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梵 ： 文學家也斯——《山光水影》序

讀也斯先生的散文，會讓人有突然不再眼瞎的醒覺。此前我讀過他的《在柏林走路》一書，他的學識、謙遜、愛港的拳拳之心，讓他能看清香港諸多文化問題的答案，其實已在德國。他盛讚德國時，很難不想到香港文化的欠缺。就連在圖賓根參加「聞一多研討會」，也帶給他世界主義的感觸：「異鄉的評論和演繹令我們反省：很難再狹隘地說只有中國人才懂中國文學，反而應該珍惜跳出狹隘觀點的交流……」他似乎命中注定，要成為矯正香港文化的一代先驅。他早年是對夏宇等台灣詩人產生了影響的香港詩人，其第一本詩集署名梁秉鈞。關於他的詩，于堅去年在南方都市報上寫過一篇誇讚文章，他內疚先生這麼好的詩，他竟「發現」得這麼晚，他倆本該一見如故。德國比中國大陸更早發現先生詩作的好，繼邀請北島、顧城、楊煉、舒婷之後，德國國際文化交流署把發現好詩人的目光，轉向了先生。上述《在柏林走路》一書，便是先生那次作為詩人受邀訪德的成果。考慮到詩是先生早年創作的核心，我用詩的眼光看待先生後來的散文寫作，也就合情合理，並不為過。打個有點抽象的比方，詩之於先生其它體裁的寫作，猶如泛神論者的神之於萬物，哪怕撿到一朵落花，他們也會對潛入了落花的神性恭敬有加。

詩是先生散文中看不見的靈魂，這本《山光水影》便是極好的例子。如果說這些短文的精短，不只是因為報紙專欄篇幅的限制，也取決這些短文具有的詩心，一定會有人質疑我。但我想說，這些短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先生選擇了一種詩性語言，這種語言的根本智慧在於克制，和對悖論的迷戀。「小島睡了。小島並沒有睡。那些躺在門前帆布牀上的人靜了，但還有我們，還有這場凌晨三時半的雨。」（〈長洲，凌晨三時半的雨〉）「對事物知與未知之間，生活一切還不曾固定下來的那些光陰是最美的，但也是最充滿焦慮的……就像這個霧的故事。」（〈霧〉）「沒有事情是完美的，當風在外面怒吼，而這是你在黑暗世界上唯一的營，你會珍惜枯枝的火光、吵鬧的笑語。」（〈風中的營〉）先生善於把事物的兩面拉入短文，同時打開正反，來產生悖論似的妙趣。這不是無關宏旨的策略，恰恰是先生從詩繼承的最妙的思維，使得他總能看見事物的「另一面」。「另一面」之所以被人們忽視，是因為它不只是客觀物象，身臨其境也未必能看到。這「另一面」來自詩人的主觀凝視，若無一顆比常人深的詩心，「另一面」就會雁過無痕。在〈曬太陽的方式〉中，先生不會略過正常曬法，但人群中隱着一個少女的膽怯曬法，也沒逃過他那雙被詩訓練的眼睛，「雙腳卻是暗灰色，那是因為她穿了絲襪……這雙灰暗的腿，像兩頭臃腫而猶豫的野獸，試探地爬上前面低低的鐵欄，舉起頭，笨拙地轉動，初次嚐到陽光的滋味。」在〈早上的事〉結尾，先生寫道：「我忍不住想：我這樣體諒機器，機器也會同樣體諒我嗎？清風嘩笑着在我頭頂經過。」詩心不止令先生始終難捨事物的兩面，使他看得更遠、更多，也讓他心有旁鶩。

先生着力旁騖的，當然是充滿詩性的語言。細品先生的散文會發現，他的散文多數是逐句追隨出來的，後一句追隨前一句，前一句的節奏、語感、意象，都成為後一句的嚮導，文章意圖並非事先預設，是依靠語言逐字逐句完成的一場發現。讀者不得不跟着他的視線一起尋找，沒有找到之前，讀者會把文章主旨寄託於結尾。先生安排起結尾來，頗似美國作家卡佛，並不在乎讀者索要的重要「意義」，常靠平淡無奇將意義懸置，令傳統讀者不太適應，如〈路、房宇、海水〉、〈一杯熱騰騰的東西〉、〈雨〉等。這種順應語言尋找之旅的寫法，當然來自詩歌，也使散文不再變得一模一樣，因為語言的每一次摸索前行，很難走同一條老路。語言通過摸索，既丟失了規整、一致，也造就了散文多樣的面貌。比較〈一團麵粉〉、〈爛頭東北〉、〈路、房宇、海水〉等，可以看清它們大不相同的外貌，都來自對語言的尊重和順應。記得大陸有人曾向我抱怨先生散文的「駁雜」，是的，這本《山光水影》與我讀過的另一本《在柏林行走》，確實不像同一人的作品，但我對「駁雜」的看法大不一樣。「駁雜」恰恰揭示了散文有更廣袤的新疆土、新可能，也讓讀者懂得，美的創造不是中規中矩的一勞永逸，美是需要不斷越界的創舉。如同台灣散文大師王鼎鈞已把小說、戲劇、詩歌悉數化入散文，先生也讓他的一些散文具有小說的形貌，比如〈一團麵粉〉、〈夜行〉、〈聖誕卡〉等，但抵達的來路與王鼎鈞先生很不一樣。大概王鼎鈞先生早年的詩，遠未有也斯先生詩的成就，前者的散文就不太仰賴語言的敏感摸索，前者靠事先深思熟慮的思考，創造了許多絕妙的說法。我在紐約與王鼎鈞先生聊天時，驀地意識到，他那些說法已先於寫作存在，他駕輕就熟，寫作時信手拈來。但也斯先生的思考方式，更像一個詩人，一切思想和意味，都仰賴寫作之中的語言摸索，正是複雜詩意的驅使，令先生的散文有了更開放的「駁雜」，也令先生寫得出所有的書：詩、散文、小說、評論、論文等。我也讀過先生的小說集《養龍人師門》，從詩人的角度去理解，便有着更豐沛的說服力，那是詩人小說，裡面的一招一式、一顰一笑，都充滿詩的意味，都來自語言克制的恰到好處。先生以這樣的詩心寫了半個世紀，也該令有心人瞭解他文章的魅力所在了吧？！

也斯先生的文學事業和身份，更適合用一個籠統的詞「文學家」來概括，與當代津津樂道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等專家概念，格格不入。他的寫作完全不受專業劃分的束縛，這讓我想到每種文化總會旁逸斜出，貢獻幾個類似的人物，他們意志強大，能力超強，不甘一生做某個體裁的專職奴隸。法國有考克多，美國有沃倫，阿根廷有博爾赫斯，他們都因其豐富的內心，不肯捨棄任何一個體裁。也斯先生身處香港這個「傾側了的社會裡」（也斯語），卻做着和他們相同的事，那血淋淋的精神衝撞，可想而知。也許恰恰處於做文化事倍功半的社會，有心人更能感到詩的必要，因為詩是一切文字美感的源頭，惟有它，不會樂於接受商業理性的控制。就詩的本性來說，詩是一種脫離設計的迷思、想像、浪漫、情感，很難成為現實主義文體，先生善用它來寫散文，就會在人迹稀少的個人與社會之間，找到重新發現、想像和命名的自由。這是沃倫、博爾赫斯等人寫作歷程中的真實故事，也是藏在他們多種體裁寫作中的共同秘密。也斯先生，這位香港的後來者、集大成者，靠一己之力的摸索，居然殊途同歸，和上述境外前輩一樣，走上了一條包羅萬象的寫作之路，即試圖把觀察和思考，用意味幽遠的詩意永遠鎖牢……

2015年10月3日寫於南京六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