故，我們先就在每篇小說中加上一些插圖。」《伴侶》對自己很有信心，其信心來自於白話通俗小說和插畫這兩個特色，他們相信國內尚無這樣圖文並茂的文學期刊。《伴侶》第7期結後語〈再會〉有云：「繪畫與文學的聯結是必要的，要是文藝是獻給大眾的話；但是在國內許多出版物中，卻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這自然是給畫與文藝都還在幼稚時代的緣故，我們於是想走上這一條道路上了。」之所以走通俗化的路子，與香港環境不無關係，《伴侶》的編者並不諱言刊物為了生存而採用的商業定位：「也盡有許多刊物是新進作家合攏了來出版的，可是幾個能夠站得住腳的呢？別人的惡意的抨擊且不管，只經濟方面就足夠窘倒了。這卻教了我們留心到商業上應有的計劃和準備，雖則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有點商業化的樣子，但我們只要有良好的印刷和潔白的紙張來發表我們的東西，也希望它能夠長久持續下去，其它則不但不要緊，也管不來了。」（6）

《伴侶》上發表小說最多的是張稚廬，他以畫眉、張稚子為名發表了七篇小說，佔據了十四篇小說的半壁江山。張稚廬的小說，多以家庭為中心，夫婦衝突、愛情關係等，果然符合《伴侶》家庭刊物的定位。

愛情婚姻是小說最常見的主題。〈梨子給她哥哥的信〉（第9期）寫的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之愛，小說從妹妹梨子的角度寫哥哥結婚娶嫂那天的複雜心理。〈試酒者〉（第8、9期）的男主人公秋君則試圖抵抗「人造的愛情」，他已經在家裡和紋姑娘定了婚，然而不甘心，又在上海之行中喜歡上一個美麗姑娘雪青，並去四馬路買到兩冊新詩送給她。〈雨天的蘭花館〉（第3期）中男主人公呂芙則已經感到了婚姻的失望，「未婚時代只覺得肉是最可羨慕的，急急於打算着那些事，婚後我又看出靈的慰安消滅下去了。」

家庭衝突的題材也頗不少見。張稚廬在《伴侶》最早發表的小說是〈晚餐之前〉（第2期），小說寫青年作家孟雲靠寫作為生入不敷出，為想買一部《世界史綱》的書，當掉了妻子貝芬的金戒指，引發了衝突。較引人注意的，是寫父母與年輕一代的衝突。〈夜〉（第4期）寫卓八死了妻子之後，兒子要娶媳婦，他在內心裡卻想續弦。兒子娶了媳婦後，在房間裡的嬉笑，讓卓八很憤怒。反之，兒子對他想續房也很不滿意。如果說，〈夜〉寫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心理角力，那麼〈春之晚〉（第7期）則是寫女兒和媽媽再嫁之間的衝突。鹿媽在準備女兒阿鹿出嫁的同時，也悄悄準備自己的婚事。女兒阿鹿認為，媽媽再嫁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會影響自己的婚姻。鹿媽只好悄悄瞞着所有人。〈夜〉與〈春之晚〉是香港較早涉及鰥夫再娶和寡婦再嫁題材的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在《伴侶》上發表小說的，還有早期香港新文學代表作家侶倫。侶倫在《伴侶》第5期「初吻專號」上發表過〈試〉，不過這段情人間的對話僅是徵文，還說不上小說。在《伴侶》的目錄上，小說通常明確地用括弧標出，徵文作品並不在其列。侶倫在《伴侶》上發表的小說大作，是〈殿薇〉，這篇小說連載了6、7、8、9四期。這是一篇多角戀愛的小說，寫女主人公殿薇周旋在三個男朋友子菁、若昭和心如之間，三個男人都在追殿薇，而後者卻輕鬆地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這篇小說的題材有點像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不過侶倫仍然只是停留在多角戀愛的表面，寫殿薇巧妙處理三個男朋友的關係的得意心理，而沒有像丁玲那樣深入剖析莎菲的心理糾結，從而開拓出女性主義的主題。

整體來看，《伴侶》題材顯得較為狹窄，較多停留於生活表面，熱衷於青年人所糾結的愛情家庭本身。從技巧看，有的很簡陋，有的初具規模，在結構上有所經營，對於人物心理也有所開掘。從技巧上看，《伴侶》小說受到葉靈鳳小說的影響。盧瑋鑾曾提到：「我們看《幻洲》時期（1926年10月～1928年1月）或三十年代中葉以前的葉靈鳳作品，就不難發現侶倫初期小說有着極濃厚的葉氏影子。他們取材，對女主角的個性描繪，小說氣氛的營造，和愛情的悲劇性結局，竟有形影之迹。」侶倫是早期香港作家中最為出色的，其他作家還不如侶倫。有關於《幻洲》對《伴侶》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從《伴侶》第9期的讀者來信（《伴侶通信》）中找到一點佐證。同樣是香港早期新文學作家的龍實秀在給《伴侶》的來信中，批評了刊物作品「只曉得要求詞美麗，但內裡情緒空虛」的問題，並認為這種傾向來自於《幻洲》的影響：「我以為這是學幻洲派的葉靈鳳騰剛等所致的流弊，這裡許多青年愛好他們的文章。葉靈鳳輩的作品已經算是纖小了，他們壞得更壞呢。先生看出這是毛病，我很同情。」

對於香港本土的本土性，《伴侶》小說的表現也太明顯。很多小說看不出明顯的背景，有的是大陸背景，如意蘭的〈誰適〉中男女主人公淑卿和碧魂戀愛故事，就發生在南京和上海。稍稍例外的，是玄玄的小說〈船上〉（第8期），小說開頭有云：「1928年秋天的一個正午。來往香港和九龍半島的天星公司的小輪船『X星』號剛才離開了碼頭從香港過尖沙咀，船上擠滿了從洋行寫字樓放午假退出來的搭客，把全船的座位幾乎佔滿。」接着，小說花了大段的篇幅詳細描寫船上的港人的心態。他要描寫的三個主人公就在客流之中，可惜的是，這三個人的對話仍然走上了愛情糾葛的主題，與前文大篇幅描寫的香港都市性並無軱轕。

《伴侶》似乎並未特別注意香港，而是放眼於中國大陸，第8期《伴侶》新年號上〈新年大頭說點願意說的話〉一文開頭就向四萬萬中國人民問好：「陰暗的寒雲都消散了，民國十八年的到來，也許同時把幸福的贈禮都帶來，帶來了四萬萬份了罷――盛哉觀也！」並希望中國讀者喜歡《伴侶》雜誌，「祝福《伴侶》成為全國的伴侶！」第9期，〈伴侶‧再會〉就已經在歡呼《伴侶》在大陸的成功了：「從這1929年起，《伴侶》的足迹走遍了全國了！」沈從文在給《伴侶》的信中也說：「從文希望《伴侶》能漸進為全國的《伴侶》。」（第9期〈伴侶通信〉）

《伴侶》熱衷於約請上海的新文學作家。不過，作為一個藉藉無名的香港刊物，他們能約到的新文學作家稿件寥寥無幾，這裡面最引人矚目的是沈從文。如上所說，《伴侶》和國內新文壇發生關係，主要通過畫家司徒喬。沈從文（筆名甲辰）在《伴侶》第7期首篇所發表的恰恰是〈看了司徒喬的畫〉。沈從文與司徒喬是早年的朋友，後來沈從文曾寫過〈我所見到的司徒喬先生〉，回憶他們的友情。《伴侶》第7期在沈從文這篇文章後面，又刊登了司徒喬本人的一篇長文〈去國畫展自序〉，兩篇文章相互呼應。來自國內新文壇的沈從文等人的文章，給了《伴侶》很大鼓舞，這期結語〈再會〉有云：

甲辰君的稿是從北方寄來的，他的名字是我們所熟知的了，尤其是他的長篇創作「阿麗思中國遊記」出版之後。他來信答應我們繼續寄些短篇來，這個沉寂到知名的南方文壇，怕將會有個熱鬧的時期的到來吧！北方的朋友也不遠數千里的給通點聲氣，難道這兒的朋友反而可以守着寂寞，那是決不會有的事罷！朋友們，我們要唱出一曲為大家所需要傾聽的歌，來打破這四圍的死靜的空氣。

沈從文後來也專門給《伴侶》寫信，「伴侶將來諒可希望大有發展，但不知在南洋方面推銷能否增加？從文希望伴侶能漸進為全國的伴侶。」（7）從「希望伴侶能漸成為全國的伴侶」一段看，沈從文回應了《伴侶》在國內文壇定位的相法。不過從他關注《伴侶》在南洋方面的銷售情況看，他還是注意到了《伴侶》之作為香港刊物的特殊性。

據侶倫記載，香港的陳靈谷曾去上海拜訪創造社和太陽社，「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是由香港來的文藝界青年，我們是無名的，但是我們願意跟前輩們學習……」這事被當作文壇消息登在上海一本雜誌上面，引起了香港文學青年的振奮。「因為『香港文藝界青年』這字眼第一次在國內的文壇消息中出現了。」（8）由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香港新文學青年對於上海文壇的追隨。

【註】：

（1）      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寫於1966年7月，開始發表於1966年8月《海光文藝》第8期上，七十年代後期又刊於《大公報‧大公園》的「向水屋筆語」專欄中，《向水屋筆語》一書由香港三聯書店於1985年7月首版

（2）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第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版

（3）      楊國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香港文學》1986年第2期，總第14期

（4）      平可〈誤闖文壇敘憶〉，《香港文學》第2期，1985年2月5日

（5）      同（2），頁6

（6）      同人〈願意說的話〉，《伴侶》第8期（1929年1月1日）

（7）      〈伴侶通信〉，《伴侶》第9期（1929年1月15日）

（8）      侶倫〈島上的一群〉，《向水屋筆語》，頁33～34， 香港三聯書店於1985年7月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