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遠清 ： 台灣文學現象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答客問

不甘心學術生涯就此被「淪陷」

客：從網上查到，你近年來在海內外多所高校講學，有的海報寫你是博士或博士生導師，這算不算偽造學歷呀？

主：這是好事者寫的，應與我無關。趕緊坦白交待：文革前我在武漢大學讀了五年，只拿到畢業證書。連學士都不是，何來博士？我更沒有當過一天博士生導師，倒當過某校評博士生導師的評委，如此而已。

客：你沒有博士帽又沒有博導的光環，一直在沒有中文系的財經大學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一定感到很失落吧？

主：某文化名人在其發行量極大的自傳《借我一生》中，這樣蔑視我：「古先生長期在一所非文科學校裡研究台港文學，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準。」一位文友建議我回應他：「某文化名人長期在一所非創作單位上海戲劇學院從事散文創作，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寫作水準。」

客：像你這種在一個學校待一輩子從不跳槽的人，真是稀有動物。

主：九十年代時任武漢大學主管文科的副校長李進才前來商調我回珞珈山，一些博導和我說：「你現在多麼風光，在財大享受『獨生子』待遇，每年出國三幾次均可報銷，一回母校就成了『大家庭』成員，再無此特權了。」還有人則用「一流教授」的紙糊假冠忽悠我：「錢鍾書說得好，一流教授到三流學校，三流學校因一流教授而增光；三流教授到一流學校，三流教授因一流學校而榮耀。」

客：你回家賣紅薯多年了，還一直在筆耕嗎？

主：我一直在筆耕，最近將在「花城」出版《自選集》。這使我想起古代官員為附庸風雅，提倡「未妨餘事做詩人」。他們把自己寫詩看作是「歲之餘、日之餘、時之餘」 結出的果實。歐陽修的「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則比上面說的「三餘」更具體、更生動。本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三餘」，「致仕」（這個詞在古漢語是退休的意思，而非某文化名人說的是「做官」）多年的我，《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台灣當代新詩史》、《香港當代新詩史》、《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只能說是「二餘」：「退之餘、休之餘」 的產物。

客：不少人希望你寫一本把陸台港文論打通的《中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或在文論、詩論基礎上寫一部《台灣文學史》。

主：我後來想，與其寫一本有可能自費出版將三地文論貫通的文學史或《台灣文學史》，不如弄點銀子寫一部有新意的書，於是便前後兩次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那時我早已告別杏壇，一位朋友勸我說：「退休的人幾乎無人再做科研更談不上報課題，就是報了也很難批」，何況2006年申報《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課題時，我校中文系還未正式成立，無學術資源去「跑題」，但我還是未聽他的忠告，只不過是申報後就束之高閣，不向任何有可能當評委的人打招呼，更不向我認識的文學課題組總負責人打聽任何消息。大概是此課題係嘗試用整合的方法將兩岸文學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眾多當代文學史那樣，把台灣文學當作附庸或尾巴然後拼接上去，就這樣被評委看中了，僥倖被批准了。

客：有人說退休就是「淪陷」，你贊成嗎？

主：「淪陷」？我可從來沒有這樣想。我一直在「進攻」而未退卻過。剛在台出版的《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對「台語文學」的批評，吹拂着直擊沉屙的新風。「兩岸文學，各自表述」以及「三分天下的台灣文壇」，友人認為「視角獨特，讀起來酣暢淋灕，由此成為本書的亮點。」拙著對這些牽涉到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前沿問題的梳理、呈現、演繹、解讀，友人還讚揚說「不僅新穎和新鮮，也能讓讀者讀後覺得有新收穫。」我這樣引述他人的評價，有點似「古婆賣瓜，自賣自誇」，但如此評價完全是在釋放自己。對我這把年紀的人來說，如果連自信心都沒有，那就枉對自己不斷的思考、開掘和突破，那退休就真變為「淪陷」了。

客：你寫的眾多境外文學研究著作，除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台港文學概論》屬教材型外，其餘均是屬所謂專家型吧。

主：專家型的文學史由於過於冷門，在教育界和以大陸為中心的當代文學研究界不佔主流地位，鮮有人問津，以致變為無人理睬的孤兒，因而那位友人好話說盡後跟我潑了瓢冷水，認為我的台港文學研究即使搞得再多再好，也與「淪陷」無異。這使我想起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有一次談香港文學研究，引用學界流傳的順口溜「一流的搞古典，二流的搞現代，三流的搞當代，四流的搞台港」後說，這話當然不對，但現在研究台港文學最有名的劉登翰和古遠清，「還不就是這個水準！」我不甘心自己永遠停留在許教授說的「這個水準」，尤其是不願退休後學術生涯就此「被淪陷」，我竟不顧身體的承受能力，近年來多次穿梭於寶島南北兩地，並採購了大批書刊，以致2014年過七十四歲生日時，內人為我做了三個書架慶賀。

客：你覺得退休後的日子過得充實否？

主：一般說來，在珞珈山求學才是我讀書的黃金時期，可我現在仍然有強烈的求知慾，讀書和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最好的休閒方式，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用台灣作家胡秋原的話來說「寫作是一人麻將」。日讀萬言，日寫千字，並不覺得厭倦和疲憊。有時一邊做飯，一邊寫作，竟把飯燒糊了，身心完全融進新世紀台灣文壇，人在此岸心卻在彼岸，能不快哉！如此說來，我真該感謝台灣文學，是它使我多了一塊精神高地，同時也應感謝對岸朋友送來的和自己採購的眾多繁體字書刊。沒有它們，我的日子就不可能過得這麼充實，就不可能感到精神上是這樣富有。

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為甚麼難

客：你姓古，可你並不崇尚發思古之幽情，將自己的精力全埋首在古文學堆裡呀。

主：我出版的文學史明顯帶有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特點。我受老師劉綬松的影響，寫「史」似乎上了癮，現在仍和歷史的情緣未斷，真好像是走上「不歸路」了。可我寫的「史」並不屬古文學的亡靈，其中上史的作家不少還健在，這就是為甚麼我喜歡用「當代」命名的緣故。

客：中國古代有江郎才盡的故事，放眼內地學界，也可找到不少這樣的例子。你已七十五歲高齡，快成「無齒之徒」了，難道沒有「才盡」之感？

主：「才盡」應與年齡無關，而與對研究現狀、研究題材和研究對象失卻敏感相聯繫。「才盡」的人往往找不到新的學術生長點。我為了將自己和「江郎」區隔開來，近幾年在兩岸三地出書和寫論文時均盡可能做到出新，不至於「把破帽，年年拈出」。例如，我於去年初在長沙舉行的第四屆「新銳批評家高端論壇」上發表的〈偷渡作家：從逃亡港澳到定居深圳〉，以及最近寫的〈厚得像電話簿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後者就曾被兩岸三地大報競相轉刊。

客：你這種年齡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的人，竟然成了「新銳批評家」，真是少見。不過，說香港文壇有個偷渡作家群，這個發明權屬於你。你寫的境外文學史的確很多，我記得你有一部《澳門文學編年史》還未出版。有人建議你改換門路，因為這些不成為「史」的著作，很容易被他們用後現代的非中心論進行解構。

主：我的確想改換門庭，我十年前在台北出版的《分裂的台灣文學》，以及武漢出版社即將出版長達近百萬言的《當代台灣文學辭典》，就是用辭條寫的文學史。對拙著提出任何批評意見，我都表示歡迎，但不應由此認為「當代事，不成史」或否定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必要性。我這八種境內外文學史，均是基於自己的史學意識和文學觀念，對境內外文學存在的一種歸納和評價，與現代性尤其是與現代的教學和學術緊密聯繫在一起，它們都富有強烈的當下性與現實感，這既是由選題決定的，也與我的研究興趣和評論取向分不開。

客：你說即將出版的《當代台灣文學辭典》也是文學史的另類寫作，可文學史總應不同於作家小傳一類的工具書吧。

主：你說得對。以台灣成功大學馬森為例，他由於缺乏寫大規模華文文學史的實踐或曰文學史理論功底本來就不足，所以他在台北出版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凡是寫到兩岸文人、作家部分，大都用早年劉心皇所使用過的「點鬼簿」寫法，抄抄生平和排列著作目錄了事，故有大量引文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不該署名「著」，而應為「編著」。我的《當代台灣文學辭典》，也是署名「編著」而不是「著」。

客：現當代文學史寫作之所以難，在於當代眾多作家健在，還無法蓋棺定論。

主：就是要查他們的生卒年，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作家生平的敘述，看似公式化，連中學生都會做，其實這同樣包含着學客。以卒年而論，當代文學史上某些作家由於消息閉塞導致其生死不明，而這種消息有的其實已以公開報道的方式出現，另有某些作家因離開文壇太久或居無定所造成無人知其下落。對後種情況，華文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一直難以把握。如馬森寫到1922年出生的香港老作家岳騫未註明卒年，讓岳騫、文曉村、鍾雷、雲鶴等眾多華文作家全活在他的文學史中。

客：有位資深學者看了你的《台灣新世紀文學史》校樣後很不爽，他強烈反對用「史」命名。因為以「史」的名義顯得過於莊重，還不如用「現場」一類的詞好。

主：這是很不錯的建議，「現場」的命名既有學院派的嚴謹，又有作家智慧的靈動，讀之能帶給人學術震撼和審美享受。我為此動搖過，很想按他的意見改。不過，後來掂量了一下：藍海的《抗戰文學史》，不就是當時創作的編排和歸納？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框架上與作家作品彙編並無多大的不同。至於今人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則純粹是批評史家論組成。可見，「史」並不神秘，何況拙著前面有整體勾勒，有史的線索，有不少地方闡明了新世紀台灣文學與上世紀末文學的不同之處。不敢說拙著已全面總結了台灣當下文學發展的規律，但起碼描述了當選票變成台灣所有核心價值的新世紀之文學發展之輪廓，其中不乏「兩岸」框架下文學對象的經驗總結。

客：你2012年報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曾考慮過「台灣新世紀文學」能單獨成為一個階段來寫嗎？這樣論說，能得到對岸的認可嗎？

主：在台灣，除《文訊》雜誌2004年10～12月策劃過「台灣文學新世紀」專輯外，鮮有「台灣新世紀文學」的提法，而在大陸，「新世紀文學」成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叢書競相打出的新旗號，還成為各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不管別人如何評說，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但畢竟台灣文學研究在大陸屬邊緣性專業，故諸多文學評論刊物，可以對研究大陸新世紀文學一路開綠燈：不是設專欄，就是開研討會，還出專書乃至套書，可對論述台灣新世紀文學的文章，他們大都以所謂「敏感」為由拒之門外。當然，也有少數文評刊物願意刊登。既然園地不多，我只好移師到文學圈外的刋物《學術研究》，另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台灣研究》、《台灣週刊》上發表和連載。在台灣，儘管他們認為我有所謂「預設立場」，但仍欣賞我的歷史情結，有《文訊》、《新地文學》、《海峽評論》、《祖國文摘》、《世界論壇報》發了我這個課題的有關論文，讓我受到鼓舞，使我覺得自己還未到「古郎才盡」地步，有構思多時的《兩岸台灣文學編纂史》、《台灣文學制度史》以及《文革魯迅研究史》等待我去完成呢。

用政治天線接收台灣文學頻道

客：原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馬英九曾提倡「政治為藝文服務」，你如何看？

主：其實這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現在台灣作家依舊出書難、出刊難，辦文藝團體更難。在台灣，藝文為政治服務有根深蒂固的傳統，你不叫他服務，他也會主動上門前來服務。

客：台灣有一種「選舉文學」，你能否舉個例子？

主：從槍桿子出政權到選票出政權，無疑是一大進步，但用選票治理天下，則欠妥。至於「文革還可以用選票搞」，則大錯特錯。余光中就曾寫過〈拜託，拜託〉，描繪了他在高雄看到的候選人因文化素養嚴重不足而出現的種種傷風敗俗的現象：

無辜的雞頭不要再斬了

     拜託，拜託

陰間的菩薩不要再跪了

    拜託，拜託

江湖的毒誓不要再發了

    拜託，拜託

對頭跟對手不要再罵了

    拜託，拜託

美麗的謊話不要再吹了

    拜託，拜託

不美麗的髒話不要再叫了

    拜託，拜託

鞭炮跟喇叭不要再吵了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管你是幾號都不選你了

語言明快曉暢，直接痛快，表現了詩人對選舉期間批量生產的「美麗的謊言」的嚴重不滿。乍看起來，此詩批判火力不足，但從最後一句否定這場不美麗的選舉看，作者是柔中有剛，棉裡藏針。

客：大陸文壇一直在淡化政治，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人們厭惡以意識形態為主流，而台灣文壇情況如何？

客：台灣文壇卻呈逆方向發展。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創會主席的陳映真在「失語」前當面和我說文藝就應為政治服務。當下，各種政治派別或明或暗、或深或淺在操控文壇，致使台灣文人下海「入黨」，這與大陸文人下海經商形成不同景觀。在「入黨」方面，小說家呂秀蓮成了民進黨「天王」，還當了八年「副總統」；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蘇進強，2005年被李登輝提名為「台聯黨」主席；詩人李魁賢為「建國黨」成立時的北區副召集人，鄉土小說家王拓也曾擔任過民進黨秘書長。「大河小說」作家鍾肇政、李喬以及文學史家葉石濤，不是被陳水扁聘為「總統府資政」就是封為「國策顧客」。國民黨方面，被金庸認為僅次於古龍、筆名「上官鼎」的武俠小說家劉兆玄成了馬英九執政後的首任「行政院長」，散文家龍應台則做了「文化部長」，詩人詹澈和楊渡被媒體戲稱為改造馬英九的兩條 「馬腿」，即成了「馬英九團隊」的重要成員，出任馬英九競選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為數極少的「高參」。

客：你為甚麼對台灣新世紀文學如此情有獨鍾？

主；作為一位有二十年「工齡」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且偶爾寫點文章參與台灣文壇論爭的大陸學人，我也認同文藝不能脫離政治的觀點，「用政治天線接收文學頻道」大體上沒有錯。在祖國大陸，已不少人在研究新世紀大陸文學，我覺得台灣新世紀文學也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最近到台灣島巡迴講學歸來，我感到越來越需要研究 「鞭炮跟喇叭對吵」這種雜訊干擾下的當前文學重要性。對正在自我矮化、自我村落化、鼓吹用「台語」取代漢語、用「華人」取代「中國人」的本土文壇，尤其需要「拜託」有志者跟蹤書寫。

客：有些作家不贊成這種政治與文學聯姻的做法。他們認為台灣文學雖然從來沒有離開政治，用意識形態的天線去衡量也沒有錯，但創作台灣文學畢竟不能只用政治天線，還應該有審美天線、語言天線。

主：這又重複了七十年代台灣文壇的兩種爭論：是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社會而藝術？不少人不認同把文學作為選戰的工具，但作家畢竟不能脫離現實。社會既然充滿矛盾和不公不義，有良心和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當然不能局限在象牙塔裡，特殊情況下還要與政治同行。尤其是台灣現在分藍綠兩大派，敏感的詩人紛紛加入其中，如最近發生學生為反對「服貿協議」佔領「立法院」事件，統派的《世界論壇報》「世界詩葉」副刋發表台客等人諷刺學運的文章，而綠色詩刊《笠》則發表一組讚揚學運和批馬詩歌。至於媒體對政治人物的「爆料」，則很像大陸「文革」中的「揭老底戰鬥隊」，正所謂「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錢少，到了台灣才知道文化革命還在搞！」台灣一位名叫「范疇」政論家則加了「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可以用選票搞。」我最近到台北教育大學講學時，他說給我這句戲言，覺得倒蠻切合實際。

客：請你回過頭來談談台灣新世紀文學產生的背景。

主：從2000年起，台灣民主政治已翻了兩番，文化產業遭遇金融風暴與市場萎縮的土石流，外加新千年發生的「九‧二一」世紀大地震，給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帶來巨大衝擊的話，那網際革命、數位革命、眼球革命、指尖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浪潮，則將台灣納入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新世紀來臨，靈異與神秘學說走俏，各式各樣的神通在佔領市場。人們最為關注的千禧年恐慌、天使論述、具有預言性質的夢、瀕死經驗這四種現象，在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哈利波特》的巫術在使人耳目一新的同時，《魔戒》《達文西密碼》又成了某些人頂禮膜拜的對象。這種新興的靈知論，使天啟式宗教信仰丟掉主流的地位。敏感的新世紀作家，以先知先覺的身份感受內在的神性，他們無不在追求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發光靈體」，如阮慶岳的天使論述，張惠菁的死亡寓言，朱西寧的天啟之追尋，還有李渝的金佛、白鶴、金絲猴，「都可以看出濃厚的救贖意味，以及千禧迷狂」。

客：這「迷狂」屬有爭議的話題，但與上世紀台灣文學相比，新世紀的文學出現了哪些新質？

主：一種新質便是不少作家狂熱地擁抱政治，熱衷於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選戰服務，用形象的說法是「用政治天線接收文學頻道」。散文家、戲劇家張曉風則不是政治的擁抱者，確切地說是政客的批判者。在《報告總統，我可以有兩片肺頁嗎？》中，她尖銳地攻訐台獨大佬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外加從「台灣之子」到「台灣之恥」陳水扁統治的八年：「二十年來，總統一職竟跟強盜成了同行。」為了反對環境污染，為「202兵工廠」請命，張曉風還向馬英九下跪，以至被媒體稱之為「驚天一跪」。至於有些著名作家參選「立法委員」，或幫某位「總統」、「立法委員」候選人月台拜票，或為他們寫文宣廣告，更是家常便飯。

台灣文壇是非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

客：《台灣新世紀文學史》作為一項有價值的課題，有甚麼樣的意義和特色？

主：這開掘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新研究領域，除了它對台灣新世紀文學作首次系統論述外，還在於它以「文學制度的裂變」、「夾着閃電的文學事件」、「詮釋權爭奪的攻防戰」、「五色斑斕的文學現象」的學術勇氣和發現能力，以及所傳出的真誠、善意、銳利的聲音，從而獲取該書的獨特理論品格。此外，對於新世紀台灣的政治小說、以王鼎鈞為代表的回憶錄，還有「在台的馬華文學」以及 「數位文學」、「原住民文學」的論述，我均以求是、求真之精神辨析，盡可能給讀者展現一個不同於大陸的文學新天地。

客：大陸學者都像你這樣瞭解台灣文學嗎？

主：我十次去台灣，在寶島出版了十四本書，以致有人誤認為我是台灣作家。我曾大言不慚地說：我在台灣訪問、開會、講學期間，「吸的是台灣空氣，吃的是台灣大米，喝的是台灣涼水，拉出來的則是……」

客：你這話大不文雅了，不過「拉出來的是台灣屎」畢竟說明你寫的台灣文學著作與垃圾無異，難怪有位台灣詩人批評你的《台灣當代新詩史》，送到廢品收購站還不到一公斤哩。

主：隨他怎麼批評都可以，只要不像余某那樣將我告上法庭。本來，台灣文學現象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台灣文壇是非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儘管我認為自己瞭解台灣文學不過是漂浮如雲，但我可以這樣回答你，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大名如雷貫耳者有「福建社會科學院」的劉登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古繼堂。

客：這就是台灣文壇「流星」林燿德說的「兩古一劉」或「南北雙古」吧。你這位「南古」和「北古」是兄弟嗎？

主：古繼堂是河南人，我是廣東人，我們兩人是同學加兄弟，同在武漢大學中文系1964年畢業。

客：我還聽新加坡《赤道風》主編說你們「兩古」是父子關係呢。

主：我們的著作堅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的觀點，因而受到台灣「統派」的歡迎，同時也受到「獨派」的攻訐，台灣某部門還召開過以「炮轟南北雙古」為主旨的「研討會」。當我們「兩古」踏上寶島時，「獨派」的一位學者竟驚呼「兩股（古）暗流來了」。

客：這真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廣告」。可無論是比你年長的古繼堂還是劉登翰，都從未單獨出版過台灣當代文學辭典，你怎麼會一個人寫這本書？

主：在台灣文學辭書甚缺的沙漠上，終究會下起雨來的吧。我這次「下雨」編辭典，有如不甘渴死於沙漠的學人所培植的一枝稚嫩的細草。這「細草」為甚麼會由我一人栽種，是因為我是台灣作家陳映真戲稱的「獨行俠」。我有關台灣文學的十六本著作，都是嫩草式的作品，不過，在台灣獨派看來，有可能是「一棵大毒草」。當下台灣最活躍的「獨派」評論家陳芳明，就曾在課堂上把我和古繼堂並稱為「兩個無賴教授」。這「無賴」近乎謾駡，還是叫「獨行俠」吧。

客：敘述歷史、評說歷史難免受到時空的制約，理解歷史、書寫歷史，更與語境有着極大的關係。這也許就是台灣學界對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為甚麼總是認同得少批判得多的一個原因。

主：他們對大陸學者的不滿，集中在1990年代。典型的有《台灣詩學季刊》兩次製作的「大陸的台灣詩學檢驗專輯」。現在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與開拓，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已進入沉潛期。今後，台灣文學研究是朝「發明」還是「發現」方向發展，是否要將新世紀台灣文學研究進行到底，對這種研究是要現實性還是與當下保持距離的學術性，這些問題有待兩岸學者共同探討。作為以搜集、記錄、整理、保存、研究台灣文學為職志的我，從不滿足快節奏、「趕場式」的寫作，但仍將以筆耕不輟的實際行動對上述回題作出回答。

客：前面說的「獨行俠」，聽起來你好似江湖中人，難怪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稱你這位不用手機的人「古里古氣，似深藏不露的武林人物。」

主：錯了，我是「文林人物」。我今年到北大、北師大、首都師大講學，許多研究生都會問我一些有關台灣文學叫人難以三言兩語講清的問題，這就使我領悟到一個道理：在大陸學界中理所當然的事情，到了台灣學界就不那麼理所當然。如台灣文學如何定位，在大陸學界完全不成問題，可在台灣，其答案之多簡直就像一場作文比賽。

客：作文比賽？大有意思了，能否談多一點。

主：台灣文學本是一個詭異領域，站在各種不同立場會做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評價，下面是不同派別的台灣作家對台灣文學下的部分不同定義：

不論是住在台灣還是海外的中國人寫的有關台灣的作品；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作家用國語所創作的文學；

台灣人站在台灣立場寫的作品；

台灣文學是在國民黨統治體制的中國屬性政治與文化高壓下發展的文學；

台灣人為擺脫荷蘭、日本、中國等 「殖民者」的異族控制而做見證的文學；

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唾棄中國語而用「台語」作為表達工具寫成的作品；

沒有台灣文學，只有中國文學。如有，也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客：三至六種定義以所謂「政治正確」為唯一標準，它無限誇大和膨脹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認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關係有如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關係。台灣已有一些書介紹過台灣文學這方面的論爭，看這些書就足夠了，何必要你這位「隔岸觀火」者寫此書？

主：看來你還不夠瞭解台灣。台灣曾組織眾多學者編寫台灣文學辭典，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葉石濤也寫過《台灣文學入門》，但那不是辭典。是辭典的倒有彭瑞金主編的《高雄文學小百科》，可惜其內容並沒有覆蓋全台灣。

最好的漢語文學產生在台灣？

客：陳芳明說「最好的漢語文學產生在台灣」，這牽涉到兩岸誰的文學成就高的問題。

主：文學成就是很難比較的，如果硬要比較，團體賽大陸是冠軍，大陸作家多，其長篇小說氣勢磅礴，但是台灣也有不少單打冠軍，如李敖是雜文單打冠軍，瓊瑤是言情小說單打冠軍。至於詩文雙絕的余光中，他左手寫空靈的詩，右手寫實用的散文，他還有第三隻手搞翻譯。此外，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中文系主任，而在高雄中山大學長期當的是外文系主任。在大陸，中西融會貫通的大概只有錢鍾書才能與他媲美。

客：有人說台灣作家是「小島心態」，你如何看？

主：這自然有一鍋煮之嫌，但台灣的作品確實多以輕、短、薄著稱。以題材而論，台灣小說內容離不開都市生活，繁複的語言結構、奇異的意象、層層的敘事空間、重重的敘事圈套所產生的陌生化效果，顯示出「都市」、「島嶼」的文化特徵。相對來講，大陸青年作家的作品內容更為廣闊，氣象也更為寬廣。大陸作家喜歡說故事這一點沒有錯，但說故事需要特別高的技巧。王安憶的《天香》能獲2011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與這點分不開。遺憾的是，在說故事方面，大陸青年作家還趕不上曲波、王蒙一類的老作家。

客：與其談兩岸誰的文學成就高，不如先比較新世紀台灣文學和上世紀台灣文學到底有何不同。

主：如果說，上世紀光復後的台灣文壇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國文壇」的建立與崩盤，那「台灣新世紀文學」最重要的事件是眾志成城建立與中國文學逐步脫鈎的「台灣文壇」。和九十年代相比，這時台灣文壇上的「中國作家」少了，「台灣作家」多了；得獎作品多了，經得起時間篩選的名著少了；文學事件多了，作品的含金量卻少了。

客：台灣新世紀文學與大陸新世紀文學又有何同異之處？

主：「大陸新世紀文學」不似「台灣新世紀文學」那樣有複雜的政治文學內涵。以新世紀的大陸文學來說，據白燁的看法：文壇一分為三，由以文學期刊主導的傳統文壇、以商業出版為依託的大眾文學、以網路媒介為平台的網路寫作組成。台灣文壇也存在這個情況，但從「政治時間」分，則可分為「統派文壇」、「本土派華語文壇」、「 台語文壇」。其中前兩者集中在北部，後者的根據地在南部。這就是我以前寫《分裂的台灣文學》一書的主旨。這種天南地北的文學現象及三分天下的情況，已不可能是純文學上的了。

客：重要的應是兩岸創作的不同景觀吧。

主：以新世紀小說創作而論，大陸小說家選擇題材的多樣比台灣奢侈，獎金比台灣豐厚，得諾貝爾獎的道路比台灣順利。以「茅盾文學獎」為例，北京發給得獎者的獎金是五十萬人民幣，如劉醒龍得了五十萬後，湖北省又獎勵了三十萬，武漢市再獎二十萬，總共一百萬人民幣，而台灣的「國家文藝獎」只一百萬新台幣，約合人民幣二十萬。大陸得諾貝爾獎的有莫言，如果把大陸出身的高行健也算上，那十年之內就有兩人，可台灣一個也沒有。

客：總不能以得獎論英雄吧，你能否在寫作篇幅上具體談談？

主：兩岸的小說越來越傾向於兩岸人口數的對比，正如朱天心所說，台灣小說越來越短，根本原因是和人的經驗的同質化有關，地方小使得作者往思維深處走。而大陸面積遼闊，每一個省地理環境和生活經驗都有較大差異，像莫言的山東高密與王安憶的上海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生活實物細節還禁得住寫，乃至可以鋪天蓋地去寫，這就難怪張煒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有三十九卷總計四百五十多萬字。而台灣的長篇小說，其篇幅長度也只相當於大陸的中篇小說，十多萬字而已。

客：在大眾領域方面台灣有何表現？

主：蔡智恒、九把刀仍是大眾青年閱讀的主要對象。70後的甘耀明、伊格言、童偉格、王聰威、許榮哲等作家，則成為純文學小說的青年代表。80後在網路言情、類型小說有突出的表現。高翊峰還說：透過50後、60後這兩代台灣作家的現代性熏陶，新世代的小說創作開始將台灣這片土地的養分融合拉美魔幻寫實、科幻奇幻、超現實都會、偵探推理種種元素，在小說技巧與文字變化方面盡最大可能做出努力。在他看來，大陸新世代的小說創作，還停留在「說故事」的層次上。不管是承續歷史格局的大敘事框架，還是現代化之後的城鄉客題，小說的可讀性仍然建立在故事情節基礎上。

客：在類型小說書寫與出版上，兩岸的青年作家也有不同的特色或差異吧。

主：在台灣，類型小說的出版力度，遠比實際書寫來得大。愛好類型小說的讀者與引進的類型小說特別是翻譯小說，增加的速度驚人，但真正從事推理、偵探、奇幻小說創作，並獲得紙本出版的本土類型小說，還是相當少。在大陸，推理小說這在兩年快速透過翻譯引進，並另外發展出與台灣不同的本土類型小說書寫，比如，官場小說、職場小說、金融小說等。這些類型小說，幾乎都是本土創作，而且在市場上的推展力度甚至大過翻譯的類型小說。這些大陸本土類型小說的出現，和出版操作有直接的關係。而大陸類型小說最流行的是玄幻，網路上有許多長篇巨製，有數百萬字，想像豐富。台灣類型小說最強的是言情，台灣作家的愛情小說比大陸的強，大陸寫愛情還沒有達到蔡智恒、藤井樹的水準。蔡智恒出道十年後，在大陸仍能每本暢銷二十萬冊以上，這很了不起啊。

客：在散文創作方面，台灣學人散文與大陸同類作品有何不同？

主：台灣學人散文表現了境外華人移民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此外還與大陸的學者散文形成一種互補格局。大陸的學者散文，如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表現傳統文人的內心衝突，體現自然山水的人文意義，尤其是顛覆楊朔模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台灣學人散文並沒有楊朔或秦牧式的羈絆。顏元叔、龔鵬程散文所表現的紅塵掠影和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以及環保意識的覺醒，均比余秋雨們早；林文月在描寫留學生涯及中西文化碰撞方面，也為林非所不及。特別是他們作品中表現的放逐主題及身份認同的焦慮，在潘旭瀾的作品中也是找不到的。這裡要特別提及的是漢寶德筆下的倫敦公園、浪漫道上的山城，黃碧端的《車過英法海峽》、周志文的《布拉格的鳥》，其中所寫的東西方文化差異及流露的文化遊子情結，在賈平凹散文中也較少見。

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不免心生焦慮

客：大作《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寫的一些文學現象，不是在網上或「年鑒」裡可以找到嗎？

主：此話不錯，但從哪裡找到的畢竟不夠完整系統，也就是說，拙著是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如〈「台語文學」的內部敵人〉這一節。在這裡，「史」扮演着開啟文學史寶庫的鑰匙或總結文學發展規律的功能。由隔岸學者來寫台灣文學史，本是一件困難的事：缺乏感同身受的體會，以及搜集資料的不易，但外地學者書寫容易取得「旁觀者清」的效果。

客：你的資料從哪裡來的？

主：為對岸寫文學史，應充滿收割的喜悅而不應該杞人憂天，但憂慮起碼說明筆者沒有隔岸觀火。有人看了拙著大膽寫到綠營內鬥如「笠」詩社開鍘陳填後嘖嘖稱奇，問我這些資料是怎麼搜集到的？因為有些事情連本地作家都不一定瞭解啊。不可否認，有些南部文友為我提供過一些信息和史料，但更多的是自己十下寶島採購書籍時找到的。當然，筆者不是有聞必錄，有許多資料經過仔細考慮後還是割愛了。

客：有一位學者稱讚你以尖刻及焦慮取代了昔日的幽默與寬容，肯定你不留情面，在許多地方不止一次冒犯別人的政治信仰或國族認同，這是否顯得不厚道和無情義？

主：任何撰史者都有自己的立場，都有自己的主張，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更何況無論是信仰還是意識形態，在台灣都逃不脫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這兩大板塊，第三條道路是很難走通的。寫文學史，不應講人情或情義，而應把還原歷史真相放在首位。

客：台灣新世紀文學還在行進中，但對昨天來說，畢竟屬於過去式的記憶。作為大陸學者，你為對岸文學取得豐碩成果高興的同時，是否不免心生焦慮？

主：焦慮的是台灣文學離中國文學越來越遠，陳映真當年力圖打造的「中國台灣文壇」隨着他生病「失語」，彷彿人們已記不得乃至灰飛煙滅了。君不見，藍營的「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不是形同虛設，就是名存實亡，而兩岸是「兩國」關係、兩岸文學是英國和美國文學關係之病毒卻一天天壯大，以至生蹦活跳得蔓生在骨骼、神經甚至表皮上。所謂「蝨子多了不癢」，多數人見怪不怪，甚至以養蝨即高揚「台獨」意識為榮。若這樣發展下去，那將是台灣文學的一場浩劫。

客：用中文寫作還是用所謂「台語」寫作，是受制於祖國大陸的文化力場，還是遠離乃至埋葬這種力場，是否屬台灣作家的自我選擇？

主：新世紀，將是台灣南北兩派作家分道揚鑣的時刻。在已往十五年中，可看出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正在選擇不做中國作家。這種封閉症和「獨立病」，是外人很難瞭解的「台灣特色之痛」，它很難治癒。如果在台灣有人能治這種病，大陸乃至整個中國文壇當然受益。應該看到，病毒的發源地來自無限膨脹的台灣意識。這種病毒的強大，已被曾參與籌備「建國黨」的老作家李喬的著作《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及李敏勇提出的「寧愛台灣草笠，不戴中國皇冠」口號等種種病情所證實。如能迷途知返，將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連結，便找到了良藥。服用它，何樂而不為？

客：你前面談到台灣文學分裂為「台北文學」與「南部文學」兩大板塊，那請你談談當前「南部文學」的新動向。

主：這種南北分野的現象，早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文壇就有所反映：一是以台北為基地，在城市現代化的導引下，延續中華文學的傳統，創作具有中國意識的作品和色彩繽紛的都市文學；二是南部延續鄉土文學的傳統，用異議和在野文學特質與帶有泥土味的「台語」創作小說、散文、新詩，書寫他們的所謂 「獨立的台灣文學論」。比如高雄出版的《文學台灣》雜誌2015年 「秋季號」，竟為一位政客寫的《直銷台獨――「台灣獨立建國」道路的探索》做大幅廣告。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不似「台北文學」認同中國意識的台灣本土文壇，由於他們普遍否認自己是中國台灣作家，其下半身已陷入「台灣文學主權在台灣」的觀念了。倘若繼續隨着當下民進黨「逢中必反」、「逢馬必罵」的邏輯起舞，恐怕不久之後，連上半身也要陷進，最後滅頂於「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以及「母語建國」這類主張。這不但是台灣文壇的災難，也是中國文壇的不幸，但願這不是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