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 成： 《落番長歌》：中國僑民「下南洋」歷史記憶的文學演繹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底層民眾曾因自發外出謀生、務工、商貿、逃荒、避難而形成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1）。「闖關東」和「走西口」均屬於國內移民；「下南洋」在閩粵方言中又稱「落番」、「來番」或「過番」，是中國人大規模移民海外的肇始。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東南、華南沿海及其周邊地區的民眾因「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故不得不「望海謀生」，成為「下南洋」先驅，形成了閩粵、客家等方言族群先輩移民海外的共同歷史記憶。長路漫漫的「下南洋」之旅，充滿了血淚辛酸，卻也更顯恢弘壯闊，不僅時間上長達百年之久，而且其所達國家與地區範圍之廣，更具有跨國、跨洲、跨洋之色彩。大量華人的「落番」，既緩解了國內人口和經濟壓力，他們又靠着勤勞、勇敢和智慧在他鄉闖出了一片廣闊新天地，不少人也由此發財致富，從而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命運與家鄉的變遷，同時又極大推動了僑居地經濟、文化發展。可以說，東南亞的近現代歷史是土著族群與海外華人共同書寫的，其歷史意義與文化影響可謂更加深遠與廣泛。

作家東瑞不僅中短篇敍事技藝嫺熟，近年來在長篇小說的探索上也收穫頗豐，他根據多年以來廣泛搜集的「下南洋」的歷史資料為文學素材，凝心匯成的《落番長歌》這部長篇歷史小說，奮勇奪得了2018年「第十四屆浯島文學獎小說組優等獎」。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域的東南亞地區乃近代華人移民最為集中之區域，至今在東南亞與中國僑鄉中存留的、產生於近代的「落番」故事，可謂華人移民歷史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最生動的文學印記和最確鑿的史料鑒證之一。《落番長歌》反映的是在共同「下南洋」時代背景下中國僑鄉民眾海外移民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共同歷史記憶，作者力圖把新與舊的時間隧道打通，以涓細的血和奔騰的情，傾注在飽滿的生活細節裡，絲縷交織地呈現了黃、許兩個家族同「落番」相關主要成員的命運與家國變遷軌迹中。它所吟唱的那些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僑居異域的海外華人不是我們的陌路人，他們的「落番」之路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緊緊相扣。從「落番」的故事中，我們不僅依稀看見了先輩的身影、領會到中華民族歷經的磨難，更感受到了中華兒女堅貞的品性和開拓進取的精神，其間所蘊含的充滿血淚的豐富情感的意義自不待言。倘若將其置於華人移民史的研究方面，由於作者在抒發創作主體的歡愉或憂傷、惆悵或激憤、質疑或感慨的同時，它的筆觸所及總是側重於對社會的公共生活的關注、始終聯繫着影響時代進程的重大事件，《落番長歌》亦具有「文學地理學」與「文學歷史學」的雙重價值，同時也無意間實現了「講好中國故事」這一意圖。

《落番長歌》的故事主要發生在金門和印尼山埠這兩個地方，但小說所敍述的漫長的「落番」故事卻不同於那種烽火連天中浪漫和英雄想像結合話語瀰漫下的「戰地文學」或「戰地書寫」；也不是那種神秘奇詭異域風情的喃喃臆想，而是在命運撥弄下身不由己地捲入大時代漩渦的小人物悲歡離合的「私史」，融匯了作者關於家國歷史深入思考的創作經驗。作者以樸素的文學敍事，以家族史書寫方式，通過對金門島上黃、許兩個家族成員命運浮沉的描摹，勾勒了中國近現代移民家族命運嬗變的雙向路徑。小說將底層百姓的生存軌迹還原到時代背景中去演繹，並將歷史風雲掩藏之下的隱晦的近現代移民史拉出地表。而故事中對中國近現代重大事件的縱橫交錯展示，對「時間」之流的精神感知一一帶着寫就「金門地方誌」近現代章節的企圖，在作者東瑞的數十年的文學創作歷程上，這應算是一部具有特別意義的長篇小說。

《落番長歌》以「離散」與「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為主題講述了一個近代中國移民「下南洋」的古老故事。

金門青年黃富臨新婚兩月，即離鄉別妻「落番」印尼山埠，由於多重原因，黃富臨幾次三番返鄉受阻，夫妻不得團聚。在事業發展需要助手、精神上的情感需求與身體慾望日益強烈的折磨下，因「酒後亂性」而另娶番女妮娜為平妻，苦心將從二叔那繼承來的「糕丕店」經營發展成了印尼山埠最大的糕餅店。此後黃富臨歷經千難萬阻終於在二十多年後與髮妻許巧女於香港再次聚首，在家鄉苦苦「守活寡」的許巧女，在青春早已遠逝的暮年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得以夫妻團圓，隨夫「落番」。縱覽整部小說，作者在敍事方法上採取了「全知全能」的傳統敍事方式。小說時間線索清晰，故事發展完全沿着預定的歷史軌道運行，人物命運幾乎完全被套入歷史地圖中去演繹，逼真而生動地呈現了近代閩粵移民「下南洋」的艱辛經歷和「落地生根」的共同歷史記憶。

雖然整部作品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甚至有些平淡，但作者對情節的設置和具體場景細節的處理非常細膩，對每個人物都灌注了深沉的感情，對男女主人公感情發展的鋪墊也相當到位。在時代洪流身不由己的裹挾之中，個人的命運卑微如草芥。在作者筆下，人類幾乎所有的情感――愛恨、喜怒、怨離、感激、壓抑、焦慮、無奈、取捨、悲傷、痛苦、悔恨、愧疚、團圓和遺憾等，輪番上場表演，所有的情緒和慾望都如大海一般，只能默默將其間所有湧動的暗流藏於心底。譬如當新婚堪堪才兩月的黃富臨夫婦因「落番」而被迫離別時，出現了這樣的場景：

富臨說：這兩年金門人去了很多，在金門賺吃坎坷，這兩年可以走的都走了。我們水頭姓黃的多數都到印度尼西亞了，珠山區姓薛的多數去菲律賓的呂宋，烈嶼的都去了文萊……我也決定在下個月跟着水頭村的一些人走。

巧女問，也是去印度尼西亞嗎？……

昨晚他對巧女說，明天妳就在門口，馬上關門，不要看我的背影慢慢地小去，我也不再回頭，跟平時一樣啊。這樣我會好受一些。你也當我普通的出門吧。

巧女哈哈大笑，富臨哥，你這是自欺欺人呀。說完，發覺自己的眼眶也早已忍不住，濕濕的一片了。

富臨想到此，還是強忍住不回頭，不敢看巧女是否還站在家門邊送他，一直到走得遠了，他才回頭，看到那扇家的門正好慢慢關上了。他於是知道了巧女其實一直躲在門後目送他的背影，一直到他的影子漸行漸遠，最後完全看不到。

也許，正是因為對底層百姓為貧窮所迫的「落番」的深刻體察，讓作者筆下的人物懂得了這種心酸無奈的告別藝術――「不回頭」，在呈現這個「離散」主題時，卻無意中寫出了「延遲的傷痛」，說是延遲，實是一種綿延不絕的哀傷和前途渺茫的躊躇。小說用這種緩慢、這種必須從心頭潤濕過的方式，銘刻夫妻雙方曾經在――「落番」和「留守」之間的窘迫、蒼涼及無奈。因為夫妻雙方都明白：巧女躲在後面的「那扇家的門正好慢慢關上了」，目送着丈夫的「影子」漸行漸遠，直到「完全看不見」的情景，正是被遮蔽、被「離散」漸漸拉遠、抻長的愛情、親情和鄉愁。這種類似從淚水中搜集鹽晶的離別敍述過程，彷彿歷經滄桑的人在光陰中雕刻着虛無，情感會變得像秋天之樹，越來越疏朗，越來越吝嗇，如同世間的風也會在歲月的滄桑中一次又一次地把身體裡的淚水帶走，只剩下眼角的鹽霜。

雖然今天談論的「落番」似乎已經是古早的故事了，但歷史小說敍事中所表現出的大量關於歷史「真實」的文學虛構性特徵，的確在宏大敍事的「正史」之外，令《落番長歌》這樣的文學作品，以細膩的情節設計生動填塞了某些歷史的縫隙和空缺。譬如這樣的「鄉愁」描寫：「富臨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無法睡着，想到了二叔對他落番後的一路照顧，真是如同己出啊，也許本身沒有子女，下意識裡待他如同親生兒子那樣親吧。他佩服二叔的努力，錢賺夠了，也虧得他和二叔母擅於儲蓄，很快就租下一個店舖，說幹就幹，許多事親力親為，店舖裡不少需要的設備都因陋就簡，連門面也靠自己簡單裝修，山埠第一間糕丕店就這樣開張起來了。想到此，富臨坐了起來，從牀邊檯面上的三個5牌子香煙包抽出一支香煙，叼在雙唇間，再取火柴盒裡的一支火柴棒擦了邊緣一下，『絲――』的一聲，火光一閃，點着了他嘴中的煙。他的眼前剎時出現了二叔從海員那裡買了五包，將其中一包送給他的情景，當時還交代他『少抽一點』『苦悶、想家時才抽一支半支吧！』他在黑暗中抽着，抽着，煙絲在黑暗中一明一滅，煙圈飄向遠方。他彷彿看到，那些小圓圈，一圈一圈的，都幻化成了故鄉巧女的面孔。不抽還好，一旦抽起來，鄉愁就愈發濃重起來。阿巧啊，好想飛到家裡，與你過結婚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啊！」夜深人靜時，黃富臨興起的這種「鄉愁」心境，在「落番」的日子中也並不能常常有空暇給予他，他首先所要想的是怎麼樣生存下去，當大大小小的煙圈飄散之後，他依舊面臨着那種情感的空虛、生理慾望的煎熬和對未來無望的焦慮。

與此同時，雖然在中國歷史的演變之中，男性似乎一直是歷史所首先選擇的主角、是歷史大潮的參與者，甚至創造者，但是以男性為中心進行講述的歷史是否便是客觀的歷史呢？其實「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的編纂並不是簡單的事件記述，而是在文本之下隱藏着故事性的編排」（2），這其實很值得深思。同黃福臨與許巧女夫婦因「落番」而造成「離散」故事的冗長、細膩的情節描寫不同，《落番長歌》中卻並未選擇以大篇幅的筆墨去重現歷史中轟轟烈烈的場景，只是截取歷史事件發展之中最為悲切的一些片斷，試圖站在庶民的角度，以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重構一段充滿血肉的民間歷史。這種進入歷史的姿態恰是表現出了作者內心深處對於歷史的敬畏，即哪怕接觸歷史，也不願意輕易加入自己的評論。更甚之的是，在小說中，歷史還始終以一種看不見的巨大的「力」，無孔不入地在細枝末節處對女性的命運加以左右。小說中的女性雖然一直企圖扮演着被遮蔽在黑暗角落裡的附屬存在物角色，然而許巧女、許巧璿和妮娜，這三位女性的命運卻都不得不與歷史的脈動同頻率跳動，歷史不斷地將她們推向前台，也正是因為有她們這樣悲切的「離散」故事的不斷上演，才得以不斷地填充主流歷史敍述的空缺縫隙。而《落番長歌》以走向深處的筆調，使得她們的個人經歷與民族國家歷史相激盪，如此便不難看出作者對於歷史呈現最終指向的思考――即在展現歷史本真面目的基礎上，對於民間底層女性在近現代「落番」移民史重構時，應如何對其所處的地位進行定位，並同時賦予女性以時代在場者的身份，並最終確立女性在近代移民「落番」歷史中的存在意義！

倘若對小說所塑造的許巧女和妮娜的形象進一步仔細分析，可以看出，她們都屬於福斯特《小說面面觀》中所說的「扁平人物」――「女性形象傳統，以巧女的大度，容夫納妾以照顧夫之生活，呼應貞節牌坊的女性守貞精神。相對仍是尊重男權及男性形象的觀念。人性衝突性弱，多以和觀點為角色性格。」（3）一方面，作者筆下同黃富臨緊密相連的兩位女性，其性格完全沒有變化，從始至終，一以貫之，無論是許巧女，還是妮娜，都是以真善美形象出現：「巧女像一具幽靈在飄盪似的，很快到了同安渡頭。站在碼頭邊，她望着遠處，天色陰沉，海水茫茫，近處浪花在海風吹襲下，洶湧跳盪，思緒不禁又飄飛到三十六年前日本人染指金門的悲慘日子，想到了1945年他們投降前夕挾持金門馬夫逃竄漳浦一帶的災難，想到了多少金門人先先後後從這裡上船，踏上了落番的不歸路，也有不少鄉親經過千辛萬難從這裡出發，到東南亞和至愛親朋團聚。……巧女感覺到自己的魂兒飛到了金門島太武山似的，在那制高點上，她無法不望鄉！望鄉！向這邊，是自己先人的原鄉，延續了幾代人居住的故鄉；大海彼岸，是丈夫拚搏幾十年的流下血汗的土地，就在那個異鄉建立了一個新家！就是那樣一個情深意重的男人，雖然有了新人，始終也沒有將自己忘記，幾十年來千方百計為尋求最後的團圓而幾番出發。」由此可見，許巧女對愛情、婚姻與現實賦予了如此莊重且深情的認可。這不是一般意義上對於「貞節牌坊」的背負與認可。在那裡，這份煩惱人生、這段不盡如人意的婚姻不僅是她別無選擇的現實，而且是她――一個普通女性的全部擁有與財富。而「在妮娜的心目中，巧女不但是她親密的姐姐，而且名義上與她一起共事一夫，實際上她幾乎是有名無實，大半生獨守空房！只有純粹的唐人女子才能做出那樣偉大的忍受和偉大的默守。她，確實是值得富臨哥鍾愛一生的。對於巧女，妮娜的歉意是很難償還的，大概只有生命吧，如果上天收她，讓富臨的下半生由巧女陪着那也是完全應該的。她這一生已經很滿足了，完全沒甚麼遺憾了。」而故事的結局似乎也就沿着妮娜預定的軌迹徐徐發展着。

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作者對於在金門家鄉堅貞苦守、奉養婆母以終的許巧女二十三年的「守活寡」生涯，抱有一種深切的悲憫與同情，小說竟然特意設計了一場意外的死亡事件來使「落番」的愛情顯得完滿。「1976年，富臨歷經千辛萬難，將巧女從金門遷移到山埠，夫妻生離四十年，終於真正長久團圓了。最令富臨傷心的是，巧女落戶山埠前的一個月，妮娜竟在一次車禍中死去。妮娜與她視為姐姐的巧女始終沒有見面。那天富臨被通知時火速趕到出事現場，妮娜已躺在一片血泊中不動彈，他大叫妮娜的名字，從血泊裡抱起妮娜，渾身都是血，一起倒下去……傷悲過度的他，被人送到醫院，在醫院住了一週才出院。」而「巧女正式踏上山埠的第一天，就和丈夫一起到郊區的墓園為妮娜掃墓。」這起令人感覺是作者故意製造的車禍，顯然是作者對許巧女這個傳統女性的犧牲、奉獻和守貞所做的一種精神補償和成全。換言之，黃富臨和許巧女、妮娜之間，源生於金門與印尼山埠兩地的亂離所產生的愛情與婚姻，就這樣以婚姻中「第三者」妮娜的意外喪身車禍，再次讓黃富臨和許巧女的愛情以「一夫一妻」的團圓結局而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表面上看，《落番長歌》似乎是一個雖有暗流湧動，卻如海般沉默平靜的「落番」故事；實質上若是追溯這故事產生的歷史背景，並以之探究黃富臨夫妻悲喜交加的「落番」命運根源，恰恰可以令人們對這一色彩鮮明的「離散」敍事所造成的令人欷歔結局產生無窮感慨與深刻質疑。顯然，《落番長歌》踏出了一行明顯的腳印，在盈滿淚水但又不失其冷靜的敍述中，在處處憂鬱、感傷卻又唯實、素樸的文字情調之間，在黃富臨和黃福運這對兄弟之間，以及許巧女和許巧璿這對姊妹之間，兩對夫妻命運相濟而又態度迥異的命運裡，作者向我們演繹的不僅僅是一幕幕「離散」的悲劇或「相逢」的喜劇，而是在尋覓悲、喜劇背後的原因――天災、人禍以及歷史的難以逆料和無法克服。

作者以獨特敍事方式編纂出了一部另類「金門地方誌」――以講「落番」故事的方式發展出一種文學歷史學的藝術風格來充分表達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看法。這種敍述風格儘管有時也會暴露其歷史認知的局限性或盲點，但在其較成功的時刻，的確可以說恰如其分地呈露出了作者企圖在當代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嘗試踐行其所尋覓的――以最平實、最樸素的語言；最幹練、最不加雕飾的風格，以及最明晰、最寫實的筆調的演繹歷史的文學理想。

一般而言，「歷史就是關於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的記憶」（4），因為如果「把歷史學家看作對曾經存在的現實的一種節略的、不完美的再現，看作一種為滿足那些以史為鑒的人的需求而對不穩定的記憶模型所做的重新設計和粉飾，既無損於歷史學的價值，也無損於歷史學的尊嚴。」（5）而這部歷史小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記錄了民族生活在思想感情方面漫長而豐富多彩的發展，並且記錄了民族未能在行為世界中實現的苦痛或夢想。」（6）在《落番長歌》中，自由無羈的文學想像所勾畫的瑰麗傳奇，與嚴謹的歷史背景和地方文化習俗徵引各顯其能，的確在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相互嵌合、呼應與激盪中，最終產生了真幻相依、虛實相伴的富有張力的審美效果。

伴隨着時光的流逝，「落番」的歷史已漸為人們所淡忘；「落番」故事的大量流失也在情理之中。對時下的新新人類來說，這些陳年舊事猶如天方夜譚般的不可思議。因此之故，記錄和研究這段流失中的「落番」歷史業已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而《落番長歌》恰當地運用文學與歷史、地理的多重交織敍事方式，通過生動真實的故事與虛構想像的互文印證性演繹，組構了《落番長歌》中點點滴滴的歷史細節與時代碎片。雖然作者對於「落番」這個題材開掘的深度和廣度尚不夠，但其間蘊涵的「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這一從被動到主動選擇的近現代以來中國移民關於「家國」心態的嬗變，自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文學魅力。《落番長歌》訴說的便是近代以來底層中國人「下南洋」海外生存經驗的民間記憶，吟唱的是同胞在異邦披荊斬棘艱苦奮鬥和留守家鄉親人忠貞期盼的人生詠嘆調。故而《落番長歌》當可作為真實反映這段「落番」民間記憶和訴說時代風貌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亦是另類歷史文化的「活化石」。

【註】：

（1）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域。在中國古文獻中，這一地區曾先後被稱為「南海」、「西南海」、「東西洋」，清代則泛稱「南洋」，後沿用至二十世紀中葉。歷代封建王朝末年，大多伴隨着天災人禍、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山水相連的毗鄰關係，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首選遷徙地和避難所，這種遷徙即「下南洋」

（2）      ［美］海頓．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頁160

（3）      參考東瑞的《落番長歌》所附「第十四屆浯島文學獎小說組優等獎」評審蔡素芬的意見，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8年版，頁216

（4）      ［美］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論歷史與政治》，馬萬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頁197

（5）      同（4），頁210

（6）      ［法］昂利．拜爾編：《方法、批評及文學史：郎松文論選》，徐繼曾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