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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芝:席慕蓉詩風格論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9月號總第381期

子欄目:文學評論專輯

作者名:

1  緒言:席慕蓉現身詩壇的意義

席慕蓉(1943~)詩作出現於1970年代末,廣為人知的〈一棵開花的樹〉發表於1980年10月4日,讀者轟傳的詩集《七里香》、《無怨的青春》,分別出版於1981年及1983年。相較於許多1950年代出生,早於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出詩集的詩人,她的發表算是晚的(1)。但也正因為晚而擁有更充足的時間,醞釀詩情、孕育詩思,鍛煉表意工具,使她一出發即擁有自己的語言風格,以「瞬間即永恆」的愛情觀,及無盡追悔、探求的生命意境,攫獲讀者的心。「席慕蓉現象」當如何認知?其抒情衝動所挾帶的感染威力,雖擁有大量讀者,但在八十年代的台灣詩壇並未被充分接受。如果她的創作未經後續拓展,席詩的評價必然受限,不能成為代表性詩人。

論1980年代以前代表性女詩人,應屬陳秀喜(1921~1991)、蓉子(1928~)、林泠(1938~)與敻虹(1940~)為前茅。

陳秀喜的〈覆葉〉(1972)、〈棘鎖〉(1975),蓉子的〈青鳥〉(1950)、〈一朵青蓮〉(1968),林泠的〈阡陌〉(1956)、〈清晨的訪客〉(1968),敻虹的〈我已經走向你了〉(1960)、〈水紋〉(1960),都久經傳誦(2)。但她們詩的主題並不全然是愛情。陳秀喜與蓉子對女性意識的開掘,林泠對現代知性的鎔鑄,敻虹對超凡聖境的禮讚,都超出了生活「常態」。但因追求深邃,詩思未必平易近人。相對來看,席慕蓉第一階段的詩既是她自己的情感體會,也扣合了大眾情感的抒發,以一種低姿態顯得更平易、親切。當晦澀的詩風退潮,直露的現實書寫又未必能打動人心,原先領銜的女詩人步履趨緩甚至停滯之際,席詩適時出現,對讀者具有詩歌代言者的地位。

 

2  評說席慕蓉早年創作的抒情詩

傾訴,是席慕蓉抒情詩的主要作法,以第一人稱「我」發聲,讓第二人稱「你」受話。以〈一棵開花的樹〉為例: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

 

……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3)

 

愛情是芸芸眾生的普遍經驗,此詩表現邂逅及令人悵惘的「錯過」,任何人讀了,都有設身其境恍如照鏡之感。翻閱《七里香》詩集,無處不迴盪着這等回身鑑照的幽幽傾訴:

 

「讓我與你握別/再輕輕抽出我的手/華年從此停頓/熱淚在心中匯成河流」(〈渡口〉)

「我曾踏月而來/只因你在山中/山風拂髮 拂頸 拂裸露的肩膀/而月光衣我以華裳」(〈山月〉)

「一直在盼望着一段美麗的愛/所以我毫不猶疑地將你捨棄/流浪的途中我不斷尋覓/卻沒料到 回首之時/年輕的你 從未稍離」(〈回首〉)

「你把憂傷畫在眼角/我將流浪抹上額頭/你用思念添幾縷白髮/我讓歲月雕刻我憔悴的手」(〈邂逅〉)(4)

 

將瞬間的情動凝塑成永恆的思念,使瞬間變成恆久。《七里香》如此,稍後出版的《無怨的青春》亦如此。這是席詩抒情的特色,卻因耽於一味,不免被視作局限。

同樣抒情,陳秀喜歌讚母性:「倘若  生命是一株樹/不是為着伸向天庭/只為了脆弱的嫩葉快快茁長」,女性無視於昆蟲侵食、狂風摧殘,不自甘萎弱;或雖萎弱卻全力找尋自我解放之路:「當    心被刺得空洞無數/不能喊的樹扭曲枝椏/天啊    讓強風吹來/請把我的棘鎖打開」。(5)

蓉子選擇意象,觀照本體:「有一朵青蓮    在水之田/在星月之下獨自思吟//可觀賞的是本體/可傳誦的是芬美 一朶青蓮」(6);或以問答客觀揭示:「青鳥,你在哪裡?//青年人說:/青鳥在邱比特的箭簇上。/中年人說:/青鳥伴隨着「瑪門」/老年人說:/別忘了,青鳥是有着一對/會飛的翅膀啊/……」。(7)

林泠的〈阡陌〉,雖以你、我開篇,但口吻不同,借物盪開(「有一隻鷺鷥停落」、「當一片羽毛落下」)(8)你與我合成「我們」,與物相映照,詩人在回憶中獨白而非熱烈傾訴予你。再看〈清晨的訪客〉:「他看來多瘦/衣衫敝舊/頰上的灼痕,約莫是/黯淡了些;輕輕地,他說/這回只是路過,不能久留/可以喝一杯,若是有/薑湯,或苦艾酒。」(9)情感隱藏在戲劇場景中,角色的形貌突出,身世、境遇也可猜測,「我」不站在前頭,不主動發聲而只低調被動相應。

敻虹的〈我已經走向你了〉(10),受話對象雖是「你」,但詩人不像在傾訴,反倒像是對自我生命的認知,說話者本人成為詩的主題,凸顯女性主體、女性主動爭取愛情的力量,與席詩的委屈幽怨,形成兩種不同質性。再以〈水紋〉的後半為例:「忽然想起你,但不是此刻的你/已不星華燦發,已不錦繡/不在最美的夢中,最夢的美中//忽然想起/但傷感是微微的了,/如遠去的船/船邊的水紋」(11)從前的情深已因開釋而化解其苦。經此轉折帶出了另一種領悟,讀者如不能體會從前與此刻的不同,不能體會「已不星華燦發,已不錦繡……」的意涵,感受就會降溫。

回顧1980年代席慕蓉詩,單一味印象不僅因單一傾訴,還與慣用下列句式有關:

 

無法……於是……

儘管……仍然……

可是……已經……

其實……也不過是……

如果……那麼……

而今……卻又……

 

她筆下也時常用「忽然」、「難道」、「如何」、「為甚麼」、「終於」、「一切」、「無論」等詞語,傳達質疑、叩問、命定的領受,無悔的愛戀(12)。這種本真書寫,確如沈奇所說,是席慕蓉詩性生命的儀式,「使之憑生一種可信任的親近之感而生發綿長的閱讀期待」(13),深情固然無疑,可惜向度不大。截至2002年出版的《迷途詩冊》,二十年來席慕蓉抒情詩的樣貌沒有太大變化,更說明詩人的體性使然,難可翻移。(14)

大眾欣賞的席詩偏向守常,守常的價值在:使詩的根土不致被那些散緩隨興、浮詭拼湊、缺乏詩意的偽作掏空,「守常求變」絕對優於苟異求怪。席慕蓉對台灣現代詩發展的意義在此。

 

3  原鄉書寫開啟席詩敘事新頁

查〈席慕蓉年表〉(15),她出生於四川重慶,時當中日戰爭時,1948年在南京入小學,1949年舉家遷至香港,1954年再遷來台。蒙古只是血緣(父為察哈爾盟明安旗人,母為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人),席慕蓉如何認定蒙古是有價值的地方,當然源自父母養育、血緣所在這一心靈焦點。

收在《無怨的青春》中的〈樓蘭新娘〉,與考古事件有關,刻畫的主題是愛情,而非故土之思,何況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並非蒙古高原。席慕蓉詩寫蒙古,絕對要到中國大陸開放,她與故鄉族人開始聯繫,實踐歸鄉準備時,那是1987年底,以《邊緣光影》中的〈交易〉、〈烏里雅蘇台〉、〈祖訓〉,和《在那遙遠的地方》中的〈狂風沙〉、〈鷹〉為代表(16)。這時候席慕蓉筆下出現了北方「草原」、「莽林」的意象:

 

風沙的來處有一個名字/父親說兒啊那就是你的故鄉/長城外草原千里萬里/母親說兒啊名字只有一個記憶(17)

我只是想再次行過幽徑 靜靜探視/那在極深極暗的林間輕啄着傷口的/鷹(18)

我今天空有四十年的時光/要向誰去換回那一片/北方的 草原(19)

從斡難河美麗母親的源頭/一直走過來的我們啊/走得再遠 也從來不會/真正離開那青碧青碧的草原(20)

 

強烈的思鄉之情逼出身心乖離之痛──心雖未離開那片草原,身體畢竟離開了。1989年9月待她重履斯土,以後一次又一次返鄉,親自探看,也蒐尋文獻、訪問耆老,滄桑之感爆發,抒情無以承載、無法表達的,她用散文記敘,《我的家在高原上》(1990)、《江山有待》(1991)、《黃羊‧玫瑰‧飛魚》(1996)、《大雁之歌》(1997)、《金色的馬鞍》(2002)、《諾恩吉雅──我的蒙古文化筆記》(2003)、《寧靜的巨大》(2008)、《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2013),總計數十萬言,我們隨處可讀到席慕蓉為那高原上的生命、族人的堅忍精神,所抒發的悲慨,她終於將生命血緣的原鄉化成了文學書寫的原鄉。

《諾恩吉雅》一書附錄的〈閱讀蒙古──小書單〉(21)顯示:她不是一時的走踏,是長久的尋索;不是輕鬆的掠影,是揪心的研究。她不只是一點一滴有計劃地架構個人的原鄉,更希望島嶼上的讀者認識她高原上的同胞。書單包括:札希斯欽的《蒙古文化與社會》、《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波斯史學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 A.)主編的《史集》(蒙古史),馮承鈞翻譯瑞典學者多桑(C. D’ohsson)的《多桑蒙古史》,法國教士柏朗嘉賓(J. Plan Carpin)的《蒙古行紀》及魯布魯克(William Rubruk)的《東行紀》,沙海昂(A. J. H. Charignon)註的《馬可波羅行記》,札木蘇烏蘭傑的《草原文化論稿》,還有兩本研究蒙古宗教與神話的著作。全都是部頭不小、涵義深刻的書。2002年席慕蓉出版《金色的馬鞍》,親繪〈蒙古帝國疆域略圖〉、〈蒙古文化疆域略圖〉,傳揚「蒙古學」的心情更清晰可感。

在席慕蓉以散文書寫原鄉的同時,她的詩筆也開展了新頁,論體幹之健康、血肉之豐盈,當然超越了1989年以前的作品。生命的改變,確實迎來風貌的改變。2002年她聽蒙古歌手演唱蒙古長調,寫成〈我摺疊着我的愛〉。這首詩先是收在2003年出版的《諾恩吉雅:我的蒙古文化筆記》,2005年略為修正,收進新詩集,且以此題作為書名:

 

我摺疊着我的愛/我的愛也摺疊着我/我的摺疊着的愛/像草原上的長河那樣婉轉曲折

我隱藏着我的愛/我的愛也隱藏着我/我的隱藏着的愛/像山嵐遮蔽了燃燒着的秋林

我顯露着我的愛/我的愛也顯露着我/我的顯露着的愛/像春天的風吹過曠野無所忌憚

我鋪展着我的愛/我的愛也鋪展着我/我的鋪展着的愛/像萬頃松濤無邊無際的起伏

 

詩後加註:「2002年初,才知道蒙古長調中迂迴曲折的唱法在蒙文中稱為『諾古拉』,即『摺疊』之意,一時心醉神馳。」(22)

類疊的筆法有時會落入單調的窠臼,這首詩卻因意義的開合,先是「摺疊」,隨之「隱藏」,而後「顯露」,進而「鋪展」,使情意綿密曲折。「我」與「我的愛」互為主詞,更衍生「我的囗囗着的愛」,三種語調相互追逐,產生繚繞迂迴、反覆迴響的音效。

這種聲情表現,與其生命體認、心靈觀照的改變有關,從一廂情願的抒情傾訴,轉成辨別、追究的感思。如要舉示範例,《邊緣光影》以〈蒙文課〉為代表,《迷途詩冊》以〈父親的故鄉〉為代表,《我摺疊着我的愛》以〈紅山的許諾〉為代表,《以詩之名》以〈夢中篝火〉為代表,分別作於1996、2000、2002、2010。顯見這是漫長的改造,席慕蓉不再依賴「忽然」、「原來」、「如何」、「終於」這樣的席式慣用詞,她的詩從纖柔變得壯美起來。雖然纖柔與壯美就境界言,無分高下,但就一個詩人的歷程看不能不求變,就風格言,更是不能只有單一面貌。放下「古典」模式的抒情,她寫心中活生生湧動的、讓她忍不住淚下的「當下」風物。

所謂當下風物,不單指具象景物,語言、習俗也是。〈蒙文課〉(23)說:

 

斯琴是智慧 哈斯是玉

賽痕和高娃都等於美麗

如果我們把女兒叫做

斯琴高娃和哈斯高娃 其實

就一如你家的美慧和美玉

 

這一節的斯琴、哈斯、賽痕、高娃,是蒙古語譯文,具有清新的聲音感與聯想義。緊接着第二節的額赫奧仁、巴特勒、奧魯絲溫巴特勒,第三節的鄂慕格尼訥、巴雅絲訥、海日楞、嘉嫩,第四節的騰格里、以赫奧納、呼德諾得格,以及嗣後出現的俄斯塔荷、蘇諾格呼、尼勒布蘇,共十七個語詞,在席慕蓉強烈情感驅遣下,繫連了生命的希望、族群的壓迫、草原的毀壞:

 

風沙逐漸逼近 徵象已經如此顯明

你為甚麼依舊不肯相信

 

在戈壁之南 終必會有千年的乾旱

尼勒布蘇無盡的淚

 一切的美好 成灰

 

「千年的乾旱」像是天譴,實是人為──錯誤的政策、錯誤的作為。據席慕蓉散文記述,呼倫貝爾草原上,原有四條廣大的沙地樟子松林帶,然而在無情的、無知的砍伐,其中三條林帶已變成「沙帶」(24)。「用農業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到遊牧民族的草原上去開荒,是最恐怖的自我毀滅」(25)。「當一千七百萬農耕的漢人源源湧入,帶着農業社會裡『深耕勤耘』那不變的真理,帶着他們的鋤頭來把那一層薄薄的土壤翻犁過之後,底下暴露出來的,是無窮無盡的細砂,細砂一旦翻土而出,所有的草籽就從此消失,永不再生長。有些地方土層厚一點,也許可以支持個三、五年,但是最後的命運依舊會和別的地方一樣。可是,除此以外,這一千七百萬人也沒有別的更好的求生方法,只好在瘡痍滿處的大地上不斷一鋤一鋤地向末路掘去。(26)

〈蒙文課〉詩中有兩節以楷體放在括號中的「敘述」,穿插在三、四節與五、六節之間:

 

(當你獨自前來 我們也許

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

為甚麼 當你隱入群體

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

 

(當你獨自前來

這草原可以是你一生的狂喜

為甚麼 當你隱入群體

卻成為草原夢魘和仇敵?)

 

思索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個體是善良的,群體則是互相對立的),關切的是草原的命運而非私人際遇。一如〈父親的故鄉〉(27),筆觸不在於對父親之思,但提升到對父親心中的故鄉之思,即另闢蹊徑地寫出更深沉廣大的情感:

 

父親是給我留下了一個故鄉

我卻只能書寫出一小部分

是那樣不成比例的微小啊

 

縱使已經踏上了回家的路

卻無人能還我以無傷的大地

 

這首詩的起頭,「我把父親留下的書都放在/我的書架上了/當然 只能是一小部分/父親後半生的居所在萊茵河邊/我不可能/把他整個的書房都搬回來」,語言看似平淡,卻有家常性、現場感。第三節與第六節以「加法」、「減法」的意象,表現心情與現實,既是情境對比,又有邏輯意趣,於是敘事語言產生了掩映美感。故鄉之所以成為席慕蓉心靈焦點,因為是價值和意義的來源,此價值意義從何而來?當然是從父母。從護育的意義上看,「故鄉」與「父母」是可互換的意象,兩個概念前後頡頏,形成一種無以名狀的感傷。這一歧義使客觀描述具有言外之意,成為詩性敘事。

1990年代以後,席慕蓉很多詩作與散文互文。她走在故鄉,接觸的人事見聞及歷史文化補課吸收的知識,不是抒情的筆能交代清楚的,迫不及待的傾吐渴望,使她寫下了以《金色的馬鞍》為代表的文集,新事物大大增添了席慕蓉的語彙,新經驗翻新了她的思想情態,她的詩筆自然包容了許多語意連貫的敘事句。以〈紅山的許諾〉(28)為例,第一節:

 

左臂挾着獵物 右手中

握有新打好的石箭簇

寬肩長身 狹細而又凌厲的眼神

我年輕的獵人正倚着山壁 他說

來吧 我在紅山等你

 

這是一幅人物素描,臉、手、身形,局部映現以後,一個年輕獵人的身份、姿態才正式照面,「他說/來吧 我在紅山等你」,「他」與「我」的關係為何?「紅山」這地名又有何特殊?他為何要等?等甚麼人?敘事學中有「懸念」(suspense)法,這位等人歸來的紅山獵人的低喚,像是一道神諭。「獵人」不是詩人描寫的目的,只是描寫的手段,目的在最後一節:

 

如果我從千里之外跋涉前來 只是因為

曾經擁有的許諾 今生絕不肯再錯過

如果我從千里之外輾轉尋來

只是因為啊

有人 有人還在紅山等我

 

到了最後一句解答,懸念的焦慮才解除。詩後註記「寫於紅山、牛河樑歸來之後」,「紅山文化是北方原野上發生的史前文化」,牛河樑為紅山文化遺址,席慕蓉〈紅山文化〉(29)一文,從出土器物、女神像、積石祭壇、地理環境諸多因素,辨明紅山文化是遊牧文化。這首詩的題旨是鄉情、鄉思,所以第一節的敘事情節,是故鄉呼喚的情感所賦予的。再看〈夢中篝火〉(30),敘事技法多層次,以楷體呈現括號中的聲音,像是出自一位隱含作者,而與表明是「我」的敘事者,形成兩種基調,兩種敘事準則:

「我心空茫 無處可以置放/與你擦肩而過 在每個角落/你 卻不一定能察覺到我」,第一節是敘事者「我」的感嘆,察其副題得知「你」是鄂爾多斯草原的一位老牧民。整首詩有四節(二、四、七、九)置放在括號中以楷體標示,若接排在一起,除了鄂爾多斯那一行詠嘆,很清楚是在敘說鄂爾多斯人的滄桑境遇,他們被迫改變居所、作息:

 

(把草原已經交給國家了

大家都說 這是為了環保

城裡又給蓋了房子 多好)

 

(草原上僅剩的幾戶牧人

僅剩的幾群羊 如今也只准圈養

夜裡有時偷偷放出來吃幾口新鮮草

遠遠望去 那牧人和羊

腳步都變得鬼鬼祟祟的 令我心傷)

 

(多少首歌裡惦念着的鄂爾多斯啊!)

 

(進了工廠的孩子總是挨駡

說他吃不了苦 說他不求上進

說他懶散 可是

有誰知道他昨天在牧場上

還是遠近知名的 馴馬好漢)

 

「大家都說」,是決策者說,也可能是旁觀者說。夜間偷偷放牧的事及孩子在工廠不適應的事,也來自他人敘述。這一條敘事線提供給敘事者最深的感受,「城裡又給蓋了房子 多好」,是悲涼的反諷,是遊牧文化悲劇的預兆,果然「牧民們開始猜忌/羊群的習性也變得極為怪異」,昔日勇健的孩子而今形同囚犯。敘事出之以意象及音韻的經營,就能兼融抒情之美:

 

在戈壁之前

東從大小興安嶺 西到陰山到賀蘭

幾千年綿延的記憶在此截斷

無論是蒼狼還是雄鷹 都已經

失去了大地也失去了天空

只剩下 那還在惶急地呼嘯着的

天上的風

 

這一節且不說句中相互叩應的地物,光看句末的南、蘭、斷互押,嶺、鷹、經、空、風互押,加上「西到陰山到賀蘭」、「失去了大地也失去了天空」的複遝,韻律迴盪不已。注音符號的ㄢ與ㄥ相鄰,在現代讀音中也起共鳴共振的效果。

席慕蓉詩的音感極強,任舉一首都可為例。「蒼狼」、「雄鷹」、「風」,及形容篝火為「那如絲綢一段光滑的燃燒着的火燄」的意象,合成一種流利飄盪的思緒。召喚不回現實,只能召喚夢境,空茫的現實與溫暖的夢境對照出巨大的失落之情。如果沒有敘事骨架,抒情無法沉鬱。而此敘事又因經驗真切、感覺充溢而自然流露、無法割捨。席慕蓉詩藝的鑽深拓寬由此可見。

在另一篇散文,她也提及篝火:

 

在這潮濕的島嶼上,所有的冬衣全都出籠了。而我還特別想喝一點酒,想燃起一堆篝火,想在篝火旁藉着微醺的醉意唱幾首歌……(31)

 

篝火不滅,歌聲就不滅。情懷不同,新世紀席慕蓉唱的歌,已經是截然不同的歌了。

 

4  「英雄組曲」作為敘事詩代表

追蹤席慕蓉創作發展的人,對〈丹僧叔叔──一個喀爾瑪克蒙古人的一生〉(32)一文,定有印象。因為那不僅是一篇生動的人物特寫,更是一篇有關蒙古部族、地理、歷史、信仰,聚焦在一個長輩身上的故事。席慕蓉花一萬多字篇幅仔細書寫,固然因這人的遭遇是她切身所感,更因這人一生彷彿蒙古族人縮影,具有民族史詩的格局元素。喀爾瑪克蒙古人那段史實,數度出現在不同文章中,情理亦相同。

蒙古史詩《江格爾》之所以為席慕蓉讚嘆,也因那是從痛苦不幸中塑成的一個民族的渴望、夢想。

 

十五到十七世紀初葉,《江格爾》的主要架構與核心內容已經大致形成,那也正是蒙古民族各汗國、部隊分裂割據的戰國時代。連年爭戰所引起的痛苦和不幸,使得人民渴望有勇敢的英雄,聖明的君王,可以帶領大家度過一切困難,重新得回那和平安樂的家園。

史詩正如明鏡,反映出人民的渴望與憧憬:寶木巴地方的主人是孤兒江格爾,他剛剛兩歲,蟒古斯(惡魔)就襲擊了他的國土,使他成為孤兒,受盡人間痛苦,幸好有神駒、十二名雄獅大將和六千名勇士的竭誠相助,終於能夠將劫難一一化解,建立起輝煌的汗國。(33)

 

席慕蓉引述俄國作家果戈里(N. V. Gogol-Yanovski, 1809~1852)的話,說蒙古人最愛的英雄故事就是《江格爾》(34)。七十幾部、十幾萬行的口傳經典《江格爾》,優秀的演唱者憑驚人的記憶力可以完整唱出。席慕蓉受邀朗誦自己的詩作時,全以背誦不看稿的方式,想來也是受到這一民族傳統的魅力感召。《江格爾》的創作者是衛拉特部人,「衛拉特」是一個部族名稱,其中之一的土爾扈特部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也就是後來〈丹僧叔叔〉文中的喀爾瑪克人。

瞭解了上述資料,再來思考席慕蓉的《英雄組曲》(〈英雄噶爾丹)、〈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三長詩,更容易瞭解其創作動機、創作方法。我們不能說〈英雄噶爾丹〉、〈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是史詩,因它並非一個歷史時代的全景反映,但確實可說它是三首長篇敘事詩(最短的都有一百六十四行),講述三位蒙古英雄,借鑒史實傳說,既融合了抒情筆法,又兼顧了口誦文學節奏明朗的特點。它是席慕蓉投注二十年心血,認識蒙古歷史及現實之後,對民族文化的獻禮。讀者不能以強調內景挖掘的現代主義詩作來論這詩。「英雄組曲」是要敘事的,須自繁雜的事蹟中取擇,在紛亂中抽繹出一條脈絡。

這三首詩所歌詠的人物,都是真實人物,所敘之事也是足為榜樣的事。史書對此固有記載在先,但只是本事而已(35)。寫成結構完整的詩,有賴詩人於粗疏的故事間隙,增添情節。本事是實際發生的,情節是創作者特意安排順序、選擇口吻、賦予意義的表現。

〈鎖兒罕‧失剌〉表現的是英雄的遇合,而更高的題旨則是向「命運」致敬:「所謂歷史的必然,其實是源起於無數的偶然」(36)。開篇像楔子,說鎖兒罕‧失剌(生卒年不詳)原本置身於暗黑的觀眾席,不料歷史的光邀他走上舞台。緊接着,按較早時間(少年鐵木真被泰亦赤兀惕人拋棄,視作眼中釘,擄捉套上枷)、過去時間(鐵木真夜逃,泰亦赤兀惕人追捕,鎖兒罕‧失剌三度伸出援手掩護欺敵)、現在時間(鎖兒罕‧失剌容留鐵木真,協助他脫離風險)、將來時間(鐵木真領導的龐偉帝國即將登場)鋪排。儘管我們將時間序列分割為四,但席慕蓉說的是「那一夜」的故事,場景入到詩來仍以「現在進行式」出現,例如較早時段的「如今 又非要把他擄捉過來」,過去時段的「此刻/卻只見一群帶着醉意的泰亦赤兀惕人/腳步踉蹌」、「鎖兒罕‧失剌/就像是此刻 你也有些後怕」(37),都在眼前示現。如此使文本生動,正是文學與非文學、「故事――時間」與「話語――時間」的不同(38)。敘事學所謂的話語,指完整表達情感思想的語言文字。

席慕蓉的詩向以音聲和諧著稱,這首長詩也是,沒有哪一節的韻腳不是特意選擇,交響交叩的。

 

少年雙眸晶亮 如劍鋒上的冷冽光芒

與你對視 毫不畏怯也不顯慌張

你打心裡疼惜這孩子

想他和自己的兒女是差不多的年紀

怎麼就陷入如此兇險的境遇

於是 你假裝往前繼續邁步

卻把自己心裡的同情 輕聲向他說出(39)

 

「亮、芒、張」,「子、紀、遇」,「步、出」三組聲音遊走迴響。比起詩中引自《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的「對話」,明顯有聲音上的詩意:

 

「你們泰亦赤兀惕官人們啊!

白天把人逃掉了,

如今黑夜,我們怎麼找得着呢?

還是按原來的路迹,

去看未曾看過的地方回去搜索之後

解散,咱們明天再聚集尋找吧。

那個帶枷的人還能到哪兒去呢?」(40)

 

雖然這段對話也能發覺「逃掉、找得着、尋找」的音韻對應,但原來的秘史書寫未嘗着力於此。《蒙古秘史》究竟是文學還是歷史?後人因而頗有爭議(41)。反觀席慕蓉對敘事形式、詩的美學,確實是着力的,有時更調動虛字「吧」、「哪」來幫忙傳達聲情:

 

鎖兒罕‧失剌 在回家的路上

你對自己還算滿意吧

真不知道是從何處借來的膽子

呵呵 你在心中暗笑

還敢去指揮那些官人們哪

也罷 也罷

 

韻律的控馭需靠才情,查探詩人是否具備詩心,也可從韻律上求解。

鎖兒罕‧失剌是鐵木真的救命恩人,沒有他恐怕就沒有後來的成吉思汗了。至於哲別(?~1224)則是蒙古帝國第一猛將,驍勇善戰,助成吉思汗伐金、戰勝西遼,西征花剌子模、波斯、阿拉伯,以至於斡羅思(俄羅斯)。早先,哲別原是依附泰亦赤兀惕人而與成吉思汗為敵,曾在遙遠山嶺放出一箭,射死成吉思汗的戰馬,後屈身投降,「成吉思汗惜其驍勇,又嘉其誠實不欺,赦而不殺,復委以重任」(42),為其神射功夫而賜名「哲別」予他,哲別是箭頭的意思。後來哲別在蒙古帝國大疆域的征伐中,果真創造箭頭的功績。

席慕蓉的〈英雄哲別〉主要筆墨用在描寫哲別(原名「卓日嘎岱」)的武藝才略、英雄與英雄相惜的氣度,略去戰場劫掠、焚燬屠殺的殘酷史實(43),只強力歌詠哲別與成吉思汗的肝膽相照(建立在1206年至1224年西征摧枯拉朽的彪炳戰功中),從而揭示了身為蒙古人的主體立場、情感態度。這可視為她對強勢民族或「漢族本位心態」言談、書寫的反撥(44)。《金色的馬鞍》中的〈「中國少數民族」〉和《黃羊‧玫瑰‧飛魚》中的〈仰望九纛〉,都可見她的困惑與憤怒;《金色的馬鞍》代序文特別提醒注意一個民族的心靈層面,不能被忽略:

 

在東方和西方的史書上,談到從北亞到北歐的遊牧民族,重點都是放在連年的爭戰之上,至於這些馬背上的民族對於文化的貢獻,大家通常也認為只是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而已。

很少有人談及這些民族所擁有的心靈層面,也很少有人肯承認,其實,在東西方的文化史中,遊牧民族獨特的美學觀點,常是源頭活水,讓從洛陽到薩馬爾罕,從伊斯坦堡到多瑙河岸,甚至從波斯的都城到印度的庭園,所有的生活面貌都因此而變得豐美與活潑起來。(45)

 

〈英雄哲別〉彰顯精神美學、信仰美學,聚焦於晴空下飄揚的戰旗「阿拉格蘇力德」(46),「在我們古老的薩滿教信仰裡,英雄死後,靈魂不滅,成為他的部族的保護神。而那永恆不滅的英靈,就盤桓在他的蘇力德之上。」(47)這首詩的情節生動,得力於對英雄人物的心理描繪:哲別於對陣中不能不射出那驚天一箭,但他心中實有敬意,乃將瞄準中心稍稍往外移。當他日後回答成吉思汗厲聲相詢,承認那箭是他射的,席慕蓉讓他如此出場:

 

帳中眾人驚疑靜默 不敢稍有動作

只聽見遠處曠野上風聲忽強忽弱

唯有一人從容出列 站定再行禮

是年輕的射手卓日嘎岱(48)

 

當成吉思汗賜他新名,令其統兵,全軍歡聲雷動,席詩說:

 

史冊裡記錄了這一場盛會

卻沒有描述 在聆聽聖旨的瞬間

英雄哲別所流下的熱淚

可汗 可汗是完全明白我的啊

他知道我並非貪生怕死之輩

並非示弱也並非投降

更非為了甚麼名聲的考量

我來 只為了投奔一位真正的領袖

誓願將我的一生 都呈獻給他(49)

 

這心理獨白,增添了敘事肌理的細膩。

另一首〈英雄噶爾丹〉寫十七世紀下半葉在北方草原叱咤風雲的準噶爾部首領,手法相同。反覆疊唱的聲韻、今昔交織的意象,將一位悲劇英雄矗立讀者眼前。

席慕蓉為甚麼要寫她的「英雄組曲」?因為她希望「努力從眾說紛紜的歷史迷霧中脫身/重新去尋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50),讓史實「一代又一代敬謹相傳」。(51)

這三首英雄詩當然有詩人的感情聲音,所謂移情作用,但更突出的是敘事情節──根據史實而發揮「現實效應」的想像,納入一條主敘事而展開。就主題而言,三首是同一性質,反映她所代表的蒙古人民的失落與渴望。如果不是源於這一憧憬、呼喚,不是為了蒙古民族發聲,席慕蓉未必敘事,她的詩風也就得不到如此轉折、推進。

 

5  結論:成就歸因生命現實的引導

「在這片土地上,歷史始終沒有走開。」席慕蓉說(52)。胡馬、大雁與蒼鷹的意象,草原、母語的困境,盛世失落的感傷,是她近二十年最深的情意結,也是詩文表現的核心。《以詩之名》完成三首英雄詩之後,席慕蓉已充分歷練過敘事筆法,2013年創作有關蒙古的抒情詠嘆〈伊赫奧仁〉(53),篇幅加長了(一百四十行),敘述更舒緩從容、更口語直白。她會擔心散文化嗎?不,因為融入了神話色彩,敘事者與薩滿對話,為她縈念的那塊土地注入深沉的感情與象徵。五度出現的「孩子 你錯了……」,是薩滿溫柔的開示。〈伊赫奧仁〉這詩於是可視為席慕蓉自我認知、解惑進行的儀式。蒙古以火祭祀薩滿,本詩一開頭就說「篝火終於重新燃起」,學會點燃篝火成為一鮮明意象:

 

有微弱的呼喚從何處傳來

聽 是誰

是誰在召喚着遊牧的子民

來吧 今夜我們不是就學會了

如何點燃篝火

在火光之旁 就別再含淚對望

來吧 且以這年輕的新生的火舌

點燃起屬於自己的古老信仰

祈求翰得罕‧噶拉罕

有着如紅絲綢一般面龐的

最為年輕的火燄之後 灼熱的

火母皇后啊

帶領我們去重新尋回

那看似渺茫的希望和方向(54)

 

這把草原上的篝火,給予席慕蓉龐沛的生命力道,這股動力引她從婉約邁向蒼茫雄渾。重回蒙古懷抱的席慕蓉,還是1980年代初寫《七里香》、《無怨的青春》的那位詩人嗎?2010年我寫過一則推薦她散文的話:「帶着歷史意識、壯遊的心,她的筆追根究柢,問身世、問國族、問天命,心搏如日光牽繫着遠方的高原,完成代表她的蒙古史詩」(55),此刻,閱讀席慕蓉詩的感受亦同。詩人已完全不同於1989年以前傾訴個人心曲的她。題材的開拓,果真帶來不同的表現手法!若問席慕蓉為何敘事?答案顯然是因生命現實的引導,當然也為她專注詩藝一心尋求突破有以致之。

  

 

【註】:

(1)      雖然少女時期的席慕蓉即在日記寫詩,1959年留有〈淚‧月華〉,1960年代留有〈月桂樹的願望〉、〈遠行〉、〈自白〉、〈命運〉、〈山月〉等詩,還曾以蕭瑞、千華的筆名發表過散文、小說,但正式以詩現身詩壇,要到1978年於《皇冠》雜誌開設詩畫專欄,才受注目

(2)      我刻意挑她們的抒情名作,來與席慕蓉詩對照

(3)      席慕蓉:《七里香》(台北:大地出版社,1981),頁38

(4)      同前註,頁42、54、56、60

(5)      陳秀喜:《陳秀喜集》(莫渝編,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頁45、83

(6)      蓉子:〈一朶青蓮〉,《千曲之聲:蓉子詩作精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64

(7)      同前註,頁5

(8)      林泠:〈阡陌〉,《林泠詩集》(台北:洪範書店,1982),頁32

(9)      同前註,頁116

(10)    敻虹:〈我已經走向你了〉,《敻虹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頁33~34

(11)    同前註,頁52~53

(12)    檢視《七里香》、《無怨的青春》,不難覆按

(13)    沈奇:〈邊緣光影佈清芬──重讀席慕蓉兼評其新集《迷途詩冊》〉,《迷途詩冊》,頁167

(14)    《文心雕龍‧體性篇》:「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15)    參見席慕蓉唯一官網https://www/booklife/com/tw/upload_files/web/hsi-muren/list.htm.

(16)    席慕蓉1987年1月出版的第三本詩集《時光九篇》,並無任何故鄉消息,完全沒有。早前《七里香》中的〈出塞曲〉、〈長城謠〉,詠歌的是一代人共同的情意結,不專屬席慕蓉。1949前後一大批軍民跨海來台,失鄉、懷鄉成為兩岸互通以前台灣當代文學最熱烈的主題。所謂鄉愁,一如她詩所言:「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模糊的悵惘/彷彿霧裡的揮手別離」

(17)    席慕蓉:《在那遙遠的地方》(台北:圓神出版社,1988),頁107

(18)    同前註,頁117

(19)    席慕蓉:《邊緣光影》(台北:爾雅出版社,1999),頁132

(20)    同前註,頁141

(21)    席慕蓉:《諾恩吉雅》(台北:正中書局,2003),頁180~183

(22)    席慕蓉:《我摺疊着我的愛》(台北:圓神出版社,2005),頁130~133

(23)    席慕蓉:〈蒙文課〉,《邊緣光影》(台北:爾雅出版社,1999),頁150~153。下文引述同一首詩,不另標示頁碼

(24)    席慕蓉:《諾恩吉雅》,頁144

(25)    席慕蓉:《金色的馬鞍》(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頁154

(26)    同前註,頁220

(27)    席慕蓉:〈父親的故鄉〉,《迷途詩冊》(台北:圓神出版社,2002),頁126~128

(28)    席慕蓉:〈紅山的許諾〉,《我摺疊着我的愛》,頁136~139

(29)    席慕蓉:〈紅山文化〉,《金色的馬鞍》(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頁36~39

(30)    席慕蓉:〈夢中篝火〉,《以詩之名》(台北:圓神出版社,2011),頁190~197

(31)    席慕蓉:〈篝火〉,《諾恩吉雅:我的蒙古文化筆記》,頁116

(32)    此文先收入《大雁之歌》(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97),頁143~177;後編入《金色的馬鞍》,頁256~277,部分內容又見同一書中的〈喀爾瑪克〉一文,頁88~90

(33)    席慕蓉:〈冬天的長夜〉,《金色的馬鞍》,頁86

(34)    席慕蓉:〈冬天的長夜〉,《金色的馬鞍》,頁90

(35)    以〈鎖兒罕失剌〉為例,參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鐵木真幼年時,曾為泰亦赤兀部人所擄。其部長塔兒忽台,別號乞鄰勒禿黑(Kerelnonc),此言恨人者,以枷置其頸。聞鐵木真荷枷時,有老嫗為之理髮,並以氈隔枷創之處。已而鐵木真得脫走,藏一小湖中,沉身於水,僅露其鼻以通呼吸。泰亦赤兀人窮搜而不能得,有速勒都思(Seldouze)人經其地,獨見之。待追者去,救之出水,脫其枷而負之歸,藏之載羊毛車中。泰亦赤兀部人搜至速勒都思人之宅,嚴搜之,且以杖抵羊毛中,竟未得。迨搜者去後,此速勒都思人以牧馬一匹並炙肉、兵器贈鐵木真,而遣之歸。其人名舍不兒幹失剌(Schébourgan-Schiré),後恐泰亦赤兀部人報怨,往投鐵木真。鐵木真不忘其德,厚報之。」此事另見《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三刷)第81節至87節,頁88~94

(36)    這是附在詩題旁的一句話

(37)    席慕蓉:〈鎖兒罕‧失剌〉,《以詩之名》(台北:圓神出版社,2011),頁256、257~258、265

(38)    Chatman, Seymour(西摩‧查特曼):《故事與話語》(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65~66

(39)    席慕蓉:《以詩之名》,頁260

(40)    這段話原載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第83節,頁90。席慕蓉逕引入詩中,見《以詩之名》,頁262

(41)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頁23

(42)    Barkhausen, Joaehim(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國史》,(林孟工譯,台北:中華書局,2008)頁90

(43)    讀者請參見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國史》中的征伐描述,自行覆按

(44)    學者胡亞敏說,主體意識的審美把握是揮之不去的,就敘事文本而言,無論是作品表現的人物事件還是作品所體現的主題,都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意味。參見〈論意識形態敘事〉,2013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45)    席慕蓉:《金色的馬鞍》,頁14~15

(46)    哲別將軍的軍旗,蒙文稱阿拉格蘇力德

(47)    席慕蓉:《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台北:圓神出版社,2013),頁62

(48)    席慕蓉:〈英雄哲別〉,《以詩之名》,頁241~242

(49)    同前註,頁245~246

(50)    同前註,頁252

(51)    席慕蓉:〈英雄噶爾丹〉,《以詩之名》,頁230

(52)    席慕蓉:《諾恩吉雅》,頁61

(53)    席慕蓉:《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頁91~99。此作雖收入散文集中,但據〈附記〉,作者確證其為詩

(54)    同前註,頁96

(55)    席慕蓉:《席慕蓉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頁11

  

陳義芝,1953年出生於台灣花蓮。高雄師大中文博士。現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曾獲中山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台灣詩人獎。應邀出席新加坡國際作家營、日本秋吉台國際藝術村。著有詩集《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等,論著《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