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20年10月號總第430期
子欄目：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與評論專輯
作者名：馬峰
回顧《香港文學》自1985年1月創刊至今的三十五年發展歷程，歷任總編輯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推介都極為重視，其一脈貫穿的國際視野已成為享譽全球的靚麗標籤。就世界華文文學的各大區域板塊而言，《香港文學》主打的當然是立足本土的香港文學，此外的第一重鎮當首推東南亞華文文學。借用劉以鬯先生在〈發刊詞〉中的「華文文學鏈」設想，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及港澳台文學之外，東南亞華文文學無疑是這條「文學鏈」中至為關鍵的一環。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會長駱明則有來自「東南亞環」的在地回應，「亞細安華文文藝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外重要的一環。亞細安文藝較之美加文藝的範圍更廣，歷史更久，接受面更廣，接受的人也更多。」（1）旅美學者陳瑞琳也發出「美加」回聲，「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令人可敬，主要是表現在他們所擁有的自身造血功能和努力在近親中吸取營養的品質。在相當艱苦高壓的環境下，他們一直在培養土生土長的華人作家，其貢獻卓著。」（2）歸結而言，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東南亞地區擁有世界上最為龐大健全的海外華僑華人社群，更在於其華文文學具有歷史傳承與代際革新的生命力。
《香港文學》推出過數量可觀的東南亞華文作家作品，暫且不論單篇作品，僅專輯而言就可分三大類：一是區域專輯，如《「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專輯》（第65期）、《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一）》（第426期）、《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二）》（第427期）等；二是國別專輯，如《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第3期）、《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特輯》（第11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特輯》（第36期）、《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輯》（第40期）、《馬來西亞女作家作品特輯》（第47期）、《新加坡微型小說特輯》（第48期）、《印尼華人文學作品特輯》（第56期）、《菲華文學專輯》（第62期）、《新加坡新詩特輯》（第70期）、《馬華短篇小說特輯》（第72期）、《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83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84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特輯》（第87期）、《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特輯》（第105期）、《（馬來西亞）砂朥越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118期）、《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131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134期）、《新加坡華文女作家專輯》（第139期）、《泰華文學作品專輯》（第143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專輯》（第153期）、《新華作家微型小說特輯》（第168期）、《新華女作家作品特輯》（第182期）、《馬華文學作品展》（第213期）、《新華作家作品展》（第222期）、《泰國華文文學作品展》（第225期）、《印尼華文作家作品展》（第232期）、《泰華「小詩磨坊」（7+1）小詩展》（第280期）、《印尼華文文學作品展》（第297期）、《新加坡閃小說展》（第323期）、《印尼華文作家作品特輯》（第331期）、《菲律賓華文作家作品展》（第334期）、《馬華作家作品展》（第339期）等；三是作家專輯，如「（馬來西亞）朵拉」（第303期）、「（新加坡）尤今」（第309期）、「（新加坡）希尼爾」（第316期）、「（馬來西亞）黎紫書」（第317期）、「（馬來西亞）鍾怡雯」（第319期）、「（印尼）袁霓」（第327期）等。
同時，《香港文學》還刊發了大量頗具學理的東南亞華文文學論述。從1985年1月創刊號馬來西亞方北方的〈馬來文學及其發展路向：兼看華文文學的前途〉與任良之的〈看《熱帶詩抄》日文本的聯想〉起始，截至2020年7月號第427期馬來西亞辛金順的〈曲徑通幽和現實關懷：東南亞華文小說的聲音〉，通過對《香港文學》的全面梳理可以發現，東南亞華文文學論述的篇章數量極為可觀。先就第1期和第427期來說，仔細對照便可發現一個有趣的「迴環」現象，兩期都分別刊載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的作品及論述。第1期有馬來西亞的方北方、夢平、任良之、孟沙、方昂、梁生六人，有新加坡的陳瑞獻、鍾文苓二人，有印尼的黃東平一人；第427期則有馬來西亞的辛金順、陳志鴻、黃瑋霜、梁靜芬、戴曉珊、王修捷、方肯、蔡曉玲八人，有新加坡的陳帥、毛麗妃、梁文福、游以飄四人，有印尼的于而凡一人；東南亞的其他國別均在這兩期缺席。當然，這不是簡單的「返場」，作家並無重複，重返的只是相同國別。雖然這一「迴環」純屬巧合，但是我們仍禁不住疑問，為何《香港文學》如此偏重東南亞華文文學？為何東南亞諸國中只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三國的作品？為何同期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作品呈遞減之勢？為何兩期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作品都有增勢而印尼卻未變？想要破解諸多疑題，一是要對東南亞華文文學有基本的認知與長期的關注，另有一條捷徑則是遍覽《香港文學》的東南亞華文文學論述。透過這些論述，既能讓各地讀者歷時性地把握東南亞各國華文作家及華文創作的發展狀況，也能讓研究者更為系統地管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整體學理建構過程。
1 東南亞華文文學整體論
《香港文學》所持的一貫立場是「面向世界」，具有「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視野，而「東南亞華文文學」是其一大聚焦點。整體而言，劉以鬯先生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推介最為用力，僅國別專輯便推出了二十二輯，另一亮點則是對該區域史料廣度的重視。陶然主編也推出過東南亞國別專輯十輯，其獨特之處在於新闢「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含東南亞六輯），另外則是論述深度的加強。伊人於2003年提到，「《香港文學》自創刊以來一直關注東南亞華文文學，總編陶然從編輯角度觀察東南亞華文文學，分析了目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生存條件和不平衡的發展狀況。」（3）可見，與劉以鬯相比，陶然更為頻密地參加華文文學研討會，也發表過一些東南亞華文文學論述。在《香港文學》的發展史上，有兩次「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需格外關注。
一是，1991年7月1日《香港文學》與《香港商報》、香港作家聯誼會、嶺南學院聯合舉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主題為《世界華文文學與華文文學世界》，劉以鬯發言強調香港已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我們必須傾全力去凝聚各地的華文文學，使它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4）在華文文學的「整體論」中，《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推動最大，從《「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論文選登》專輯（第80期）的近半篇目比重便可窺知，如選登了駱明的〈亞細安華文文藝在世界華文文藝中應有的地位〉、陳政欣的〈馬華文學的概況與前景〉、黃孟文的〈處於轉捩點的新加坡華文文學〉、司馬攻的〈泰華文學的處境〉、施穎州的〈由菲華文學談到世華文學的發展〉、李瑞騰的〈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同期的六篇論述，既有東南亞的區域整體論，也有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的國別論，而國別論述的集體出場還能彰顯一定的區域整體觀。此外，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系列論述而言，《香港文學》1998年5月號第161期推出四篇論述（周穎南的〈跨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姚宗偉的〈泰華文藝的淳樸和理性〉、劉登翰的〈精神漂泊與文化尋根：菲華詩歌閱讀劄記〉、戴方的〈論印尼華文詩的審美特色〉）的「同期現象」也值得重視。
二是，2015年1月24日《香港文學》為紀念創刊三十週年舉辦的「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隨後分兩輯推出〈「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專輯〉（第365、366期）。無論從大會主題，還是從專輯論文，皆凸顯出《香港文學》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高度重視。正如趙稀方所言，「從劉以鬯到陶然，都一直以大量的篇幅關注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及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區的華文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體系構造中，確定香港文學的主體定位。」（5）確切而言，在世界華文文學體系中，《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有着傳播與影響的雙重性。在影響方面，劉再復曾說「我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都感受到了《香港文學》的影響，覺得《香港文學》牽動着東南亞許多作家詩人的心靈。」（6）在傳播方面，《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壇活動有不少動態報道，如玉廷的〈社會變革與東南亞華人文學研討會〉（第54期）、東瑞的〈「第三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掠影〉（第92期）、楊珊的〈江上數青峰：「第四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側記〉（第117期）、林爽的〈記「東南亞華文文學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第182期）、〈「南洋華文文學獎2008頒獎禮」舉行〉（第289期）等。就深度的論述推介來看，具體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眾聲喧嘩」的研究趨勢
中國大陸學界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整體論有不斷更新的過程，早期以「影響論」的爭鳴最為熾烈。以戰前的「支流論」為代表， 如「馬華文學從發軔以來，就是在中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形成。發軔時的馬華文學無疑是中國文學的分支。」（7）「戰後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一改過去只關心中國，服務於中國的政治鬥爭的宗旨，而變成關心自己的命運，關心居住國的民族民主運動，熱情地投身於新國家的建設中。」（8）其實，戰前與戰後的文學轉捩點在於華人國籍身份的轉變，饒芃子指出「五十年代開始，這個地區的許多華人加入所在國國籍，華僑意識慢慢淡化，華文文學作品的內容也從過去面向祖國，逐漸轉為面對所在國的社會現實。」（9）林承璜則對中國文學「支流」以及東南亞華文文學「品質不行」的論調提出過中肯批評，「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各國華文文學的關係，不是母體與子息的關係，而是兄弟朋友式的關係，各各有自己的建構體系，和獨立的發展道路，但彼此間又有一定的血緣關係。」（10）
此外，還有比較研究，如古遠清的〈東南亞華文文學與台港澳文學之比較〉（第187／188合刊期）；文化研究，如饒芃子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異族人物形象的文化分析〉（第217期）；區域研究，如朱崇科的〈文學空間詩學與區域特質論綱：以新馬華文文學為例加以說明〉（第272期）等。在劉俊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東南亞華文文學可以被看作是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外國變體』――這種『變體』的基本特徵是：主要運用作為『五四』成果的現代白話文，雜糅進當地的詞彙、語法和語言表述方式，表現本土的社會現實和思想情感，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學風格。」（11）換言之，如果說戰前東南亞華文文學主要追隨中國風潮，那麼戰後的文學新變則表現為本土風格的形成。
（二）「南來文人」的互動影響
這裡所謂的「南來文人」是就東南亞語境而言，專指從中國大陸或輾轉香港 「下南洋」的文人，不同於香港語境中自中國大陸「南來香港」的文人。《香港文學》創刊第一年便對「南來文人」給予足夠重視，黃傲雲在第3期首先介紹了許地山、老舍、林參天、艾蕪、郁達夫、秦牧等中國「南來文人」對東南亞的本土書寫。（12）隨之，新加坡的林臻談到黃傲雲論斷的不足，進而補充了杜運燮、司馬文森、蕭村、黑嬰、韓萌、丁家瑞、米軍、岳野、許傑、馬寧、杜埃等南來文人，他指出「中國新文學作家的南來，介於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之間，尤以四十年代中期為多；前後大約為時二十六、七年。」（13）有別於泛泛而談，黃林二人就「南來文人」議題的深入解讀與探討補遺十分難得，也為此後的相關論述墊下嚴謹的基調。當然，隨着新史料的不斷發掘，該議題仍需進一步修正觀點。其中，就如出生於馬來亞的杜運燮與出生於印尼的黑嬰，二人先是北歸中國求學，再南返新加坡、印尼工作，過後又重回新中國，確切而言他們並不屬於「南來文人」，反而應該稱為「歸國華僑」。
《香港文學》對於「南來文人」的研究，還有王振科的〈巴人留給新加坡華人的紀念〉（第32期）、謝常青的〈杜埃在香港和菲律賓〉（第84期）、欽鴻的〈略談巴人在南洋寫的短篇小說〉（第82期）、黃傲雲的〈力匡的回歸香港〉（第89期）、王潤華與劉寶珍的〈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與作品新探〉（第105期）、曾采的〈舒乙印證老舍筆下的新加坡〉（第138期）、陳夢熊的〈巴人流亡南洋遺劄二通〉（第219期）、南治國的〈朱古律的誘惑：《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的慾望苦旅〉（第251期）等。其中，王振科對「南來文人」有相當的研究，以許傑為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與東南亞華僑發生密切關係的作家，大概要數許傑了。1928年6月，他由上海赴吉隆坡主編《益群日報》，並創辦了文藝副刊《枯島》，……推動和促進了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14）而與《香港文學》最為貼近的當然是一度南來的劉以鬯，「若將之安放在馬華文學史和香港文學史的雙重觀照之下，他則既是馬華文學本土建構的參與者，又是年輕本土作家的模仿資源，同時反過來，南洋經驗又成為劉以鬯提升自我、轉化為香港作家的有力推助力。」（15）
「南來文人」之中最具影響的當屬郁達夫，相關研究也最多，如徐重慶的〈檳城之戀：郁達夫一段鮮為人知的情史〉（第35期）與〈郁達夫在新加坡的幾個問題〉（第37期）、杜誠的〈「郁達夫的南來：抗日、流亡、失蹤」座談會側記〉（第91期）、曾焯文的〈趙廉與郁達夫：達夫南洋三友訪問記〉（第127期）、徐重慶的〈郁達夫南洋詩詞中的兩位人物〉（第144期）、朱崇科的〈丈量旁觀與融入的距離：郁達夫放逐南洋心態轉變探因〉（第215期）、袁勇麟的〈在檳城邂逅郁達夫〉（第384期）等。2015年3月27日，印尼還特別舉辦了「從郁達夫看一帶一路給印華文化與教育的動力」研討會，《香港文學》第368期為此特設〈「一帶一路」與郁達夫專輯之旅〉，收有吳祖橋的〈灰色中的亮點：印尼華人的郁達夫情結〉、孫國靜的〈從郁達夫看一帶一路〉等篇。
（三）「亞細安」的本土聲音
美國華人學者周策縱在新加坡舉辦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討論會上講到，東南亞華文文學需要相容「雙重傳統」（中國文學傳統與本土文學傳統），他還提出「多元文學中心」理念，各國的華文文學各為中心，而非「邊緣文學」「支流文學」。（16）新加坡華文作家兼學者黃孟文也指出，「『世界華文文學』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中、台、港、澳的中國文學，一是中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華文文學。後者又有『東南亞華文文學』、『亞洲其他國家華文文學』與『歐、美、澳、紐等華文文學』之分。」（17）其實，將東南亞各國的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並列，充分體現了「自成一體」的本土聲音。
在眾多「本土論」中，「亞細安文藝營」的本土踐行最具成效，自1988年成立起由東南亞各國每兩年輪辦一屆，2018年已在緬甸舉辦了第十六屆。「『亞細亞』華文文藝營的建立，標誌着帶有當地性特色和地域性民族集合體特徵的華文文學在東南亞的興起」。（18）《香港文學》對「亞細安」的本土發聲尤為重視，如泰華作家姚宗偉的〈推動亞細安華文文學的發展：新加坡第五屆文藝營講稿〉（第140期）、〈亞細安華文文學邁向新世紀的檢討和展望〉（第165期）等，新華作家駱明的〈亞細安華文文學的確立及文藝營的推行〉（第165期）、〈我們能共同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做些甚麼？〉（第184期）等。其中，作為「亞細安」的發起人，駱明的本土聲音非常具有代表性。
（四）「史料建設」的協力踐行
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離不開原始資料的挖掘與深耕，那麼《香港文學》在華文文學史料建設方面又表現如何？在袁勇麟看來，「《香港文學》創刊以來始終堅持自覺的史料意識，刊發了大量文學史料，而且持續性地進行文學史料整理、保存，不僅限於香港一地，也不只是兩岸三地，同時涵蓋世界華文文學各區域。」（19）就此而論，尤其是在劉以鬯主編期間，《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史料的大量展示可謂功莫大焉。實際上，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史料梳理與學理論述仍有諸多提升空間，接下來我們將借由《香港文學》進行逐一的國別觀照。
2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
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方北方的〈馬來文學及其發展路向：兼看華文文學的前途〉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該篇為東南亞國別華文文學做了史料論述的先行「示範」。在內容上，他先從含義對「馬華華文文學」與「馬華華人文學」做了區分，接着從「簡史」「現狀」「前途」三方面對馬華文學進行較為系統的介紹；他還講到劉以鬯在五十年代居留馬來亞時期用「葛里哥」的筆名在《南洋商報》發表了不少新加坡背景的小說，不僅深受讀者歡迎，而且對馬華寫作人產生影響乃至成為模仿對象。在創刊號上，另一位作者任良之則從四十年代馬華文藝界非常活躍的詩人米軍在香港出版的《熱帶詩抄》（1950）談起，論述了馬華文學史料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學界的馬華文學研究與譯介狀況。（20）由此，作為東南亞華文文學引領者的馬華文學論述不斷推進。
馬華文學論述可以粗分為兩類：一是推介類，有活動報道，如東瑞〈馬華文學的又一高潮〉（第49期）、袁青〈只要紥根深，世界必認同：記馬華文學國際研討會〉（第154期）、愛薇〈吳岸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第180期）等；有講座訪談，如田思〈詩，再向前跨一步：在詩巫中華文藝社文藝講習班演講〉（第77期）、曳陽〈一場激情文學盛會的側寫：對吳岸、朵拉、梁放的文學掃描〉（第142期）、愛薇〈書寫的憂患，憂患的書寫：訪辛金順博士〉（第386期）等；有印象簡介，如東瑞〈雲裡風印象〉（第110期）、潘亞暾〈儒商作家眾望所歸：大馬文商兩界喜得帥才〉（第142期）等；有序跋後記，如邢詒旺〈感覺和辨識：《副詞》後記〉（第335期）、林建國〈理想詩人之路：序辛金順《詩∕畫：對話》〉（第384期）等。二是深度論述，具體細分如下：
（一）作家個案研究
首先，我們還是要自創刊號便登場的方北方談起。方北方是馬華文學的旗幟性作家，他也是《香港文學》的忠實讀者與收藏者，「我和好多熱愛馬華文學的文友，幾乎把《香文》當作展望世界華文文學活動的視窗，我們從她報道的信息中，可以看到各地華文文學發展的趨向，從她所傳播的各家理論見解與創作藝術，作為文學交流，而增加馬華文學作者的認識。」（21）除了創作，方北方還發表了〈馬來西亞的寫作講習班〉（第9期）、〈馬華文學的發展與發展馬華文學：看馬華文學應往哪裡去〉（第62期）、〈我的第二個三部曲：《花飄果墮》後記〉（第73期）等，從中可以看出他長期堅持的反映馬來西亞人民生活的現實主義傳統。陳賢茂指出，「方北方為人類奉獻了二十多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其中尤其是《風雲三部曲》和《馬來亞三部曲》兩個系列長篇，更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為他帶來了崇高的聲譽。」（22）
其次，作家個案之中要數對朵拉的研究最為豐富，可謂「朵拉現象」。《香港文學》為馬華作家推出的第一個專輯便是「朵拉專輯」（第303期），共收錄七篇文章：有朵拉的創作〈秋月無邊〉（小說）、〈情結〉（散文）與〈不妥協的精神和靈魂〉（創作談），林煥彰的印象記〈我的妹妹，朵拉：印象外的印象〉，姚嘉為的訪談〈淡墨勾勒情與美：專訪馬華作家朵拉〉，曹惠民的評論〈「微」之四維：朵拉微型小說讀後所悟〉，袁勇麟的評論〈自我．自然．自由：評朵拉的「三位一體」散文建構〉，並附有〈朵拉著作年表〉。朵拉是馬華文壇最為多產的女作家，她的散文、小說廣受關注，僅《香港文學》的評文便有近二十篇，有鄧友梅〈讀朵拉散文〉（第182期）、戴冠青〈在靈動的敘事中演繹愛的哲思：簡論馬華作家朵拉的微型小說創作〉（第266期）、袁勇麟〈此情無計可消除：評朵拉微型小說〉（第292期）、陶然〈畫家的文學底蘊：序朵拉的《心路（二）》〉（第300期）、王彥鋒〈又見朵拉〉（第326期）、趙小琪〈二極對應的空間結構與美學：論朵拉的《聽風的聲音》〉（第341期）、劉俊〈尋「美」的旅程：論朵拉散文的獨特性〉（第353期）、方忠〈朵拉微型小說的質感與意味〉（第353期）、曾麗琴的〈花的修行：論朵拉的微型小說〉（第358期）、李樹枝〈試論朵拉微型小說的書寫愛情／愛情書寫〉（第381期）、何燕娜〈反浪漫的浪漫愛情：淺析朵拉小說中的愛情觀〉（第389期）、計紅芳〈「寫出自己的遠方」：朵拉微型小說集《那日有霧》（2017）賞析〉（第395期）、凌逾〈和合美學朵拉韻〉（第399期）、陳志文〈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相容與創新：評袁勇麟主編的《朵拉研究資料》〉（第399期）等。
《香港文學》2011年5月號第317期又推出「黎紫書專輯」，收錄五篇文章：有黎紫書的創作〈盧雅的意志世界〉，周美珊的印象記〈貓巫〉，梁靖芬的訪談〈我只能成為這樣的人〉，吳鑫霖的評論〈瞭解之同情：讀《告別的年代》之後而感〉，btr的評論〈我們一起看黎紫書〉，並附有〈黎紫書著作年表〉。作為馬華新生代最為傑出的代表，黎紫書堪稱當前最具世界（華文文學）影響力的馬華小說家。王德威在訪談中也給予高度評價，「從黎紫書的現象來看，反而讓我感動的是，馬華社會對於中文語言及文化細節的紥根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的。……黎紫書的成功，是馬華寫作者、讀者和作者都應該感到驕傲的。」（23）
《香港文學》2011年7月號第319期再度推出「鍾怡雯專輯」，收錄五篇文章：有鍾怡雯的創作〈近黃昏〉與〈台灣當代散文史概述〉，林建國的印象記〈散文怡雯〉，周芬伶的評論〈鬼氣與仙筆：鍾怡雯散文的混雜風貌〉，何瑄、許芳綺的訪談〈以文字翻轉生活：鍾怡雯快問快答〉，並附有〈鍾怡雯著作年表〉。陶然漫筆談到，「她寫散文，寫學術評論，當各種文學獎評審，已然在台灣文壇以至華文文學世界確立其地位，她是馬華文學的又一傳奇，也是台灣文壇的一道與眾不同的亮麗風景。」（24）徐國能對鍾怡雯也極為推重，「同時擁有現代散文『創作』與『詮釋』的兩種權力，儼然是新世紀現代華文散文的指標。」（25）毋庸置疑，鍾怡雯是馬華女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留台）學者，她在《香港文學》發表了多篇評論，其中關於馬華文學的有〈從「新興華文文學」論馬華文學的命名〉（第246期）、〈歷史的反面與裂縫：馬共書寫的問題研究〉（第290、291期）、〈抒情地誌學：杜忠全的「老」檳城〉（第308期）、〈跟土地有關的事物製造：論曾翎龍《回味江湖》〉（第314期）等。
《香港文學》第365期還推出〈「拿督許廷炎回憶錄」小輯〉，收錄了袁勇麟、劉俊、曹惠民的三篇評文以及菲爾的一篇〈後記〉。此外，還有大量個案研究，如鄭明娳〈讀梁放的散文〉（第205期）、劉育龍〈在異度空間的無盡等待：評廖宏強《會飛的貓》〉（第266期）、陳大為〈一個文人的戰爭：論傅承得「趕在風雨之前」的思維結構〉（第322期）、辛金順〈告別諸神的黃昏：論李宗舜的詩集《笨珍海岸》〉（第327期）與〈古典之懷，時間之悼：論雷似癡的詩集《尋菊》〉（第332期）、陳義芝〈林幸謙的「自我」幻化：讀《五四詩刻》〉（第338期）、袁勇麟〈小真實與大情懷：菲爾《拋閒情》管窺〉（第356期）、鄭明娳〈論何國忠散文〉（第375期）等。
（二）馬華文學板塊論
馬華文學大體可以分為「西馬」「東馬」「留台」三大板塊，「西馬」還可細分為「北馬」「南馬」「中馬（以吉隆坡為中心）」。馬華文學「板塊論」在《香港文學》也有不少表現，留台作家兼學者的陳大為曾指出，「過去一直作為當代馬華文學中心的西馬文學，在面對東馬文學和旅台文學時，必須調整心態和視野。」（26）對於馬華文壇而言，「留台」文學是一股強勁的新勢力，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也是《香港文學》創作兼評論的常客。李娜〈異鄉說書，花飄果墮：旅台馬來西亞華文小說細讀〉（第251期）、曹惠民〈在顛覆中歸返：觀察旅台馬華作家的一種角度〉（第308期）等都對留台（旅台）作家有深入探析。作為馬華留台學者的代表，黃錦樹的評論最為銳利且深具學理，他常對傳統學人及作家的觀點提出批評，給馬華文壇帶來「風氣」的同時也引起不少「風波」，〈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第221期）、〈原鄉與惡：萬福巷――華西街――台灣寮〉（第229期）、〈重寫自畫像：清教徒的擬懺悔錄――論溫祥英〉（第274期）、〈馬華文學論綱〉（第312期）、〈李永平與民國〉（第326期）、〈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學」〉（第348期）等篇反思反叛「傳統」與拆解建構「現代」的意圖並存。此外，張錦忠、黃錦樹、莊華興的三人談〈七十年家國：馬來（西）亞華裔小說的歷史軌迹〉（第280期）也是一篇有意改寫傳統的「新興」史論。
「東馬文學」也不容忽視，有從東馬留台的張貴興、李永平，有堅守東馬的吳岸、田思等。關於東馬作家作品及文學活動的介紹，有廖諸石〈砂勞越華人文藝活動現況〉（第17期）、吳岸〈現代詩的遠征者――洪鐘：寫在《池畔集》出版前夕〉（第93期）、曳陽〈關於六十年代拉讓盆地文學活動〉（第128期）等。其中，詩人吳岸是東馬本土作家的代表，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還特別為其開了研討會，「他所獨創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手法結合的獨特詩路，受到中國詩評家的高度評價。」（27）此外，田農的〈反殖運動時期的砂華文學〉（第135期）對1956～1962年砂勞越華文文學創作情況進行細緻梳理，是研究東馬文學的難得史料。此外，「南馬文學」以1969年成立的「南馬文藝研究會」為代表，馬崙的〈南馬文苑的繁花碩果（1970～1991）〉（第93期）是瞭解南馬文壇的重要史料。
（三）傳統與現代的角力
如果說「留台」代表了現代勢力，那麼方北方、馬崙等老作家則代表了傳統。馬崙是馬華文學的傳統史料家，從他所撰的〈六十八年來的馬華小說風貌（1919～1987）〉（第42期）、〈馬華小說二十五年（1965～1990）〉（第74期）、〈出版《新馬文壇人物素描》的經過與感言〉（第85期）等篇可知。《香港文學》早期所刊載的馬華文學論述都趨於傳統，當然這也有一定的時代因素限制，如愛薇〈永恆的童心：馬華兒童文學的回顧與前瞻〉（第62期）、朵拉〈邁向九十年代：馬華小說的前瞻〉（第63期）、陳政欣〈馬華文學的概況與前景〉（第80期）等。此後，馬華本土論述還有劉育龍〈時空中的超時空切片：以《馬來西亞微型100》為例來論析微型小說〉（第225期）、冰谷〈馬華散文的演變總結：流覽《馬華散文史讀本》〉（第282期）、辛金順〈擬象與轉繹：論六、七十年代台灣現代詩對馬華現代詩的影響〉（第411期）等。其中，辛金順作為留台返馬的學者代表，其論述具有紥實的學理性。
同樣，中國學界的馬華文學論述也有傳統與現代之分，王振科〈對人性的呼喚：讀《馬來西亞女作家作品特輯》中篇小說和散文的劄記〉（第49期）、古遠清〈馬華文學研究在中國〉（第155期）、曹惠民〈「他者」的聲音：新馬華文文學研究在兩岸〉（第221期）等較為傳統，劉俊〈「歷史」與「現實」：考察馬華文學的一種視角――以《赤道形聲》為中心〉（第221期）、司方維〈論新生代馬華作家的「多重認同」書寫〉（第315期）、朱崇科〈七竅玲瓏築馬華：「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一）」評述〉（第426期）等趨於現代。隨着新生代學人的不斷湧現，國內對馬華文學的研究也更趨深闊。
總體來說，馬華文學作品及其論述在東南亞地區都是首屈一指，最近兩期的「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便是例證。從朱崇科與辛金順的兩篇評論可以窺見，兩輯共收錄十六篇小說，馬華作家佔有十三席。拋開組稿因素，馬華作家的確凸顯出很好的代際傳承與創新能力，馬華文學評論同樣如此。
3 新加坡華文文學
《香港文學》從創刊號便對新華文學頗為重視，〈編後記〉甚至發出將來要請人對〈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詩壇〉作總結的預告。第3期的〈編後記〉再次提到，「新加坡的華文文學發展得很快，具有當地色彩和當地意識的作品不斷湧現。」其實，在《香港文學》創辦之前，劉以鬯已經與新華文壇有過密切交往。駱明曾梳理《新加坡文藝》季刊自1976年成立以來的歷史，還重點講到在刊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加坡文藝研究會」，該會在1981年3月12日成立典禮上特邀劉以鬯主講〈香港的文學發展〉，同時出席的主講者還有白先勇、瘂弦、黃東平、方北方。（28）因此，黃東平、方北方、陳瑞獻、駱明等東南亞華文作家在《香港文學》創刊後便早早登場也就順理成章。1991年9月5日，劉以鬯又受邀擔任首屆「新華文學獎」評審，評出的獲獎者是尤今。（29）這些文學活動都有利於新華文學一再擴大世界影響。在《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整體推介中，新華文學的作品及論述皆可謂穩居次席。
（一）文學史料建設
新華作家兼學者的王潤華講到，「除了新加坡華文文學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文學都還未被政府接納成為國家文學的一部分。」（30）這是新華文學的一大獨特性，尚有另一特色在於史料建設的完備性。正如楊樾所言，「新華文藝界向來重視華文文學史料的積纍、整理、出版，……是別的流行華文文學的國家與地區所罕見的。」（31）駱明則具體展示了「新華文學大系」的成果，「方修先生編了一套《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冊，李廷輝先生編了另一套《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八冊，台灣的柏楊先生編了《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五冊。九零年，新加坡文藝協會也編纂了詩、散文、小說共四冊的《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32）新華文學史料建設在《香港文學》有較為充分地展現。
首先，表現為對新華文壇活動的域外宣傳。新華作家具有很強的宣傳意識，《香港文學》無疑正是面向世界的重要視窗。因此，《香港文學》上刊發了不少新華文學信息，僅第68期便同期推出三篇（石天〈作家為我們，我們為作家：「新華文學獎」的舉行〉、杜誠〈新華文學繼往開來：端午節「文藝雅聚」紀略〉、田流〈「新加坡作家協會」暨「五月詩社」提供多項「華族文化月」節目〉）。此外，經常有文壇活動報道，如郭永秀〈走向詩的多元世界：五月詩社十年活動回顧〉（第52期）、石天〈一項別開生面的活動：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將頒「文藝的敬禮」〉（第56期）、杜誠的〈新華文藝季節的豐收：《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發佈會紀略〉（第85期）、曾采的〈獅城九月作家忙〉（第131期）等；有會議發言及報道，如周粲〈新加坡詩壇近況：在亳州詩歌座談會上的發言〉（第43期）、吳啟基〈翻耕時的躁動：略記新加坡國際文藝營活動〉（第56期）、趙北湘〈獅舞鶴鳴，文潤華章：「新加坡作家作品國際研討會」紀實〉（第152期）、彭博〈做回樹木：記新加坡作協和新加坡國立大學藝術中心聯合舉辦的「人與自然：環境文學」國際研討會〉（第173期）等。
《香港文學》對新華文學史料的推介主要集中於創刊至1990年代。1986年，陳賢茂較早地論述了新華詩歌的發展歷程，「戰前的新加坡華文文學，受到中國文壇的巨大影響，實際上只能算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戰後，經過1947年『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爭，經過1953年的反黃運動，到1956年提出『愛國主義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以後，新加坡華文文學終於脫離了中國文學的軌道，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33）進而，他也分述了各時代的代表詩人詩作，如六十年代以陳瑞獻、完顏藉等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風以及七八十年代華文教育式微的文化失落情緒等。1987年，新華本土學者楊松年對新華文學建國以來的出版、文藝活動、文學創作、史料整理等方面的情況進行全面梳理，並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959～1964）；第二階段（1965～1969）；第三階段（1970～1974）；第四階段（1975～1979）；最後一個階段（1980～1984）。（34）同年，蔡師仁評介了新華文學史論家方修，「方修在新馬華文文學史方面的建樹，已經填補了東南亞文學史上缺漏已久的一環，而他的近作《新馬文學史論集》正是這一環節中不可欠缺的重要構成部分。」（35）此後，還有李建的〈新加坡華文文藝的過去、現在、未來〉（第44期）、〈新加坡兒童文學的現狀與展望〉（第46期）、〈從新華文學走向世界來看新華文學〉（第60期）等篇，論者回顧了新華文藝的馬華文藝前身，重點從文學大系、文藝社團、文藝營、創作比賽、華文報等方面概括梳理了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的華文文藝，對於新華文學不太樂觀的未來，論者提出「培養文藝接班人」「文藝應淺近化」「翻譯介紹給鄰國」等路徑建議。
進入九十年代，《香港文學》1991年6月號第78期推出「『新加坡文壇面面觀』專輯」，收錄了陳榮照〈積極開展進步的文學批評〉、楊松年〈獨立以來新加坡出版的長篇小說〉、史可揚〈創作與演出：漫談新加坡華語話劇〉、懷鷹〈萬木競開待春時：九零年新華散文巡禮〉、風沙雁〈新加坡迫切需要各種文學體裁的發展書〉、駱明〈請從現在開始：對新加坡文藝的一點看法〉、黃孟文〈新加坡的微型小說〉、林臻〈象牙塔裡織夢忙：當前新華文學一瞥〉等八篇論述，堪稱新華文學研究的一次集體大展示。此後，還有黃孟文的〈處於轉捩點的新加坡華文文學〉（第80期）、駱明的〈新華文學的走向〉（第108期）、〈五十年前的回眸：「南大創作社」及其他〉（第327期）等論述。其中，駱明是史料建設的力行者，他在〈從搜尋到出版：一套早期新加坡本土背景經典文集的形成〉（第369期）中記述了十卷本《新加坡經典作品集（1930～1948）》的搜集出版艱辛，對早期史料挖掘的貢獻頗大。
（二）作家作品研究
在新華文學研究中，有關作家作品的綜論較少，主要集中於作家個案研究。在綜論方面，有蔡師仁的〈民族意識與女性意識的新覺醒：評《新加坡女作家作品特輯》〉（第43期）與〈一束各呈異彩的小花：評《新加坡微型小說特輯》〉（第56期）、楊越〈新加坡華文文學的明天：序《新加坡華文作家作品論》〉（第76期）、邵德懷〈不滅的詩情，不朽的詩績：評《香港文學．新加坡新詩特輯》〉（第77期）、鍾怡雯〈論新加坡華文散文的國家認同〉（第195期）、曹惠民〈樟宜樹的傳說：新華作品閱讀隨筆〉（第222期）、蔡炎培〈「新華作家作品展」詩歌印象〉（第224期）、劉海濤〈閃小說的閱讀情趣和藝術創新：新加坡閃小說專輯閱讀印象〉（第323期）、學楓〈閃爍的碩果：關於《星空依然閃爍》〉（第351期）與〈閃亮的日子：簡述新加坡閃小說的崛起〉（第369期）等。上述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針對所設專輯進行研究，可見《香港文學》的國別專輯推介成效；二是微型小說與閃小說比重較大，表明新華文學所擅長的兩種「文體熱」。
在作家個案研究方面，率先在《香港文學》出場的是姚紫，有劉筆農〈窗外，仍是一片黑夜嗎？讀姚紫的《新加坡傳奇》〉（第6期）、陳賢茂〈論姚紫的小說創作〉（第31期）、柳舜的〈姚紫：一支煙多於燄的火把〉（第323期）等。此後，陸續有陳雪風〈生活溪澗的迴盪：我看劉培芳的《我心深處》〉（第29期）、鍾玲〈古典的瑰麗：論淡瑩的詩〉（第54期）、季羨林〈《南國聲華：周穎南創作四十年》序〉（第64期）、向陽〈在海洋與大陸之間吟詠悲歌：讀杜南發詩集《心情如水》〉（第82期）、王西彥〈永恆的遺憾：懷李汝琳〉（第85期）、唐玲玲〈華人味、哲理性與抒情性色彩的世界：評周粲的創作風格〉（第96期）、周偉民〈既向着都巿人的精神層面作心靈冒險，又重返古典：黃孟文微型小說創作的藝術經驗〉（第150期）、朱崇科〈敘事的法則：無序之則――吳耀宗初論〉（第220期）、陳大為〈不肯跨欄入夢的羊：評蔡深江散文《漫步經心》〉（第227期）、吳愛萍〈在「喧囂」中「呈現」：原甸和他的小說〉（第272期）、劉慶華〈孫愛玲的《人也．女也》〉（第276期）、林高〈詩的蘊蓄與迸發：讀林得楠《黑的傳說》〉（第344期）、學楓〈說父親太沉重：蔡志禮《父親遠行的那個早晨》詩文的呻呼〉（第357期）、朱崇科〈論魯迅在獅城的賡續：以英培安為中心〉（第402期）等。
其中，八十年代出場的王潤華需要特別關注，有王振科與邵德懷的〈傳統和現代的融匯：王潤華詩歌漫評〉（第37期）、周策縱的〈山水詩：王潤華《山水詩》集代序〉（第50期）、朱崇科〈論王潤華放逐詩學的三階段〉（第371期）等篇。由上，還可看出中國大陸兩代學人的論述差異。1989年，王振科與邵德懷在資料匱乏的窘況下只能「簡介漫評」，「由於長時間的阻隔，相互間缺乏交流和瞭解，初次接觸他的詩作，自不免有一種陌生之感，因而所談不深與欠妥，似乎也是可以原諒的。」（36）2015年，曾留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朱崇科則將老師王潤華的放逐詩學劃分為「台灣美國留學時期」「新加坡時期」「返台至今」三個階段，並結合代表作進行文本細讀，顯然作為新生代學人的後者更具本土視維及學理深度。王潤華具有「詩人批評家」的雙重身份，他還撰有〈一本植根於文化鄉土上的詩集：論希尼爾《綁架歲月》〉（第51期）、〈水中之影：讀杜南發詩集《心情如水》〉（第85期）、〈走向整合的世界的詩歌：讀陳劍詩選《無律的季節》〉（第119期）等評文。
九十年代出場的首推有着「新加坡文壇契訶夫」之稱的苗秀。1989年11月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第一次為一位作家舉行座談會，《香港文學》在1990年第63期同期推出三篇「苗秀座談會」講稿，即尤今的〈談我師苗秀先生〉、謝克的〈自學成功的作家：苗秀〉以及黃孟文的〈苗秀的作品〉，「新華文學的歷史已有七十年，新華文壇過去也出現過不少傑出的小說家，但苗秀似乎把新華小說推向了一個高峰，足以使新加坡人感到自豪。」（37）朱崇科也指出，「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苗秀（1920～1980）是新華文壇上相當獨特的存在：他出身英校、自學華文，最終成為卓有成就的華文作家。」（38）九十年代的另一位是修辭學大師鄭子瑜，有陳子善的〈研究郁達夫詩詞第一人：鄭子瑜〉（第81期）、季羨林的〈《鄭子瑜散文選》序〉（第92期）、李遠榮〈曾為《阿Q正傳》作箋註的鄭子瑜〉（第94期）、林非的〈鄭子瑜印象〉（第105期）。
《香港文學》2010年9月號第309期推出新華作家的第一個專輯「尤今專輯」，收錄四篇文章：有尤今的創作〈放生〉，白舒榮的印象記〈極品女人尤今〉，張曦娜的訪談〈「沉默的魚」的七彩歲月：尤今的創作之旅〉，胡明蓉的評論〈生命，在文字中燃燒：尤今自傳體小說《文字就是生命》讀後〉，並附有〈尤今著作年表〉。在胡明蓉看來，「在新加坡，尤今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她是一位享有『國寶』美譽的華文女作家，迄今出版著作一百四十一部。」東瑞稱，「她屬於小品、調查報告、遊記和小說『四項全能』的全面進攻型作家。」（39）毫無疑問，尤今是最為多產的新華作家，目前已在新馬、中國大陸及港台等地出版近兩百部著作。她以出色的遊記體見長，有「新加坡三毛」「大旅行家」等美譽。當年在中國大陸曾掀起過「尤今熱」，王春煜還為其撰寫了《尤今評傳》（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對此，周偉民也評價道，「在新加坡華文文學界，尤今作品的數量之多品質之高及其社會影響，應該說，是名列前茅的。」（40）即使放在世界華文文壇，極為高產的「尤今現象」也讓人嘆為觀止。
《香港文學》2011年4月號第316期又推出「希尼爾專輯」，收錄七篇文章：有希尼爾的創作〈在城市中深呼吸〉〈閃小說四則〉〈巴剎外的書法〉〈置一條河於度外〉，吳淑賢的訪談〈閱讀就是為了快樂〉，許福吉的評論〈夢翅膀的多元飛翔與變奏：希尼爾微型小說中夢幻母題的呈示〉，石鳴的評論〈複眼所見的世界：淺析希尼爾《輕信莫疑》對世界的把握方式〉，並附有〈希尼爾著作年表〉。許福吉指出，「希尼爾的微型小說，是繼承中華小說衍生發展的海外華文微型小說的一支，它不但融合了傳統與現代小說的精華，其文學意義，不僅限於其自身的價值，對當代新華作家與文學評論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外，顏敏的〈高樓中的說書人：論希尼爾的歷史敘事〉（第333期）也是一篇頗具學理的專題論述。
在新華文學評論中，可以看出新華作家的世界姿態，有邀請季羨林、周策縱等名家寫序，有馳名國際的學者鄭子瑜、王潤華等，還有留新歸來的學人朱崇科等。這些無不增強了新華文學的影響力。當然，比起馬華文學而言，新華文學新生代的創作與評論仍有待加強。
4 印尼華文文學
1966至1998年，印尼當局禁絕華文，印華文學處於「消沉期」。此間，只有一家印尼文、華文參半的《印尼日報》發行，且受到官方機構的監控。由於本土文藝環境形同「禁域」，有些仍堅持寫作的印華作家便輾轉向國外投稿，《香港文學》就成為其中一個重要選擇。自《香港文學》創刊號起，便有印華作家的身影，以《僑歌三部曲》享譽東南亞華文文壇的黃東平則是首位。這一時期，印華作品的發表及出版大都要依託境外，一是通過鄰國新加坡，如黃東平的《短稿二集》（1993）、《七洲洋外》（1998）等著作就由寒川幫忙在新加坡的「島嶼文化社」出版，「平心自問，我應該說，我在這華文禁域中的文藝活動之能夠順利進行，其中有着寒川的一份勞力在；甚至應該說，當前這禁域中的印華文藝如得以活下去，也有賴像寒川這樣的灌溉者。」（41）二是通過香港，1996年嚴唯真談到，「海外華文文學的泰斗劉以鬯先生最近希望我們印華文學寫作者能組合一些文藝作品，並答應撥出《香港文學》的寶貴篇幅，編出新一期的印華文學專輯。這是他對我們印尼地區文學現勢發展及其前途的關注。」（42）1985至1998年間，《香港文學》的自由場域以及特設的四輯「印尼專輯」，對於印華文學的域外延續助益良多。由此，在印尼華文禁絕期間，我們尚能看到一些印華文學史料以及印華作家作品。
（一）文學史料稀缺
迄今為止，印華文學尚未出現一部系統完備的國別華文文學史，只能從《海外華文文學史》（陳賢茂，1999）、《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莊鍾慶，2007）等專著章節中看到印華文學簡史，相較而言王列耀與顏敏合著的《困者之舞：印尼華文文學四十年》（2007）更為深入。另外，從《香港文學》也可以挖掘不少印華文學的珍貴史料。這些史料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文壇動態，二是稀缺史料。
由於印尼文化環境的惡劣，《香港文學》上有關印華文壇活動的信息遲至1997年1月才出現，〈皎潔的月光撒遍大地：記本哲莎化麗園中秋聯歡〉的長文在第145、146期分兩次刊完實屬罕見。「1996年9月28日，在離雅嘉達市郊不遠的『本哲』山區『莎化麗園』，聚集了差不多近兩百人，參加三十年來第一次由作者聚餐籌委與東方語言文化中心聯合舉辦的中秋聯歡文娛晚會。這場空前的盛會由作者、老師、文藝愛好者組成。」（43）這次「中秋聯歡」貌似無關宏旨，卻是印華文藝界長期「噤聲」後的第一次公開「聚集」，預示了印華文學開始走向復甦。對這次劃時代的「聯歡」，身為印尼歸僑的東瑞也不無興奮地說，「印華文學在大氣候下發展很快。如果說，從1965年華校被封到1996年這三十年是一個『掙扎求存』的階段的話，那麼，從1996年9月的『中秋聯歡』為起點則開創了另一個新階段，一年多的發展堪稱相當於以往的三十年。」（44）1998年之後，〈「第五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在萬隆舉行〉（第242期）、〈記錄印華作協「蘇北文學節」〉（第297期）、〈印華作協蘇北分會舉辦文學講座〉（第300期）、〈印華寫作者協會舉行成立十週年慶典〉（第301期）、〈第二屆「蘇北文學節」在印尼棉蘭舉行〉（第347期）等文學活動雖然較少舉辦，但是已屬文壇常態。其中，林來榮在「蘇北文學節」的記述中回述郁達夫、巴人等南來文人在印尼的文化傳播則意義凸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印華文學在此曾有一段輝煌燦爛的日子。日據時期，一些進步文人為了逃避日軍的追殺，從星馬流亡避難來到了印尼蘇北，啟發了華文文學的熱潮，再加上蘇北華社一向以來對母語教育十分重視，無形中使蘇北華文文學的基礎更深根固蒂。」（45）後來，郁達夫被戰敗的日軍秘密殺害於蘇門答臘島，巴人（王任叔）則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任駐印尼大使。
1998年，「印華作家協會」成立，這在印華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象徵着印華文學從消沉期走向正式復甦。〈印華文友聯歡會〉（第176期）借「聯歡會」詳細記錄了協會成立、《印華文友》創刊、作品出版現狀及作家講話等重要史料，「醞釀了兩年的『印華作家協會』，終於在1998年12月22日到律師樓註冊立案，正式成立了『努山打拉之光基金會』。」（46）劉以鬯受邀擔任「印華作家協會」會刊《印華文友》的名譽顧問。有關印尼華人的文藝社團，還有「印華文化人聯合會」（簡稱「印華文聯」），2002年5月25日在雅加達成立，陶然應邀在首次文學座談會上演講；「印華文學社」，2007年4月22日在萬隆成立，林萬里被推選為主席。（47）
在文學史料方面，印尼歸僑詩人犁青發表於1987年的宏文〈艱苦成長中的印尼華文文學〉（第34、35、36期）則是開風氣之先且最為系統的印華文學評論，堪稱「印華文學簡史」，是研究早期印華文學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他將印華文學分為六個階段：（一）華文文學前期：印尼僑生文學時期；（二）促進印尼華文文學發展的歷史條件是甚麼？（三）1946至1957年：印尼華僑文藝發展時期；（四）1958至1965年：印尼華僑文藝成長時期；（五）近二十年：印尼華文文學時期；（六）目前的問題和今後的趨勢：印尼華人文學。他還談到印尼新政權對華文採取的全面限制和取締做法，「首先是：全印尼的華文書籍、圖書館，包括華人的個人藏書，作家的作品均於事件中及事件後全部焚燒乾淨，禁止任何地域的華文書報進口，嚴禁漢字在街頭等公共場所出現，出入境的海關人員、郵政當局，均奉有檢查官部門的命令，禁止華文書報入口。被發現者沒收，被認為含有政治作用者最高會被控以『顛覆』罪案。最後，當局為了照顧國內尚有為數眾多的不能閱讀印尼文書報的華人的需要，就由印尼情報部門輔導下設立全國性唯一的一份雜有華文、印尼文的報紙《印尼日報》。」（48）嚴唯真認為，「印尼當局是明智的，所以它一建立新秩序政府時，就批准了印尼文華文摻半的報紙《印尼日報》。……文藝性副刊有《星期日》、《週末》、《文藝園地》等，都得力於下面幾位好編輯：前期有茜茜麗亞，間有柳岸，今有徐碧英。」（49）與慶倖於《印尼日報》的設立相悖，持批評觀點的也大有人在，「該報也被目為拯救華文，尤其是保存華文文藝的《功臣》，厥功至偉云！而那些大作，自然是絕不許違背統治者的定則的，於是，除了刊登對該報和對統治者歌頌的文字，獨剩下吟風弄月，談情說愛，和寫些身邊瑣事，表親姑姨、阿媽太公了。」（50）黃東平的這段批判毫無掩飾，直接揭露了該報的官方陷阱與文風弊病。
（二）作家作品研究
由於獲取資料的艱難，中國大陸學者的有些印華文學評論主要借助於《香港文學》所刊載的作品或專輯，如王振科的〈要勇敢地面對現實：讀《印尼華人文學作品特輯》中的四篇小說〉（第58期）、哈莫的〈隱沒於地下的印尼華文文學：兼談黃東平兩個短篇的背景〉（第87期）、鍾曉毅的〈再度出發：讀「印尼華文作家作品展」感言〉（第232期）、曹惠民的〈「千島之國」心靈的脈動：印尼華文文學創作管窺〉（第297期）等。
在印華文學復甦期，嚴唯真的史料整理、文學論述以及文藝推動都功不可沒。1997年，嚴唯真在《香港文學》第145期發表的〈印華新詩行程簡述：《翡翠帶上》序言〉並不是普泛的推介言辭，其特殊意義在於對印華新詩梳理的基礎上總體論述了印華文學發展脈絡，與犁青的「印華文學簡史」遙相呼應。一方面挖掘印華文學發軔期史料，另一方面偏重於從社會歷史背景來談印華新詩發展行程，「綜述了印華華文文學（包括新詩）的歷程，尤其是知道了目前印華寫新詩的人有五、六十人之多，作家出書不容易，而現在集合了他（她）們的一半，即三十位詩人出這本詩合集《翡翠帶上》，從印華華人的馬來由文學時期直到印華人華文文學時期的1996年底為止，是空前的大事；說成是『首創』和『壯舉』，絕非過分。」（51）在五十年代中期，犁青曾在印尼與嚴唯真共同主編《新報》副刊《椰島文藝》，對於嚴唯真團結培育印華寫作者、主編《綠島》期刊及出版叢書、開拓印華文學事業、同世界華文文壇交流等方面的貢獻，他稱其為「印尼華文文學前、中、現期的薪火接傳人」。（52）林萬里的〈悼念嚴唯真（林志強）老師〉（第287期）也回述他對印華文學的熱情付出，嚴唯真曾擔任《綠島》《印華文友》的主編，也是印華作協與印華文學社的創辦人。
在評論方面，東瑞撰有〈純情聖心半世紀：序阿五短篇小說集《撲滿》〉（第101期）、〈為馮世才一哭〉（第185期）、〈「四海一家親的寬闊胸懷」：印華文集《沙漠上的綠洲》評介〉（第141期）等篇。他特別指出《沙漠上的綠洲》應有的地位，「自1965年華校被封、華文漸成禁品的三十年來，這是印華文壇的第一本合集。第一次對印尼華文文學做出初步的檢閱，第一次較為集中和廣泛地展示印華文壇的水準和實力。」（53）此外，還有高鷹〈希望寄話在明天：讀謝夢涵的《閒望》〉（第153期）、戴方〈論印尼華文詩的審美特色〉（第161期）、黃河浪〈沙漠之樹與熱帶之花：談印尼華文詩的幾個特色〉（第187／188期合刊）、王列耀〈邱茂發與新世紀印尼華文文學中的「吾國吾民」〉（第214期）、劉登翰〈從血緣親情走向種族和諧：由《印華短篇小說選》的幾篇作品談起〉（第243期）等。其中王列耀講到，「邱茂發的意義是明顯的，他與他的作品流露出了印尼華文文學進入新世紀後的某些新的信息：新的取向、新的探索、新的觀念，以及新的缺點。」（54）
就創作、譯介及評論而言，林萬里在《香港文學》都頗引人關注。除了頗受劉以鬯賞識的馬來由文學譯介，他的短篇小說也很受研究者重視，相關評論有璧華〈林萬里短篇小說的藝術特徵〉（第67期）、黎亮〈兼論印華作家林萬里〉（第239期）、胡德才〈印尼華文文壇的喜劇家：林萬里創作論〉（第353期）、羅丹〈金錢、本土、喜劇：論林萬里先生《託你的福》的三種意義層面〉（第393期）等。胡德才指出，「林萬里作為一位自覺的喜劇家，以他獨具風格的諷刺小說和喜劇小品奠定了他在印尼華文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55）此外，林萬里算是比較有影響力的本土評論者，其文壇回憶篇章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回憶1964年拜訪黃裕榮時講到，黃裕榮曾任《忠誠報》文藝副刊《火花》版的主編，同時也兼任「翡翠文化基金會」的編輯，還以啤仔和小鋒為筆名出版過兩輯《印華文藝評論集》。1962年，林萬里當年從北京唸完大學後途經香港南返，當時親台灣的《天聲日報》《自由報》和親大陸的《新報》《生活報》都被取締，「當我回到印尼的時候，使我驚喜的是，又見到幾家華文報出版了，像《首都日報》《忠誠報》《火炬報》《革命火炬報》。這幾家華文報上都有文藝副刊，而且也搞得相當活躍有聲有色。還有市面上的書店書攤也賣本地出版的華文文藝小冊子。這些華文文藝小冊子，多是由『翡翠文化基金會』和『統一印尼基金會』出版的。這個時候看起來，印華文壇大有甦醒的迹象。」（56）孰料，幾年後華文報紙、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便被全面禁絕。
《香港文學》在2012年3月號第327期推出印尼唯一的作家專輯「袁霓專輯」，共收錄四篇文章：有袁霓的創作〈我站在印尼的零公里上〉，寒川的印象記〈雨中春樹萬人家：淺談袁霓其人其作品〉，蕭成的訪談〈赤道線上文學風景一瞥：訪印華作協主席袁霓〉，欽鴻的評論〈袁霓和她的微型小說創作〉，附有〈袁霓著作年表〉。在欽鴻看來，「袁霓不僅僅是一個長袖善舞、具有很高凝聚力的文學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而且更是一位優秀的華文作家。」（57）
筆者近兩年也開始在《香港文學》發表印華文學評論，如期刊史料梳理〈《香港文學》「華文文學鏈」的凝聚建構與國別踐行：印尼華文文學篇〉（第418期），香港的印尼歸僑作家研究〈陶然的流散懷舊與香港在地審視〉（第423期）。總的來說，印華文學的關注者比較小眾，而本土評論者既匱乏又學理性不強，因此印華文學評論仍然比較落後。
5 泰國華文文學
泰華文學界對《香港文學》頗為看重，甚至作為借鑒學習的對象。1987年10月16日，泰國舉辦了一場破天荒的「新詩創作座談會」。陳博文、李少儒、林蝶衣、司馬攻、林牧、張望等近二十位作家詩人參與討論，李少儒談到泰華文學界對現代詩派的接觸傳自台灣、香港及星馬，張望借此將《香港文學》作為參照範例，「《香港文學》月刊，每期也有談論各地的現代詩，並大量刊登『現代詩』，這是有目皆見的事實！」（58）1989年，潘亞暾應邀訪問泰國，他對泰華作協的「以商養文」及嚴肅文學創作極為讚賞，他同時也提到「在我會見的作家中，他們無不讚揚《香港文學》辦得好，要我向劉以鬯先生轉達他們的敬意和問候。可見中華民族傳統還較完整地保留在東南亞華社。」（59）2000年，斯民高度肯定《香港文學》對泰華文學發展的推動，「已故老作家陸留先生於1986年初《香港文學》創刊後不久，即向該刊投稿，介紹泰華文學，隨後又組織泰華作家創作專輯在該刊登載。其後，泰華作家不斷有人在該刊發表作品，訪問該刊，據不完全統計，該刊發表的泰華作家專輯不少於三輯。現在《香港文學》經常都有泰華作家的創作、交流等信息。《香港文學》成為泰華文學對外交流的橋頭堡，促進了泰華文學的發展。」（60）其實，泰華作家不僅在《香港文學》積極介紹本地文學動態，也發表了大量作品，還撰寫了為數眾多的文學史料。
（一）深耕文學史料
《香港文學》創刊後的幾年，刊出過不少介紹泰華文壇動態的文章，柳宗的〈泰華文壇動態〉（第18期）應是最早的一篇，他介紹了《新中原報》《中華日報》《世界日報》《星暹日報》等華文報的文藝副刊以及「泰華寫作人協會」「泰商文誼會」等文藝組織，在他看來「泰華文藝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受着當地的政治局勢所影響，戰後那個時期最為蓬勃，華文刊物頗多，作者眾、水準高。而至六、七十年代轉入最低潮。……1980年以後，可說是泰華文藝的復興期。」（61）此後，有子帆〈略述八七年度泰華文壇動態〉（第32期）、林牧〈泰華文壇近貌〉（第36期）、陳博文〈1989年泰華寫作界的出版熱潮〉（第63期）、姚宗偉〈略述泰華文學現況與亞細安華文文學展望〉（第91期）、曾天〈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新春聯歡記事〉（第100期）等。2009年8月9日，泰國留中總會文藝寫作協會邀請陶然出席文學講座，曾心還為其頒發了「小詩磨坊」顧問證書。（62）「小詩磨坊」是泰華文學的「特色品牌」，《香港文學》曾為其推出專輯及評論，如計紅芳〈六行之內的奇蹟：湄南河畔的「小詩磨坊」〉（第280期）、嶺南人〈水．樹．佛：《小詩磨坊》小詩連線〉（第328期）、劉再復〈「無目的」的詩人詩社最可愛：序泰華《小詩磨坊》第七集〉（第343期）等。
與即時的文壇動態相比，泰國作家對（早期）文學史料的整理更值得讚許。1985年，澄江白水在《香港文學》第8期就談到泰華文藝的萌芽，他認為「如果說『泰華有文化』的話，該是待到三十年代，華校與華報才開始正式萌芽的。」（63）未名也指出，「縱觀泰華文學過程：1930年代的初期，彷徨學社等的興起，叢書的發刊，可見文風蓬勃」，過後隨着「教育條例」與「防共條例」的頒佈，華文學校、華文報刊與華文文學都大受影響。（64）1987年，李少儒、嶺南人發表了〈談中國文學移植泰國的演進〉（第26期），從文化角度宏觀概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本土移植中出現的「區屬性」特色，進而演變成海外華僑地屬性的「華文文學」。對此議題，巴爾的〈泰華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第28期）更為系統地進行梳理，這篇宏文分為「中國文學南進初期」「泰華文學的茁壯與灰黯時代」「泰華文學復甦時期」「泰華文學在挫折中前進」「泰華文學活躍新篇章」等章節，篇末還附有「泰華寫作人」照片集。對於泰華文學的萌芽，巴爾將1921年創辦的第一本華文日報《暹京日報》視為起點，「《暹京日報》的文藝副刊《文苑》所刊載的文藝作品，算是『中國文學』開始在泰國的土地上萌芽、生長。緩緩地形成了『泰華文學』的一支流派。」（65）他既認同於泰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又認可泰華文學當屬於泰國文學的一環，更提倡普泛的世界文學姿態。
巴爾是泰華文學史的重要撰述者與建構者，在〈泰華文學的起步與曲折的歷程〉（第45期）中，他進一步細化簡述了泰華文學發展歷程：「華文報與泰華文學」（1908～1936）；「抗日戰爭推動了泰華文學」（1937～1938）；「黑暗年代摧殘泰華文學」（1939～1945）；「泰華文學重現曙光」（1946～1953）；「文藝副刊武裝了泰華文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泰華文學再遭厄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泰華文學」；「泰華文學今後應走的路線」等。其中，對泰華文學的發軔溯源比較珍貴，「1911年，鄭智勇辦的《中華民報》就開闢了一個文藝版《紀事珠》後改《小說林》。……當時該報陸續發表當地文化人製作的作品，如潮劇〈雙戀影〉，反映祖國災難及現實小說〈故鄉帶來的禮物〉等。主編者還對每一篇作品作了推介、評述。這是當時一個突出對文化推動的效果。華文日報的副刊就開始為泰華文學服務，文藝欄就成為寫作人發表創作的園地。」（66）同時，作者還表明了雙重姿態，既要心懷祖國（中國）文化，又要發揚當地國文化。此後，巴爾的〈泰華文學小史（初稿）〉在《香港文學》第70、71、72期連載，他從泰華社會發展、華文教育、華文報刊、文學社團等方面，更為系統地梳理了泰華文學發展史，並以每十年為一個時期進行概括：泰華文學的空白時期（1900～1910）；泰華文學的萌芽期（1910～1920）；華校與華文報蓬勃推進泰華文學（1920～1930）；抗日戰爭把蓬勃的泰華文學推向懸崖（1930～1940）；戰後的泰華文學重見光明（1950～1960）；泰華文學應走出政治框框（1960～1970）；中泰邦交泰華文學在挫折中前進（1970～1980）；交流、競賽、爭論，泰華文學蓬勃發展（1980～1990）。其論述的最大特點是資料詳實，並附有社團、社員、報刊、編者、作家、著作等的詳目，歷史性地呈現出泰華文學的發展軌迹。當然，十年切分法過於簡便，如能根據文學發展的階段特徵劃分更為穩妥。
此外，還有司馬攻〈泰華文學的處境〉（第80期）、曾天〈泰國華文報紙的文藝副刊〉（第90期）、嶺南人〈九十年代泰華文壇漫步〉（第122期）、姚宗偉〈泰華文藝的淳樸和理性〉（第161期）、曹復〈方興未艾的泰國華文教育〉（第175期）、陳博文〈二十世紀的泰華文學著作〉（第182期）等，這些論述大都集中發表於2000年之前，呈現出不同維度的泰華文學史料。
（二）泰華文學「評論專輯」
1990年3月11～14日，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由泰國「泰華寫作人協會」和《新中原報》主辦，主題為「亞細安華文文藝邁進九十年代」。《香港文學》1990年5月號第65期特推出〈「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專輯〉，共收錄老羊〈「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在曼谷舉行〉、嶺南人〈八十年代泰華詩壇漫步：為「亞細安華文文藝營」而作〉、司馬攻〈前不見古人．後有沒有來者：略談泰華散文的過去與未來〉、年臘梅〈淺談泰華小說（上篇）〉、白翎〈淺談泰華小說（下篇）〉等五篇泰華文學論述，司馬攻對泰華散文史的回顧以及年臘梅、白翎對泰華小說史的梳理都比較重要。其中，泰華小說家年臘梅認為，泰華文藝興起於三十年代，泰華小說的發展大致分為六個時期：一、萌芽期（1929～1939）；二、低潮期（1940～1945）；三、復甦期（1946～1960）；四、蓬勃期（1951～1965）；五、沉寂期（1966～1980）；六、繁盛期（1981～1990）。白翎接續講到，「泰華文藝進入八十年代，又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由於1975年泰中正式建交以後，兩國關係開始解凍，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日見親善友好，從而給泰華文壇提供一個寬鬆舒暢的創作環境。」
1992年12月號第96期的《香港文學》再次重推泰華文學，收錄了四篇專論，可以視為第二個「評論專輯」。姚宗偉在〈八十年代泰華文學回顧〉中指出，「八十年代泰華文學比較顯著的是以寫散文為熱門，一反以前的寫小說為主」；曾天的〈對泰華文壇有貢獻的十位人物〉包括方思若、司馬攻、夢莉、魏登、姚宗偉、白翎、許靜華、饒迪華、林煥彰、洪林；巴爾的〈泰華潮人作家的文學成就背景〉重點談到當年轟動僑社的〈三聘姑娘〉；白翎的〈「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的創立和成長〉則對會員增多、活力充沛且揚名海外的泰華作協滿懷信心。
（三）作家作品研究
在「評論專輯」裡，已有一些泰華文學的散文、小說的整體論述。此外，李少儒的〈漫談泰華新詩的發展〉從新詩陣容、時代心聲、茁壯詩園、朦朧詩探索、現代詩萌芽等層面回顧了泰華新詩發展史，他認為「泰華文學的萌芽期，可以回溯到辛亥革命前後，泰國華僑社會出現華文報刊時開始。泰華文學中對新詩（自由體詩）的生根茁壯則在三十～四十年代中有過一段燃燒性的歷程，令人回顧：中間一個時期趨於式微，至八十年代的新詩始呈現一片繁榮，未來的取向與風格，值得瞻望。」（67）鍾怡雯的〈想像更完整的泰華文學版圖〉（第225期）則是配合〈泰國華文文學作品展〉的「局外人」短評，她談到了泰華作家的「避忌」，而「禁區」的設置無疑局囿了創作空間。
在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方面，巴爾的〈揚帆泰華文學海洋三十年的沈逸文〉（第7期）對沈逸文（沈牧、牧翁）在接龍小說〈破畢舍歪傳〉〈風雨耀華力〉以及中國文學泰文譯介中的表現予以肯定，也為這位「文壇闖將」正名；依瀾的〈記泰華女作家年臘梅〉（第23期）主要分析了年臘梅的短篇小說集《花街》；還有白舒榮〈請送來另一片天：記泰國華文女作家、實業家夢莉〉（第98期）、溫海〈中年以後，一杯不下糖的菊花茶：由嶺南人的《結》談起〉（第128期）、鄧友梅〈司馬攻其人其文〉（第158期）、計紅芳〈月是故鄉明，人是他鄉親：司馬攻散文集《明月水中來》探究〉（第316期）等。
就《香港文學》的載文來看，泰華文壇對本土史料講究精耕細作，但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卻顯得乏力。可以說，泰華史料的強勢呈現堪與新馬爭鋒，然而評論卻連「後起」的印尼也難以匹敵。
6 菲律賓華文文學
《香港文學》發表過不少菲華文學作品，一方面贏得了菲華作家的信賴，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菲華文學的影響力。先就本土作家來說，菲律賓的青年組織「征航文藝社」訪華學習團途經香港時，「還特地拜訪劉以鬯先生，訂購一批《香港文學》月刊。因為寒冰探討的正是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劉以鬯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的見解，恰好解決了他所想解決的問題。他高興地對筆者說，他和他的文友們都很喜歡《香港文學》月刊。他也是從《香港文學》上認識筆者的。」（68）再從赴菲的文化訪問者來看，他們往往也是通過《香港文學》加強了對菲華文學的瞭解。何紫訪菲時說，「活躍的文藝團體包括有菲華文聯、菲華文藝協會、千島文藝社、菲華青年文藝社、現代詩學研究會和長征文社等等，中國大陸、台灣都為他們出過文學專集，《香港文學》也有過《菲華文學專輯》。」（69）黃維樑訪菲時也談到，「《香港文學》和《文學世界》等雜誌，刊登過一些菲華作品和有關評介」，這也是他瞭解菲華文學的主要途徑。（70）《香港文學》除了這種「文學中轉站」的交流功能，還對菲華文學的史料建設、社團推介幫助甚多。
（一）菲華文藝建構
《香港文學》創刊第一年便推出了《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特輯》（第11期），其中包括首篇菲華文藝專論――文以可的〈淺談菲華文藝〉，論者從菲律賓的《公理報》《華僑商報》《新閩日報》《新中國報》《民號報》《前驅日報》等華文報紙，《海風》《洪濤》《天馬》等雜誌以及黑影文藝社、蕉江學社、菲華文藝工作者聯合會等文藝組織的角度來細述菲華文藝發展史，並概括出階段性特徵，「菲華文藝，緊跟『五四』新文藝運動之後，於三十年代發軔。……可以說，三十年代是文藝雛形時期，從抗戰至勝利的四十年代是發展時期，五十年代是紥根時期，六十年代是燦爛時期，七十年代是冬眠時期，而八十年代是復興時期。」（71）此後，雲鶴的〈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第30期）也提供了重要的菲華文學史料，他對菲律賓自1888～1986年間的華文報紙、華文刊物、文學社團及代表作家進行簡略概況，並指出菲華新文藝大概於廿年代至卅年代時開始萌芽，「菲華文學應該在二十年代時開始播種，如陳菊儂、林籟餘等編辦的《小說叢刊》（1922）及『新劇研究社』主辦楊華魂編的《藝術月刊》（1926），這些刊物或刊載的是舊詩古文，或僅談風花雪月，雖然不屬於新文學，但對菲華新文學不無啟蒙作用。」（72）他還提出，要從狹義的「菲律賓華人以華文創作的文學作品」，擴伸到廣義的「菲律賓華人作家以任何一種文字表達反映菲律賓華人的文學作品」。
在眾多論述中，施穎洲的菲華文學史料梳理最為豐富，他撰有〈菲華文學一瞥〉（第62期）、〈由菲華文學談到世華文學的發展〉（第80期）、〈菲華文學經驗〉（第83期）。他簡要梳理過菲華文學史：
菲華文學運動可以分為三大時期：播種時期（1931至1950年），耕耘時期（1951至1980年），收穫時期（1981至現在）。我說過：收穫時期首五年的菲華作品，無論質與量，已足勝過以前兩時期五十年的成就。
播種前期，菲華作家只有三位闖進中國第一流文藝刊物：葉向晨的詩刊於方治發行的《中國文藝》，鄺榕肇的散文刊於林語堂主辦的《宇宙風》，施穎洲的譯詩刊於巴金主編的《烽火》。回國發展的菲華作者有林娜（司馬文森）。（73）
1950年以後，菲華文學主要受到台灣文學影響，「1950年，『文聯』成立，即成為以後二十年菲華文藝運動主流，模仿三十年代國內『文學研究會』做法，並與台北『中國文藝協會』取得密切聯絡，積極推行各種文藝活動。『文聯』每年暑假兩個月辦理『文藝講習班』，十多年之間，幾乎把台北最好的作家，例如余光中、覃子豪、紀弦等，都請來作講師。結果栽培出不少人才。」（74）施穎洲掌握豐富的菲華文學史料，這應該得益於長期在報界與文藝社團所擔任的要務。他曾擔任「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簡稱「文聯」）及「菲華文藝協會」的負責人，也擔任《聯合日報》總編輯等職務。
另一位重要史料研究者是王禮溥，他著有《菲華文藝六十年》（菲華藝文聯合會1989年出版）。1992年，在《香港文學》發表的〈菲華文藝 十年豐收〉（第90期）算是該專著的精簡版與更新版。他先回顧菲華文學史，然後重點介紹八十年代的文藝活動、文藝著作、集體創作，並展望未來的菲華文藝。他將菲華文藝發展歷程分為：醞釀時期（1928～1950）；播種時期（1951～1964）；萌芽時期（1965～1972）；冬眠時期（1973～1980）；成長時期（1981～）。他對三十年代的「黑影文藝社」、四十年代的「晨光之友」、五十年代的「文聯」等文藝社團的積極表現予以肯定。1972年9月21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宣佈實施「軍事戒嚴令」，直至1981年1月17日戒嚴令才解除。在八年多的軍管時代，菲華文學相應沉寂。「1981年軍事戒嚴令解除後，《聯合日報》開闢《竹苑》副刊，耕園文藝社與辛墾文藝社恢復週刊」，翌年近二十家文藝團體陸續成立。（75）
（二）文學活動推進
在菲華文學發展過程中，文藝社團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其中，「新潮文藝社」在八十年代以來文藝活動中的作用特別彰顯。該社成立於1982年7月12日，軍事管制結束後率先註冊，第一任社長為著名詩人雲鶴（藍廷駿）。潘亞暾對該社進行過全面介紹，突出了其應有的文學史地位，「新潮文藝社是菲律賓軍統解禁後向菲政府註冊的第一個菲華文學藝術綜合團體。……新潮文藝社是菲華文界第一個在《香港文學》上向世界推介菲華文學。」（76）從論者所列的「十個第一」足以表明「新潮文藝社」的開拓性與創造性。此外，1983年成立的「征航文藝社」也比較活躍，該社是寒冰和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文友創辦的菲華第一個青年文社。（77）其特點在於培育文壇新秀。
由於文藝社團林立，菲華文壇的文學活動也相應豐富起來，座談會、研討會、頒獎會等層出不窮。從江一涯〈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困境：在作家、詩人座談會上的發言〉（第38期）、潘亞暾〈菲華文壇團結奮進：菲律賓新潮文藝社主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徵文比賽發獎大會」側記〉（第159期）等篇可以約略掌握當地文壇動態。其中，江一涯談到菲華文學的困境，並從「政治因素與居住的關係限制着華文創作的進步和發展」「經濟條件對創作的影響」「教育對華文文學的作用」等方面予以解析，其實諸種限制因素在東南亞其他國別的華文文學發展中也具有普適性。
在《香港文學》2001年7月號第199期，有一個「菲華現象」引人矚目，該期竟同時出現了四篇菲華論述。其中有一篇題為〈菲華文學國際研討會在福州舉行〉的會議報道，充分體現了菲華文壇與中國大陸的積極交流，其用意當然在於向中國乃至國際推介菲華文學。這是首屆「菲華文學國際研討會」，2001年5月17～21日在福州舉行。圍繞此次研討會，《香港文學》同期刊出另外三篇專論，可以視為菲華文學的「研討專輯」。其一，王列耀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賓華文文學的文化取向〉中指出，菲律賓華文文學在文化焦慮中逐漸尋找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民情、族情的具有鮮明文化個性與特色的發展道路。其二，朱雙一的〈天馬、海風、新青年：1930年代菲華期刊的若干資料〉是對菲華早期期刊《旗幟》（1932）、《海風》（1934）、《天馬》（1936）、《新青年》（1937）的史料挖掘，「這時的菲華文學創作雖已初步掌握了新文學的一些創作手法，有的還寫出了地方特色，頗為生動，但無論在藝術構思或是寫作技巧上，都還顯得較為青澀。」其三，曹惠民的〈詩心共意象齊飛：菲華新詩詩藝管窺〉談到菲華新詩對意象的經營，也直言題旨過於直露、語言缺乏錘煉、境界包蘊不足等問題。微觀而言，三篇論文都比較深入，史料挖掘豐富了文學史建構，文化抉擇為菲華文學闢出路徑，作品評析則有助於提高作品品質。宏觀而言，這種菲華研討會模式以及期刊專題呈現都對國別華文文學有潛在的推進作用。
（三）作家作品研究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杜埃〈島國茉莉花串：序菲律賓女作家秋笛的散文集《窗裡窗外》〉（第56期）、汪義生〈菲華女作家小說管窺〉（第114期）、饒芃子〈「女兒國」裡的文化精神：菲華女作家作品一瞥〉（第125期）、劉登翰〈精神漂泊與文化尋根：菲華詩歌閱讀劄記〉（第161期）、尹康莊〈柯清淡、江一涯創作的文化比較〉（第223期）、陳慧瑛〈藍色的雲鶴〉（第334期）等，這些論述的資料來源不少出自《香港文學》的「菲華作家作品專輯」。其中，劉登翰比較看好菲華文學，「在東南亞華文文壇，菲華文學的成績讓人矚目，不僅作者眾，作品多，文類形式也較為齊全，除詩和散文外，小說和戲劇都有豐碩的成果，奠立了今天菲華文學發展的深厚基礎。」（78）不過，就《香港文學》場域來看，對菲華作家作品的研究較為乏力，尚未能展現「深厚」實績。
在綜論方面，除了上述的史料及專題研究，馬華留台學者李瑞騰的〈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第80期）算是來自東盟與台灣的雙重支持，他首先對菲華新詩的出版進行歷史掃描，其次從詩選看其詩風之變化，同時強調了文學社團的影響力，「1950年年底成立的『菲華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對於菲華文學往後的發展起了根本的影響，經由他們所辦的文藝研習班，年輕的文學人力逐漸被培養出來。」（79）結合此前的「文聯」論述，研習班新人大都「師從」過台灣名家，有些還算是登過台灣文壇。以施穎洲為代表的菲華作家也不乏自信，「在香港參加『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劉以鬯先生約為菲華文學編一專輯，我欣然應諾，因為知道目前菲華筆陣，兵多將廣，至少有二十多位作家曾經在台北第一流文學報刊發表作品，請他們在約定的時間內交出新作，符合《香港文學》的條件，並無困難。」（80）然而，至少在《香港文學》的菲華論述上，菲華留台或學台的氣象卻並未顯露，因此馬華留台作家學者的表現可供參照。
7 汶萊華文文學
有關汶萊華文文學的專論，在《香港文學》上僅有兩篇。第一篇是犁青的〈汶萊華文文學的歷史社會背景與現狀〉（1991年2月號第74期），雖然只是對汶萊的社會歷史、華人人口、華文教育、華文文學進行簡述，但是對於1984年才宣佈獨立的新興國家而言，無疑具有國別華文文學的開拓意義，「有關汶萊的華文文學的歷史情況，以前都包括在馬華文學或砂朥越華文文學中，未有單獨分述。汶萊獨立為一個國家以後，其華文文學及活動也就從馬華文學中分列出來了。」汶華文學對砂華文學的「附屬性」，其實廖諸石早在《香港文學》1986年5月號第17期便已提及，《美里日報》「每月21日出版一版《汶中學生園地》（汶萊中華中學編）」。換言之，東馬華文報壇及華文作家的幫助，對汶華文學發展功不可沒。
汶華文學的另一篇專論是一凡的〈汶萊華文文學初探〉（第163期）。一凡（1939～2020），原名王昭英，出生於新加坡，成長於砂朥越古晉，1962年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1968年定居汶萊，曾任汶華文藝副刊《思維集》《五屬文苑》（均寄刊於東馬華文報）等編委，著有《灑向人間都是愛》（1998）、《跨越時空的旅程》（2003）、《感時花濺淚》（2014）等。比起犁青，一凡的本土視角更為開闊深邃，她從「汶萊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汶華文學的特色」「前景與展望」三個層面展開論述。在文學活動方面，「1968年汶萊一些文藝愛好者與砂朥越（東馬）的《美里日報》借版編輯了一個文藝版位――《火炬》。……1989年由旅居汶萊的東馬作家劭安發起組織『汶萊華文寫作協會』由於不獲准註冊而不能成為獨立的合法組織，只好附屬於『汶萊留台同學會』成為它的一個小組而展開活動。」她還列舉林下風、方竹、曉軌、草地人、煜煜等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並談到汶華文學的整體特色，「汶華作品不管是過去還是近期，呈現的主題多是成長過程中的體悟、戀愛、家庭、父母的形象、生活的感受以及對自然的思索等課題。能對人生、人性以及天地宇宙作出探討的作品，屬鳳毛麟角。另一方面汶萊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的環境使汶華作品少有憂國憂民之作，亦少反映國家民族及社會生活的作品。不少作品離不開夢與愛情，風花與雪月。這些作品講求形式，不重內涵。有深度的不多。」（81）一凡具有本土自省意識，論述比較客觀、切中肯綮。
《香港文學》上尚無對汶華作家作品的專門研究，只刊出過一凡、海庭和陶馨的少量汶華作品。一凡發表最多，有微型小說〈美後〉（第265期）、〈劍術．心術〉（第274期）、〈回頭無岸〉（第307期）、〈現代婚姻的故事〉（第247期，署名王昭英），短篇小說〈深閨夢裡人〉（第295期），散文〈冬天隨想曲〉（第276期）、〈春節今昔談〉（第374期）；海庭，原名張銀啟，作品有微型小說〈誰主沉浮〉（第265期）、〈世紀末悲哀〉（第370期）、〈末日〉（第247期），閃小說〈潮流情調〉〈迷惑未來〉（第372期）；陶馨，筆名藍薇，曾獲2006年第六屆亞細安華文文學獎（汶萊），僅在第265期發表了兩篇微型小說〈蛻變〉〈郊遊〉。
當前，「汶萊華文作家協會」已於2004年3月正式成立，現任會長是孫德安，該會已陸續出版一些作家著作。由於汶萊沒有華文報，所以文藝副刊仍借版於東馬的《美里日報》《詩華日報》《國際時報》等。就研究方面，《香港文學》的撰稿人海庭已由汶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專著《汶華文學痕迹窺探》（2013），通過這部「簡史」可以全面瞭解汶華文學發展歷程。此外，還可參照一凡與趙朕的〈路漫漫而修遠的「文華文學」――汶萊華文文學概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9年第2期）、王丹紅的〈試論汶萊華文文學之特點〉（《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及〈汶萊華文文學與汶萊社會〉（《海外華文教育》2010年第4期）等研究論文。
8 越南華文文學
越南與鄰邦中國的文化淵源歷史悠久，越華文學比起汶華文學也應該更豐富，不過在《香港文學》上的專論同樣僅有兩篇。首先是陳大哲的〈中華文化與越南華文文藝〉（第81期）， 作者圍繞「中越文化存在縱深橫廣的聯繫」「歷屆越南當局對中華文化的迎拒」「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華文文藝」「抗戰大時代帶來華文文藝豐收季」「新生代作家沒有遠離中華文化」「海外新環境提供發展廣闊前景」等方面展開，戰前作家有以小說《蝦球傳》成名的黃谷柳，以《上等兵》等小說後來蜚聲台灣文壇的潘壘等，還有「南來文人」葉傳華、陳維新、林永福等。「四、五十年代之間，正是祖國文化恢復大量輸出，又為越南華文文藝的興旺發達創造方便條件。當時兩家『輕文藝』刊物《紅豆》（楊弘冠即雷家潭主編），《剪影》（何名愛即夏行主編），就為詩人作家們提供了大好場地。老將雲集，新銳輩出，出現大陣仗的筆耕族，取得了文藝季的大豐收，結穗了史無前例的金色年代。六十年代以後，越戰全面爆發，使越南華人社會產生前所未有的強震，也使越南華文作家面臨世所少見的衝擊。」（82）由於戰爭與政治外交等問題，越南的華文教育與華文文學從此日趨衰落。
第二篇是阮庭草的〈越南南方華文文學的舊貌新顏〉（第84期），該篇內容比陳大哲所論更為詳實，最大特點是圖文並茂，附有《生活的激流》（《解放日報》徵文選輯）、《堤岸文藝》（綜合特刊）、《梅花女》（旭茹長篇小說）等重要封面。作者從四、五十年代的《中國日報》《遠東日報》等華文報副刊談起，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因受越戰影響，一些作家從本土轉向香港文壇，「香港的文藝刊物（以《當代文藝》為主）出現的越南南方華文文學作品日漸多起來，詩、散文和小說都達到成熟階段。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在時空夾縫之中，作為中間分子的華人的苦悶和彷徨心態。」此後，「胡志明市華裔真正有自己的文藝雜誌，那是1989年的事，名叫《堤岸文藝》，由胡志明市文藝出版社和《解放日報》聯合出版，印數五千冊，創刊號很快售罄，也很快就接到指示：凡雜誌，應由一個被認可的獨立單位主辦，不應是報社的附屬刊物，《堤岸文藝》因此停刊。」（83）通過這兩篇論述，可以看到漢字、喃字、越南文的沿革，越南與中國的古典文學聯繫，越南華文新文學發展的艱難曲折。
同汶萊相比，越華作家在《香港文學》發表的作品稍多，主要有心水、婉冰、趙明、姚念慈、綠茵、向華強、易心弦等。1978年，由於越南大舉排華，大批華人「投奔怒海」，一些文藝愛好者隨之成為「流散（流亡）作家」。其中，心水、婉冰夫婦便是「越南（流散）華文作家」的代表，二人都出生於越南，1978年逃難至印尼，1979年3月移居澳洲墨爾本。心水，原名黃玉液，發表過散文〈傳統節慶慰鄉情〉（第137期），微型小說〈月黑風高〉（第265期）、〈琴簫情〉（第279期）、〈廢柴聯合總會〉（第307期）、〈蛋黃〉（第314期）等；婉冰，原名葉錦鴻，發表過散文〈悠悠故鄉情〉（第137期）、微型小說〈疑案〉（第265期）。另外，趙明原名姚偉民，在越南出生長大，曾獲越南《西貢解放日報》1990年徵文第一獎，擔任《越南華文文學》副主編、「風笛詩社」成員及網站編委等，出版文集《守望寒冬》（2012）。趙明發表的作品有微型小說〈戒酒〉（第265期）、閃小說〈應徵〉（第354期）、散文〈十年永春〉（第359期）。還有四位同時出現於《香港文學》第354期的「世界華文閃小說展」，姚念慈原名劉珠美，另有筆名芝楓、憶昔，1950年代出生於越南西貢，現居胡志明市，「風笛零疆界詩社」會員，發表閃小說〈難解〉；綠茵，原名莫錦洪，胡志明市華文學會委員，《文藝季刊》編委，發表閃小說〈網上「奇」緣〉；向華強，原名王國華，現居越南胡志明市，「風笛零疆界詩社」會員，發表閃小說〈捷徑〉；易心弦，成長於越南，現居澳洲，發表閃小說〈越獄〉。最近的一篇是曾廣健的微型小說〈請等我五年！〉（第408期），曾廣健筆名仁建、宏源，1981年生於胡志明市，曾任《西貢解放日報》記者、副刊責編及《越南華文文學》編委，著有《美的歲月》（2011）、《青春起點》（2014）。
近三十年來，由於越華文學的相對弱勢，《香港文學》上難得一見有關其近貌的研究論述。其實，中國大陸方面有關研究還有澳門作家陶里的〈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84），通過「附註」自述可以推知《香港文學》上的論者「阮庭草」當為陶里的化名。此外，林明賢的〈舊枝綻新蕾：論新時期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謝永新的〈論越南華文文學的創作成就〉（《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等則是新近的研究論文。
目前越華文學正在穩步發展，有《越南華文文學》《文藝季刊》等文藝刊物，有「風笛詩社」「越南文藝社」「尋聲詩社」「胡志明市華文文學學會」等文藝社團，還有陳國正、冬夢、余問耕、曾廣健、蔡忠、李偉賢、林曉東、趙明等作家都不乏表現。令人倍感遺憾的是，2020年4月15日，《越南華文文學》季刊竟突然宣佈停刊，該刊自2008年7月創刊至今共出版48期。「《越南華文文學季刊》所以停刊並非因經費缺短，也非稿源不足，而是我們實在未有機緣遇到有學問、有修養、有實力又資深的不為名，不為利的詩人作家來接任，所以，我們堅決永遠停刊……」（85）從總編輯陳國正的告別書〈揮手別矣〉，也可以感觸其推動越華文學的拳拳之心，但是停刊卻有些「意外」，相信越華新生代有能力讓越南華文文學刊物「新生」。
9 緬甸、柬埔寨、老撾等國華文文學
通過仔細檢視《香港文學》，筆者發現提及緬甸、柬埔寨、老撾（寮國）等國華文文學的文章只有一篇，即駱明的〈在世界格局中的南洋華文文學板塊〉（第350期）。其實，作為「亞細安文藝營」的牽頭人，駱明早在2007年便期許，「在順利舉行了九屆以後，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理想是東南亞這些國家，如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等國家的華文寫作者，以及從事華文文化的工作者，也能來參加這個區域性的活動。」（86）雖然駱明只是片言隻語的泛泛而談，但仍有些許蛛絲馬迹可供參考，特摘錄如下：
緬甸方面：緬甸過去一直給人的印象是與外界隔離，人們對它所知實在有限。
前幾年，許均銓出席了在廈門大學舉行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見到《緬甸散文集》，才知道緬甸在本土中活動的人雖少，但是，在澳門、廈門和西安等地還有六至七千位緬籍華人在這幾個地區活動。
第十二屆與第十三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陳汀陽、許均銓等都先後與年輕的段春青等人參與了會議。這是很讓人興奮與激動的。
柬埔寨與寮國方面：實際上，到今天還對這兩個國家的華文文學活動，所知極少。
其實，越南、緬甸、柬埔寨與寮國等國，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中，記得當時香港出版的《海洋文藝》、《香港文藝》等，一些刊物就刊有這幾個國家作者的文章。
當時中國的一些出版社也偶爾出版有關的作品集。
根據一般與這幾個國家的作者接觸的人知道，這些地方，要組織一些文學活動，尚不是很方便，要出版作品，也要關注一些可能招致的問題。（87）
據筆者初步統計，《香港文學》雖然缺乏有關汶萊、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的論述，但是汶萊、越南、緬甸華文作家的少量作品仍有不時刊出，大都發表在「世界華文作家小小說展」（第247期）、「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展」（第265、307期）、「微型小說展」（第314期）、「世界華文閃小說展」（第354期）、「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展」（第370期）、〈世界華文作家微型小說展〉（第408期）等專輯，暫未發現柬埔寨與老撾華文作家作品。
在《香港文學》發表過作品的緬甸華文作家僅有許均銓、洪琴棋兩位，許均銓應當稱為「緬甸歸僑作家」，他別名許斌，出生於緬甸仰光，1983年定居澳門，發表過短篇小說〈浪漫禁區的情愫〉（第315期）、〈房東原來在船上〉（第339期）、〈如果小萍是男孩〉（第324期），微型小說〈上崗〉（第307期）、〈傳真機〉〈抽獎〉（第265期）等；洪琴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便活躍於緬甸華文文壇，僅發表一篇微型小說〈煙雨濛濛〉（第265期）。
汶萊、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等國華文文學弱於新馬、印尼、泰國、菲律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他們的創作真的幾乎隱形遁迹嗎？那倒未必，大多數研究者仍缺乏對這些地區的深入關注。以緬甸為例，2012年2月在仰光創辦的「五邊形詩社」（現有張祖升、段春青、王崇喜、黃德明、王子瑜、張琳仙、禹風、流風、耿學林、舒圓等青年社員），2014年8月在澳門成立的「緬華筆友協會」等文學社團都比較活躍。整體創作可參閱《緬甸華文文學作品選》（2006）、《緬華散文集》（2011）、《緬華詩韻》（2012）、《五邊形詩集》（2012）、《亞細安現代華文文學作品選．緬甸卷》（2013）、《緬華文學作品選》（自2015年每年一期）等文集。在活動方面，2018年11月23～25日，「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暨文藝營成立三十週年盛典」在緬甸曼德勒舉辦，「緬甸華文作家協會」也於會上正式宣佈成立。在研究方面，許均銓的〈淺論緬甸華文文學走出緬甸的機遇〉（《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1年第1期）、涂文暉的〈緬甸華文文學初論〉（《華文文學》2012年第1期）、張智與寸雪濤的〈我國緬甸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文化與傳播》2019年第1期）等可供參照。此外，涂文暉的〈論柬埔寨、老撾華文文學〉（《華文文學》2011年第4期）則提供了兩國華文文學的稀有簡況。
10 《蕉風》在新馬的互動輝映
在世界華文文學刊物中，《蕉風》與《香港文學》都具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兩刊有過不少互動。《蕉風》自1955年創刊至1999年停刊四十四年間共出了488期，它是新馬乃至東南亞及歐美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華文文學刊物。2002年由南方學院復刊的《蕉風》，因編輯團隊與編輯風格都與此前大不相同，故暫不列入討論視野。借鏡新馬地區的《蕉風》，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在東南亞華文刊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回饋與互動輝映。
（一）《香港文學》的「《蕉風》論述」
《香港文學》關於《蕉風》的論述主要有七篇。1992年，最早的一篇論述是黃傲雲的〈黃崖的最後心路歷程〉（第88期）。黃傲雲談到黃崖（1932～1992）從香港到馬來亞再到泰國的流散，「1959年由香港去了吉隆坡，主持友聯出版社，亦主編過近十年的《蕉風》半月刊，當時的《蕉風》，集台、港、南洋所有名作家於一爐。」對於黃傲雲的論斷，馬華作家陳奇傑（小黑）特意寫信給劉以鬯更正了其對《蕉風》以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誤解，題為〈關於《黃崖的最後心路歷程》〉的信件後發表於《香港文學》第91期。
2009年，原《蕉風》停刊十年後，白垚作為《蕉風》的前主編之一，在《香港文學》發表了兩篇重要的「當事人說法」。一是〈雨過河源隔座看：《縷雲起於綠草》兩篇文評的反思〉（第296期），從張錦忠的兩篇評論談到《蕉風》對馬華自由文藝思潮的啟迪以及對現代文學肇始的推進；二是〈同心曾拱連城璧：馬華文學風氣的典範轉移〉（第306期）談到《蕉風》1959年4月號第78期改版為純文藝月刊後，「人本文學」的理念促成馬華文學風氣的典範轉移。
此外，許定銘的〈黃崖革新的《蕉風》〉（第306期）提到，在黃崖主編《蕉風》期間不斷革新，並於1964年9月號第143期移至香港印刷，成為大型的文藝期刊，由此也方便了不少香港讀者。金進則以姚拓為中心考察了1950、60年代香港文學對馬華現代文學的影響以及香港南來文人的在地貢獻，「黃崖、黃思騁、姚拓等人把香港文學期刊的編輯方式引入馬華文壇，幫助馬來亞本邦文學力量的成長，他們也利用自己的人脈，把香港文學的最新成果引入馬華文壇，同時，他們自己還發表作品，支撐着早期《蕉風》的版面。可以說，從1955年11月創刊號到1964年9月第143期革新號，香港作家的作品分量相當地重。從第143期開始，台灣、香港、新馬三地文學，三分蕉風版面，蕉風的文學資源更多元，新馬現代文學的成長速度更快。」（88）黃錦樹也提到「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範式中的香港文學身份，「劉以鬯南遊的那些年，正是余德寬（申青）、方天（張海威)、燕歸來（邱然)、白垚（劉國堅）等南下創辦《蕉風》，強調馬來亞化的年代。」（89）通過《香港文學》的《蕉風》論述，既可以看到香港文人（文學）之於《蕉風》的影響，也能看到《蕉風》對新馬華文文學發展的影響。
（二）《蕉風》的「香港文學推介」
《蕉風》對於「香港文學」的推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前《香港文學》時期」（1955～1984），二是「《香港文學》時期」（1985～1999）。「前《香港文學》時期」主要體現於「香港文學勢力」的南來，《蕉風》的創刊實際上就是緣於香港「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新馬業務拓展的需要，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檳城都設立了「友聯書報發行分社」。當時的「星洲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堪稱擁有新馬規模最大的書報總匯，除了經銷「友聯」的系列書刊外，還全面代理香港出版物。由於「友聯」經營有方，即使旗下的《蕉風》長期虧損，仍堅持補貼發行。
從《蕉風》創辦及早期編者陣容來看，「香港南來文人」居功至偉。首先，《蕉風》的首要功臣是自香港南來的申青（余德寬），「《蕉風》的始創者申青兄，原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社長，而第一任的《蕉風》主編方天先生，原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五四年，申青兄即隻身來到新加坡開闢書店業務，順便看一看《中國學生周報》星馬版能否在新加坡出版發行。」（90）實際上，新馬的《學生周報》（後改名《學報》）算是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的「星馬版」，而《蕉風》則算是「香港南來文人」主催的一份純文藝刊物。《蕉風》早期的主編可謂清一色的香港陣容，除了方天、黃崖、姚拓之外，還有五十年代香港文壇「三劍客」之稱的黃思騁。
《蕉風》編者之中，貢獻最大的則是姚拓。他1950年從中國大陸南來香港謀事，曾任《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的主編等職。他在自傳中寫到，「那時候周報的銷路一直上升，又陸陸續續增加了星馬版、印尼版和緬甸版……1957年的2月，我帶着內人和幾個月大的女兒，由香港來到新加坡，擔任《學生周報》的主編。那一年我三十五歲。學生周報的社長是余德寬兄，《蕉風》的主編是方天兄，他們兩個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除了主編學生周報之外，同時也參加了《蕉風》的編輯陣容。」（91）從1957年直至《蕉風》停刊，姚拓參與編務逾四十載。
在刊物內容上，《蕉風》自1957年第45期曾開設了《文訊》專欄，主要報道「星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文壇消息，其中尤重香港文壇。早期《蕉風》發表了大量香港（南來）作家作品，在新馬讀者中廣受追捧。就如《蕉風》1961年第100期的讀者意見百期統計中，徐速是「最受星馬讀者歡迎的作家」，黃思騁、黃崖、姚拓等也名列前茅。再如香港詩風的南來，「力匡由香港來到星洲執教，先在《蕉風》和《學生周報》發表了一連串的新格律詩，作南來的開路先鋒；跟着在《南洋商報》開一個『新詩壇』……現在，《南洋商報》的副刊，仍不斷地發表『力匡體』的新詩。看樣子，星馬可能和香港一樣，會流行一個時候的『力匡體』。」（92）此外，還有一些香港文學評論，如何福仁的〈香港現階段現代詩概況〉（《蕉風》1977年第293期）等。這些「香港現象」足見香港文學的在地影響力。
作為《香港文學》創刊人，劉以鬯與《蕉風》的交往值得特別關注。1964年，劉以鬯在《蕉風》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創作論述〈借來的理論與技巧〉，他指出「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與自己的技巧，不開倒車、不抱着屍體狂吻；作品中盡量保持民族氣派與民族芬芳。我們可以有條件的接受傳統，只接受傳統中的優良法則。然後站在新的角度去認識傳統，賦以新的意義；解除傳統的束縛，創造進步的、站在時代尖端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必須具有獨特的風格、精神、形式與內容。」（93）1965年，劉以鬯的〈寺內〉在《蕉風》第153期以「中篇小說（一期刊完）」的形式列為該期首篇，他在〈前記〉中談到二十世紀是小說的「實驗時代」以及「小說與詩結合」的新形態可能性，「這本《寺內》，是我企圖解答這個問題所作的一次實驗；也是繼《酒徒》後所寫的第二部『實驗小說』，既不想標榜甚麼，也無意提倡甚麼，只是藝術良知還沒有泯滅而已。本書曾在香港《星島晚報》刊載過，因為大部分星馬地區的讀者都沒有機會讀到該晚報，所以略予增刪後，在本刊重新發表一次。」（94）編者也在同期予以回應，「我們要特別推薦的是劉以鬯先生的〈寺內〉，這個中篇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新的嘗試，近日，我們華文作家的最大毛病是缺乏創新的精神，所以，劉先生的努力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可以說，劉以鬯對新馬華文文壇的影響並不限於南來時期（1952～1957），即使返港後仍有發表理論與創作的餘續影響。
1985年後，《蕉風》對香港文學的推介面向之一便有已創刊的《香港文學》刊物。推介方式大體分如下幾類：一是《香港文學》撰稿者的推介，新加坡著名作家與藝術家陳瑞獻曾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發表過小說〈唐璜〉，同年11月《蕉風》第389期便提及此事，陳瑞獻受訪時說，「小說先以英文寫出，後經我譯成中文，刊登於《香港文學》上。」（95）二是《香港文學》讀者的推介，《蕉風》在1987年11月號第409期舉行「作者小測驗」，對於「最喜歡的文學刊物」，白楊、鍾可斯等都將《香港文學》列入。其三，《蕉風》編者的推介，《蕉風》1988年9月號第418期在〈資訊錄〉中直接「廣告」植入，「《香港文學》月刊，總編輯劉以鬯，刊有各地區文學史料、論述、訪問、小說、詩、散文等，已出版至第46期，香港文學雜誌社出版，每冊港幣八元。」其四，兩刊評論者的推介，潘亞暾談到新馬「評論匱乏」時曾力薦，「就一個刊物而言，可借鑒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月刊。」（96）
劉以鬯與新馬華文作家交誼深厚，其中便有被邀為《香港文學》創刊顧問的方北方。在《蕉風》上，劉以鬯常被提及，如李憶莙在散文〈求解〉中談到劉以鬯的〈陶瓷〉（《蕉風》1990年第435期），黃維樑在評論〈文學的危機與生機〉中例舉劉以鬯的演講〈小說會不會死？〉（《蕉風》1993年第455期）等。在香港文學評論方面，有不少關於香港的馬華歸僑作家溫瑞安、林幸謙、方娥真等的評論。此外，關於西西的論述最多，還有金庸、也斯、董橋等。
在創作方面，1985年以後《蕉風》雖然更重視本土創作，但仍有一些來自香港的作品。除了馬華歸僑作家的大量作品，也有馬華旅港學者鄭百年（鄭良樹）的「香江隨筆」專欄中的〈香港的脈搏〉（《蕉風》1990年第438期）、〈香港人的情結〉（《蕉風》1992年第448期）等。此外，還有新華歸僑作家如邁克的影評系列，也有不少兩刊的共有作者如楊際光、東瑞、黃錦樹等。
在國別華文文學的論述中，各國華文作家對《香港文學》已有不少積極回饋。而僅就刊物間的交流來說，《香港文學》對《蕉風》的學理論述，以及《蕉風》對《香港文學》的積極推介，都堪稱此中典例。
餘論
在海外華僑華人的流散版圖上，香港常是北歸、南下的中轉站，也常是回流、定居的首選站。對東南亞區域而言，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是「香港南來文人」南下北返的高峰，那麼二十世紀下半葉則有一股華僑華人歸國後再遷香港的熱潮。因此，目前香港居民中的東南亞歸僑及僑眷尚佔有一定的比重，而且他們與東南亞親友仍保持較為密切的往來。由之，東南亞歸僑作家在香港文壇也佔有不容小覷的一席，如陶然、董橋、溫瑞安等。鑒於此，《香港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推介，在量化可視的文學意義之外，尚有不可估量的社群影響。
在《香港文學》的辦刊理念裡，東南亞華文文學乃是香港文學之外的一大重鎮，在推介該區域華文文學創作的同時，也兼顧史料及評論的學理建構。就編者來看，劉以鬯於1952年至1957年在新馬《益世報》《聯邦日報》的編輯經歷以及與東南亞華文文壇的長期交往，陶然的印尼歸僑身份與南洋情結，周潔茹的流散體驗與國際視域，這些因素都一再拓展了《香港文學》的東南亞華文文學板塊。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學理建構層面，如果說劉以鬯突出在史料夯基，陶然重在名家選評，那麼周潔茹則意在營構新派氣象。從《香港文學》第426、427兩期的「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可以顯見對東南亞新生代華文作家的發掘與扶持。在評論方面，「量少而精」的格局下需兼顧區域延展、議題深拓、提純新質，而此次「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與評論專輯」或可參證。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6批面上資助「百年中國新文學對印尼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2019M6633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東南亞華文女作家資料整理與研究」（20WKPY109）的階段性成果。］
【註】：
（1） 石天：〈「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在新加坡召開〉，〈《香港文學》〉1989年2月號第50期。「亞細安」指東南亞，「美加」指美國、加拿大
（2） 陳瑞琳：〈眾生喧嘩：看世界華文文學的新格局〉，《香港文學》2014年11月號第359期
（3） 伊人：〈建構東南亞華文文學新生態：記「2003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香港文學》2003年4月號第220期
（4） 劉以鬯：〈世界華文文學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1991年7月1日在《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香港文學》1991年8月號第80期
（5） 趙稀方：〈作為里程碑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2015年5月號第365期
（6） 劉再復：〈《香港文學》辦得好：在《香港文學》創辦三十週年慶祝會上的講話〉，《香港文學》2015年3月號第363期
（7） 彭杜生：〈新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香港文學》1987年8月號第32期
（8） 陳賢茂：〈海外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前景（下）〉，《香港文學》1988年7月號第43期
（9） 饒芃子：〈九十年代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思考〉，《香港文學》1994年2月號第110期
（10） 林承璜：〈漫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文學》1994年11月號第119期
（11） 劉俊：〈世界華文文學：跨區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學共同體〉，《香港文學》2013年5月號第341期
（12） 黃傲雲：〈中國作家筆下的南洋社會〉，《香港文學》1985年3月號第3期
（13） 林臻：〈略論中國作家的南來業績〉，《香港文學》1985年10月號第10期
（14） 王振科：〈被歷史湮沒了六十二年之後的重新發現：介紹許傑編輯的《華僑努力周報》及其作品〉，《香港文學》1988年9月號第45期
（15） 朱崇科：〈劉以鬯的南洋敘事〉，《香港文學》2014年5月號第353期
（16） 周策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雙重傳統」、「多元中心」和困難問題〉，《香港文學》1989年5月號第53期
（17） 黃孟文：〈「世界華文文學」釋名〉，《香港文學》1996年8月號第140期
（18） 施建偉：〈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的新階段：「亞細亞」模式的崛起〉，《香港文學》1994年9月號第117期
（19） 袁勇麟：〈《香港文學》的史料建設〉，《香港文學》2015年6月號第366期
（20） 任良之：〈看《熱帶詩抄》日文本的聯想〉，《香港文學》1985年1月號第1期。關於馬華文學的日文譯介，還有賴敬文譯自方北方的〈《娘惹與峇峇》日文版後記〉（第60期）
（21） 方北方：〈祝《香港文學》大業興隆：為創刊的第二個十年即將開端而寫〉，《香港文學》1994年1月號第109期。「《香文》」，即《香港文學》的簡稱
（22） 陳賢茂：〈形象化的馬來西亞華人史：論方北方的小說創作〉，《香港文學》1991年3月號第75期
（23） 胡金倫、王德威：〈異域的聲音：談馬華文學〉，《香港文學》2001年9月號第201期
（24） 陶然：〈走出熱帶雨林的傳奇〉，《香港文學》2011年7月號第319期
（25） 徐國能：〈散文新視野：論鍾怡雯的雄辯與解構〉，《香港文學》2003年11月號第227期
（26） 陳大為：〈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香港文學》2004年3月號第231期
（27） 李榮：〈鬥士、旅者、情人的生命之歌：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詩探索》編輯部主辦《吳岸詩歌研究會》〉，《香港文學》1998年10月號第166期
（28） 駱明：〈新加坡文藝研究會〉，《香港文學》1985年3月號第3期
（29） 杜誠：〈新華文學的成就與地位得到肯定：「新華文學獎」頒獎典禮紀略〉，《香港文學》1991年9月號第81期
（30） 古人風：〈願英國華文文學走向大同世界：記王潤華、淡瑩學術專題講座及詩歌朗誦會〉，《香港文學》1990年6月號第66期
（31） 楊樾：〈《新華作家系列介紹》序〉，《香港文學》1988年2月號第38期
（32） 駱明：〈新華文學的過去現狀及其方向〉，《香港文學》1995年2月號第122期
（33） 陳賢茂：〈新加坡華文詩壇的歷史回顧〉，《香港文學》1986年8月號第20期
（34） 楊松年：〈建國以來的新加坡華文文學（1959～1984）〉，《香港文學》1987年3月號第27期
（35） 蔡師仁：〈新馬華文文學發展軌迹的探尋：《新馬文學史論集》評介〉，《香港文學》1987年6月號第30期
（36） 王振科、邵德懷：〈傳統和現代的融匯：王潤華詩歌漫評〉，《香港文學》1988年1月號第37期
（37） 黃孟文：〈苗秀的作品〉，《香港文學》1990年3月號第63期
（38） 朱崇科：〈論新華作家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話語〉，《香港文學》2019年2月號第410期
（39） 東瑞：〈尤今印象〉，《香港文學》1989年12月號第60期
（40） 周偉民：〈評王春煜的《尤今評傳》〉，《香港文學》1995年3月號第123期
（41） 黃東平：〈印華文藝的功臣：寒川〉，《香港文學》1988年12月號第48期
（42） 嚴唯真：〈喜看印華文學新長勢〉，《香港文學》1996年2月號第134期
（43） 袁霓、謝夢涵：〈皎潔的月光撒遍大地（上）：記本哲莎化麗園中秋聯歡〉，《香港文學》1997年1月號第145期
（44） 東瑞：〈印華文壇的「華文文學周」：九六「中秋聯歡」的餘韻和持續〉，《香港文學》1998年3月號第159期
（45） 林來榮：〈記錄印華作協「蘇北文學節」〉，《香港文學》2009年9月號第297期。「蘇北」即蘇門答臘島北部地方，蘇北的核心城市是棉蘭
（46） 林萬里、明芳：〈印華文友聯歡會〉，《香港文學》1999年8月號第176期
（47） 何尚：〈「印華文聯」在雅加達成立〉，《香港文學》2002年8月號第212期；〈萬隆印華文學社成立，林萬里獲推選任主席〉，《香港文學》2007年6月號第270期
（48） 犁青：〈艱苦成長中的印尼華文文學（下）〉，《香港文學》1987年12月號第36期
（49） 嚴唯真：〈喜看印華文學新長勢〉，《香港文學》1996年2月號第134期
（50） 黃東平：〈印華文壇我見〉，《香港文學》2002年7月號第211期
（51） 嚴唯真：〈印華新詩行程簡述：《翡翠帶上》序言〉，《香港文學》1997年1月號第145期
（52） 犁青：〈嚴唯真：印華文學的長青樹〉，《香港文學》1998年12月號第168期
（53） 東瑞：〈「四海一家親的寬闊胸懷」：印華文集《沙漠上的綠洲》評介〉，《香港文學》1996年9月號第141期
（54） 王列耀：〈邱茂發與新世紀印尼華文文學中的「吾國吾民」〉，《香港文學》2002年10月號第214期。邱茂發（1950～），筆名有金旌、邱鑫、江泉、邱洗塵、金鋒、哲義、金楓、雨兒等
（55） 胡德才：〈印尼華文文壇的喜劇家：林萬里創作論〉，《香港文學》2014年5月號第353期
（56） 林萬里：〈憶黃裕榮〉，《香港文學》1991年5月號第77期
（57） 欽鴻：〈袁霓和她的微型小說創作〉，《香港文學》在2012年3月號第327期
（58） 張望：〈談現階段的泰華新詩〉，《香港文學》1988年3月號第39期
（59）潘亞暾：〈泰華文學在前進〉，《香港文學》1989年3月號第51期
（60） 斯民：〈泰華文學新歷程〉，《香港文學》2000年2月號第182期
（61） 柳宗：〈泰華文壇動態〉，《香港文學》1986年6月號第18期
（62） 〈泰國留中總會文藝寫作學會舉辦文學講座〉，《香港文學》2009年12月號第300期
（63） 澄江白水：〈關於泰華文藝〉，《香港文學》1985年8月號第8期
（64） 未名：〈泰華文化的「奇蹟」〉，《香港文學》1986年7月號第19期
（65） 巴爾：〈泰華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香港文學》1987年4月號第28期
（66） 巴爾：〈泰華文學的起步與曲折的歷程〉，《香港文學》第45期1988年9月5日。筆者按：〈命令鳥〉應為〈命命鳥〉，是許地山的短篇小說
（67） 李少儒：〈漫談泰華新詩的發展〉，《香港文學》1988年2月號第38期
（68） 潘亞暾：〈中華文化海外揚：為菲律賓征航文藝社成立五週年而作〉，《香港文學》1988年3月號第39期
（69） 何紫：〈訪岷市瑣記〉，《香港文學》1988年8月號第44期
（70） 黃維樑：〈在陽光撫愛的土地：記馬尼拉的文學文化之旅〉，《香港文學》1990年8月號第68期
（71） 文以可：〈淺談菲華文藝〉，《香港文學》1985年11月號第11期
（72） 雲鶴：〈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回顧與前瞻〉，《香港文學》1987年6月號第30期
（73） 施穎洲：〈菲華文學一瞥〉，《香港文學》1990年2月號第62期。據莫渝〈發光的臉：施穎洲研究之一〉（《香港文學》1988年8月號第44期），施穎洲曾在巴金主編的〈烽火〉1938年第17期上發表過新詩〈海外賣報童〉，《香港文學》也刊出了巴金給施穎洲的覆信
（74） 施穎洲：〈菲華文學經驗〉，《香港文學》1991年11月號第83期
（75） 王禮溥：〈菲華文藝 十年豐收〉，《香港文學》1992年6月號第90期
（76） 潘亞暾：〈橋――新潮文藝社――訪菲散記〉1988年2月號第38期
（77） 潘亞暾：〈中華文化海外揚：為菲律賓征航文藝社成立五週年而作〉，1988年3月號第39期
（78） 劉登翰：〈繽紛華園的揚柳折枝：菲華文學專輯讀後〉，2012年10月號第334期
（79） 李瑞騰：〈菲華新詩的一些考察〉，《香港文學》1991年8月號第80期
（80） 施穎洲：〈菲華文學經驗〉，《香港文學》1991年11月號第83期
（81） 一凡：〈汶萊華文文學初探〉，《香港文學》1998年7月號第163期
（82） 陳大哲：〈中華文化與越南華文文藝〉，《香港文學》1991年9月號第81期
（83） 阮庭草：〈越南南方華文文學的舊貌新顏〉，《香港文學》1991年12月號第84期
（84） 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華文文學》1995年第2期。陶里曾任職於越南、柬埔寨、老撾的華文學校
（85） 本刊編輯同仁：〈停刊聲明〉，《越南華文文學》2020年第48期
（86） 駱明：〈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新方向〉，《香港文學》2007年11月號第275期
（87） 駱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南洋華文文學板塊〉，《香港文學》2014年2月號第350期
（88） 金進：〈1950、60年代香港與馬華現代文學關係之考辨：以姚拓的文學活動為中心的考察〉，《香港文學》2012年9月號第333期
（89） 黃錦樹：〈香港――馬來亞：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及一種香港文學身份〉，《香港文學》2015年5月號第365期
（90） 姚拓：〈閒筆說《蕉風》〉，《蕉風》1994年1、2月號第458期
（91） 姚拓：〈編輯生涯 白駒過隙〉，《蕉風》1999年1、2月休刊特大號第488期
（92） 凌冷：〈新詩的道路〉，《蕉風》1959年5月號第79期
（93） 劉以鬯：〈借來的理論與技巧〉，《蕉風》1964年9月號第143期
（94） 劉以鬯：〈寺內〉，《蕉風》1965年7月號第153期
（95） 吳啟基：〈舞之饗宴：訪舞劇《唐璜》的策劃人員〉，《蕉風》1985年11月號第389期
（96） 潘亞暾：〈關於「評論匱乏」之我見〉，《蕉風》1989年2月號第4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