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周文 顯示功力的厚積之作——評曹惠民、司方維著《台灣文學研究35年》

曹惠民、司方維的《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以下簡稱《35年》），最近由江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當下台港澳文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收穫。筆者在感佩之餘，覺得有必要通過評論，向學術界和文學界鄭重地予以推薦，進而認識它的意義之所在。

從1988年在蘇州大學開設《台港文學研究》課程，曹惠民教授已經在台港海外華文文學這一新興學科領域裡守志、耕耘了漫長的二十八年。換言之，《35年》是他繼撰著《邊緣的尋覓》（花城出版社）、《出走的夏娃》（台灣秀威資訊公司）、《他者的聲音》（江蘇人民出版社）、《多元共生的現代中華文學》（中國華僑出版社）和主編《台港澳文學教程》（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898～1999百年中華文學史論》（華東師大出版社）、《閱讀陶然》（北京師大出版社）、《台港澳文學教程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之後，積二十八年教學的經驗與科研的心智而得以完成的一項宏大工程。儘管這部著作是與他指導的博士生司方維合作完成的，司博士固然功不可沒；但如果沒有曹惠民教授的主導，沒有他長期的史料存儲、閱讀存儲、經驗存儲與智慧存儲，而要完成四十八萬字的宏觀研究大著，是萬萬不可能做到的。

《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1913）》是一部經驗厚積之作與顯示功力的信實之作。

之所以指稱《35年》是台港澳文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收穫，筆者以為它的問世，主要有着如下兩方面的重要價值。

價值之一：它是大陸學界第一次對三十五年來台灣文學研究進行歷史性的總結，是全方位、多視角予以整合的一次「再研究」的總結。

歷史總是被描述的。描述者必須尊重歷史，然而描述者又必須是對「心中的歷史」的描述。《35年》描述的是一段歷史，是一段關於台灣文學研究在大陸從無到有、從萌發到開拓到發展的客觀存在之歷史進程。讀畢此著，感受最深切的是厚重的歷史感和描述者的史識觀念，而在作者，卻用他們文學的歷史感與史識觀，科學地構建了全書的合理的論說框架，框架本身就是兩位作者「心中的歷史」。筆者指稱作者的歷史感與史識觀是「科學」的，是說兩位作者把政治歷史的研究與文學史的研究嚴格區別開來，或者說，他們完全棄絕了政治文化批評的思想和政治文化批評的模式，而回歸到文學自身與文學研究的自身，從而回歸到文學――美學批評的自身。雖然是研究歷史，但《35年》是單純研究台灣文學研究的歷史，並非當做政治文化意義上的歷史學。法國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法國文學史》1894年版的前言中認為，文學史的研究對象與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即歷史事實，雖然都是「過去」，但是文學作品與文學研究的「過去」，是一種與讀者的「現在」有聯繫的「過去」（1），也就是說，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永遠具有現實性，即直接與當下讀者發生聯繫的審美性、可鑒性與傳承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該著作者正確、科學地把握了文學批評與研究的美學理念，去解讀台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並以此建立自己的論說框架。除「導言」、「結語」外，全書分為「進程篇」、「專題篇」、「學者篇」、 「史料篇」四個主要板塊，這四大板塊基本上囊括了三十五年來大陸台灣文學研究的全部內容。應該說，這個論說框架的設置是作者面對浩瀚的歷史資料，經過搜索、積纍、閱讀、梳理並進行形而上的思辨之後，才得以完成的。這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再研究。文學研究的再研究，是諸多文學研究中最難掌控的一種宏觀研究，如黃修己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是獨自一人面對上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而進行的研究史的縱向描述。徐瑞岳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綱》，是由他設計全書的綱目，邀約全國很多文學史研究專家共同來完成的；是面對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方面浩如煙海的論文、著述而進行的縱向思維的橫向描述。這類「再研究」所要求的，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根本。除了上述作者的歷史感和史識觀而外，另一個根本，是作為研究根基的史料，即對史料絕對的佔有與絕對的掌控，沒有這一條做保證便難以實施再研究的工程。正是在這一點上，曹惠民教授等在《35年》中顯示了對史料絕對佔有和掌控的不尋常的功力。從鈎沉「大陸台灣文學研究第一人」 的范泉，到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雜誌上發表〈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的第一篇評論，從1979年第3期《上海文學》最早發表聶華苓的短篇小說〈愛國獎券――台灣軼事〉，到1983年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性著述《台灣詩人十二家》（流沙河編著），從1983年出版王晉民等編寫的第一種工具書《台灣與海外華人作家小傳》，到1986年黃重添等合作的第一部史著《台灣新文學概觀》等等，作者對三十五年來台灣文學研究發端的諸多「第一」描述得極為細緻。

不僅如此，作者還特別注重描述台灣文學研究發端之後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各個方面動態流程的總結。如對台灣作家作品在大陸被傳播方面的再研究；對以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為代表的旅外作家、鄉土文學、現代派文學在大陸被接受的再研究；對高校、專業研究機關建立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機構及各類相關研究學會進行的梳理與再研究；對全國與省市舉辦的台灣及海外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的梳理與再研究；對台灣文學史編寫和撰寫的梳理與再研究，等等。作者在對這些方面的蕪雜史料一 一進行剔抉爬梳、分題綜合之後，才會有自己史識的分類描述。正如錢谷融先生所說：「該著在收集大量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從幾個方面展開了作者的觀察與思考，做出自己的概括和論斷，頗多自己的識見……就現在的內容看，堪稱豐富翔實，已屬難得。後來的研究者、讀者，一卷在手，就能一窺台灣文學研究的堂奧，無疑是嘉惠士林之事，值得充分肯定。」（1）錢先生的這段評論，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這部著述對台灣文學研究之再研究的總結性價值與實用性價值。

而最能體現總結價值的，是這部著述對三十五年來所有研究成果進行內容上的梳理和歸納。台灣文學具有跨域的特徵，作者正是以台灣文學這一特徵的把控，作為全書整體構思的指導思想。於是，在「專題篇」中，作者把三十五年來台灣文學研究的內容梳理歸納為日據時期文學研究，鄉土文學研究，現代派文學研究，女性文學研究，「同志」文學與「酷兒」寫作研究，新世代作家與都市文學研究，眷村文學與客家文學研究，台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自然寫作研究，小說、詩歌與戲劇研究，散文與報道文學研究，兒童文學與理論批評研究，文學期刊與報紙副刊研究，兩岸文學比較研究，兩岸文學整體研究等十五個專題，從而進行了宏觀的考察與微觀的綜合。應該說，這一部分必須在史料梳理的基礎上，進行學理性的思考與辯析，因此這是全書最能顯示作者理論功底與表現研究理念的重要部分。而以研究理念而言，曹惠民教授師從大學者錢谷融教授，從導師身上受教最多的是錢先生曾經被「批判」做學問的逆向思維和反傳統開放理念。他同樣以從老師那裡經過潛移默化受教而來的「錢氏」人性論思想（「文學是人學」、並以人性論消解階級論解讀《雷雨》，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則是悖反極「左」文學理念的先鋒思想）解讀文學的思想和方法，來理解與梳理諸多學者及其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換言之，老師的思想與研究方法「曹化」為視野的「相容」、思考的「前沿」與人性解讀溶解一切論說的「獨到」。比如說，他以白先勇等作家為例，對文學創作中最複雜、很微妙、多質疑的「同性戀」文學現象與研究成果，以寬容、開放與理解的思想，把「同性戀」概括為「逆反型」、「趨同型」和「拼貼型」三種不同的想像與書寫方式，並且在文學的意義上予以充分的肯定；並且熱切地呼籲：「實績在前，中國大陸青年學人當知任重道遠，須作更大努力以立於學術前沿」。（2）可見，與時俱進的研究理念，是《35年》對台灣文學內容進行研究並予以總結的成功之關鍵，如果沒有科學與先進的研究理念，來顛覆政治文化的批評模式及其「左」的僵化理念，那麼《35年》的總結，也不會是一部相容兩岸傳統文化與接受世界文化新理念的紥實之著。

價值之二：《35年》通過作者的總結，雄辯地證明台港海外華文文學這一新興學科的歷史存在，它是華文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因為歷史上的政治原因，形成了現在兩岸分治的格局。因此，華文文學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應該包括大陸中國現當代文學、台港澳華文文學以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而在建國十七年與十年「文革」期間，傳統的現當代文學史只把大陸的現當代文學作為描述對象，這是偏頗和錯誤的。新時期之後，特別是汪景壽、王晉民、饒芃子、陸士清、劉登翰等一大批學者長期堅持呼籲台港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並且堅守這門新興學科的教學與科研，惟其如此，才有這門學科今天的輝煌。曹惠民教授以自己「相容雅俗」、「整合兩岸」、「多元共生」的開放性學術理念，懷着構建這門學科的責任感和事業心，為學科的奠基、成長與發展而殫精竭慮、兢兢業業；在一些人的偏見與質疑聲中，為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創造歷史的貢獻。而《35年》則用自己的經驗與學術理念對這門學科進行定位性的認知，其所描述的內容充分見證與闡釋了這門學科的存在以及三十五年學科建設的歷史。

一個漢語言文學研究（或稱華文文學研究）子學科的存在，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有相關的大批作家和大量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的對象；有相關的、相當多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以及史論、文學史的編寫，證明研究的進程與意義；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者研究團隊和梯隊，表明學科研究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我們讀曹惠民、司方維的《35年》，覺得這部專著給了我們很明確的回答。筆者以為，三個條件中尤以穩定的研究學者團隊和梯隊這一條至為重要。錢谷融先生在〈序〉裡特別提到，《35年》因「學」見「人」，「這就使學術研究史顯得有血有肉有溫度」，這是因為此著很有創意地設置了「學者篇」。一般文學史著述常把學者置之局外，其實這是作者與編者的自我菲薄。曹惠民等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有膽識有遠見地把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作為《35年》的研究對象，是自我尊重與自我褒揚的顯現。

對此，筆者要在這裡很莊重地予以點讚：這是創見、創舉與創造！

「學者篇」裡選擇了汪景壽、王晉民、封祖盛、黃重添、陸士清、古繼堂、劉登翰、古遠清、章亞昕、汪毅夫、朱雙一、劉紅林、樊洛平、黎湘萍、計璧瑞、方忠、劉俊、劉小新、朱立立等老一輩和正當中年的十九位學者（唯獨缺了曹惠民自己），他們都是這一學科領域學有專攻、成績斐然的代表性專家，已經被學術界所接受、所承認。《35年》對他們的認識與描述，則能夠因人而異，既抓住各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又突出各自對學科發展的積極貢獻；既抓住各自出道的特殊性，又能夠闡釋各自的學術個性。此外，作者還特別關注有希望的年輕一代學者。「史料篇」裡專列了「博士碩士論文一覽」，其中博士論文九十三篇、碩士論文四百九十九篇，估計這是一個不完全的收錄。但僅此已經表明，由中國社科院、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科研機構和高校，為台港海外華文文學這一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才。曹惠民等的不完全統計，旨在說明，梯隊的日益壯大是學科存在與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專業技術隊伍的支撐。

一個新興學科的被認同，總是滯後的。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朱自清先生在清華大學開設《新文學研究》課程的時候，當時磕磕碰碰，被認為是沒有學問的，只有古典文學才該是文學研究的正宗，最後難以為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少數高校開設《中國當代文學》課程與《當代文學選讀》的時候，也被認為是沒有學問的，只有魯迅、茅盾、郭沫若等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才是有研究價值與意義的學科。同樣，台港海外華文文學這一學科，也是在新時期之初一片質疑聲中堅強地走到了現在。而《35年》則是在學科建設方面給其合理性的存在，進行了充分理由律的闡說：與其它文學的子學科比較，如今它也是堂堂正正的存在。正如作者所說：「人類學與動物學、腦外科與小兒科都有互相無法替代的價值」。（3）

筆者閱讀《35年》，可以說感慨萬千，除了感佩還是感佩。

首先，我感佩於大陸台港文學研究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事業中，有一個精誠團結的團隊在。因為老、中、青三代人研究者堅守在這一學科領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研究論文、著作和文學史被撰寫而得以發表出來。與其它現當代文學的子學科比較，竊以為台港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的學者們是一個最團結、最活躍、最有事業心的團隊。第一，他們與台灣、香港和海外的作家、學者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不為別的任何功利，而只為兩岸文學的交流和發展。第二，這個團隊的成員們在大陸保持着熱切的聯繫，全國的學會與地方的學會定期舉辦年會或專題學術討論會，就專業的開拓、學科的發展進行切磋、商討與研究。惟其如此，這個三十五年間逐步建立的團隊，才可能有三十五年積纍的豐碩的研究成果，進而為《35年》這部重要著述提供「再研究」的資訊保證。因此，從這層意義上看，這部著述也應該看作台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團隊精誠團結的一個共同成果。故而，我為這個團隊點讚與喝彩，並以「半個」成員的身份（本人僅對台灣少數作家如郭楓、龍應台等進行過所謂的研究）而引以為榮。

其次，我感佩於曹惠民教授治學的專一和嚴謹。「守志」，不是一句空話，必須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勞苦、耐得住質疑，必須有一股堅不可摧的意志和毅力。對此，曹惠民教授是完全做到了的。他在〈後記〉裡說這部著述研究的起始，是五年前「應南京大學吳俊教授之邀」，參加其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1979～2009》的研究工作，於是開始做台灣文學研究方面的「編年」。他說：「做編年，就需要查實一條條史料出於何年何月，這就比只是標出某刊物某一年第幾期麻煩得多、複雜得多……深感做好此事非易。」（4）前後經過五年的努力，收集史料雖難以一網打盡，但必須盡可能地利用現代資訊時代的搜羅手段，最大化地搜羅能夠到手的史料，並且進行掃描錄入、分類歸檔、閱讀記憶，史料工作的進行必須務真、務實、務全，釘釘鉚鉚，確確鑿鑿，決不可安於大致可以。以我的估計和判斷，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的統計可以說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專著與會議論文方面的統計，則可以說已經接近於一網打盡。舉一個小例子，為了「專題篇」中「散文與報道文學研究」裡有關拙著《郭楓散文論》（與秦家琪教授合著）一書的評說，曹惠民教授特地向我借閱我的孤本，倘若不是親見並閱讀此書，他是絕不下筆的，其嚴謹態度可見一斑。他如此泡在史料的汪洋大海裡整整五年，足見他治學專一與嚴謹的精神；這種執著於科研的愛心與責任，演繹為他做人做事的「真」性情風格。正如錢先生在〈序〉裡所說：「惠民的為人為文一直都在追求一個『真』字……良好的藝術感悟力、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斐然文采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5）曹惠民教授也許不是屬於那種超乎平常人的「最強大腦」，但他後天甘坐「冷板櫈」的功夫，卻是很多學者不易做到的。他的專一和癡迷也正是在這裡。

第三，我感佩曹惠民教授引領弟子、師生合作的科研模式，因為這代表了教學相長的另一種教育互動的效果。文科師生合作進行科研，常見、多見的是導師當「設計師」和「總管」，一些學生按導師的分工和意圖當操手，各自完成章節的撰寫。這是一種導師省力氣的合作模式。而曹惠民與司方維的合作是師生一起當操手，共同操刀完成《35年》的寫作任務。在〈後記〉中他說：「本書的順利完成有賴兩位作者高度密切的合作」（6）。我想，所謂「高度密切合作」，主要表現為，首先，是老師放下架子，把學生看作是平等的合作者，而放下師道尊嚴的曹惠民教授一貫有着他對學生的親和力；第二，是老師富於犧牲精神，願意把自己的見解、學識和研究經驗，通過合作科研的途徑傳授給學生，捨此，就沒有《35年》的順利完成；第三，此著史料的準備，也存在着師生共同合作的「前」過程。曹惠民教授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給本科生上台港文學選修課之時，就曾佈置學生查找祖國大陸的台灣文學論文作為課程作業；十年後他又讓兩屆碩士研究生續做此事；2011年，他又讓他指導的三位研究生分別做祖國大陸的台灣、港澳、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三十年的學位論文。顯而易見，這些也是「師生合作」，而這些前期的「合作」，是教學與科研的相長；《35年》師生的深度合作，則是順理成章的「教學相長」的正效果。我自己也有過這方面的經驗。我曾與我的學生張王飛、林道立一起合作過《朱自清散文藝術論》，林非先生在該書的〈序〉裡肯定地說：「像他們這樣的師生合作，共同來撰寫文學論著，確實是培養人才的好辦法」。（7）我推己及人地想，曹惠民先生為培養自己的學生，將自己的經驗與智慧與學生「分享」，確確實實需要有一種無私的、甘為人梯的品格與風範。

文學作品的價值判斷與文學研究的價值判斷是有區別的，前者的判斷往往需要經過歷史的檢驗，因此帶有滯後性。當1830年司湯達寫出《紅與黑》的時候，出版商很吝嗇地印了七百五十冊；連大作家雨果也說，試着讀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強讀到四頁以上；司湯達感到自己是一個為人遺棄的街頭的孤兒，為此他對巴爾扎克表達了這樣的一個願望：做一個1935年為人閱讀的作家。其實沒等到1935年，在左拉自然主義盛行的時候，司湯達的價值就得到了重新認定。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惠特曼的《草葉集》、左拉《萌芽》都有類似的遭遇。同樣，帶有強烈政治功利意識而創作的《三里灣》、《不能走那條路》、《新結識的夥伴》等，只能說是過眼雲煙，而不能成為文學史的經典。而文學研究的作品則往往因為學理性與學術性的存在而能夠長久地立於書架上，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錢理群等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等，相信《台灣文學研究35年》也會在很多學者的書架上放置很多年。也許再過若干年，會再次出現類似《台灣文學研究ＸＸ年》的文學研究之研究史的著述，這很正常，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因為時代在前進，歷史在發展，台港海外華文文學及其研究也必然會隨之前進和發展。魯迅先生曾經根據達爾文「一要進化二要發展」的生物進化論，提出過「中間物」的概念， 他解釋這一概念時說：「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樑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8）

 任何著述都會是宿命的歷史「中間物」。不過，筆者指稱曹惠民、司方維《35年》的難能可貴，是有自己的「現在」的理由的。因為，它是第一部台灣文學研究的再研究，是第一部台灣文學研究史的創獲；因為，作者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始作俑者，是奠基而啟後的開拓者。儘管在全書的相關篇節中有諸多關於對台灣文學研究缺失的描述，在〈結語〉中也有關於未來台灣文學研究建設性意見的描述，但如果把它們整合為「台灣文學研究的缺失與展望」一篇，放置全書的最後，也許會更能清晰地顯示論說框架的細緻和作者宏觀描述的大氣。然而，《35年》開拓多多、創見多多、正能量多多。總之，它讓筆者收穫匪淺，相信它也同樣會給台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及廣大讀者以良多的收益。

【註】：

（1）      居斯塔夫•朗松《法國文學史》1894年版前言，巴黎阿歇特書局1965年版，頁34

（2）      錢谷融〈序〉，見曹惠民、司方維《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頁2

（3）      曹惠民、司方維《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頁79

（4）      曹惠民、司方維《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頁552

（5）      錢谷融〈序〉，見曹惠民、司方維《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頁2

（6）      曹惠民、司方維《台灣文學研究35年（1979～2013）》，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頁553

（7）      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藝術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頁4

（8）      魯迅〈我們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