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謙 ： 魯家二三事

魯姆姆一家是我兒時的鄰居之一。 說是一家，其實只有老倆口：姆姆和魯伯，雖然那時姆姆總跟我說，她有一兒一女：你杏榮姐――她提到她在柳州一所中專教書的女兒時總是用這樣的口吻跟我說。還有魯金，她那英氣逼人的兒子。但在我兒時最初的記憶裡，姆姆的兒女很久都未出現。

魯姆姆可以說是我兒時所見過的最胖的人，胖到走路雙手都沒法正常地前後甩，而是要在身後左右擺動，很像一隻大鵝。在我的記憶裡，她不只是胖，還有一對巨乳，這在我兒時的中國是罕見的。關於這一點，我曾認為是我童年的記憶在誤導，後來向長輩求證，她們都說我沒有記錯，還補充說魯姆姆不僅胖，骨架還很大，高高的，在廣西人裡也很少見。她的五官也是大的，兩隻圓鼓鼓的大眼睛總像瞪着，金魚一般，這讓她的面相看上去有點兇。不知是買不到合適的文胸，還是她壓根就沒想過要穿文胸，她的胸前永遠像晃着兩團肉山一般。廣西的夏天極是濕熱，她乾脆只穿件蚊帳布質的無袖T裇――當然那時那叫汗衫，胸前就更是波浪洶湧起來。那時我們從未聞有「性感」一詞，就算有，也絕不會想到該套到她頭上。她總是穿一條鬆緊帶褲頭的寬腿黑色七分褲，春秋就穿那種斜褂襟的唐裝布衣，鐵灰或灰藍色的居多。姆姆那時應該未到六十，可在我的印象裡，她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老人，皮膚鬆弛，頭髮花白，像那個時代的中老年婦女一樣，剪個齊耳短髮，再用兩隻鐵質髮夾在耳邊夾起。

我們平時都叫她魯姆姆。「魯姆姆」這三字要用桂林話唸，全平聲，非常順口。我兒時生活在南寧西郊的廣西農學院，母親在院裡的植物保護系昆蟲教研室工作。1949年後廣西首府從桂林遷往南寧，在1958年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時，農學院便被連根拔起，從桂林郊外的雁山直接移植到南寧郊外。由於這段歷史，與其它的廣西大專院校一樣，我們大院的「官話」 是桂林話，也是我們這些小孩子的母語。到了我長大後到桂林，才發現我一口流利的「桂林話」其實是走調的，並不為桂林本地人認同。當然，姆姆和魯伯的桂林話卻是很正宗的。

再回來說魯姆姆。我們小孩子如果當面用我們的桂林話叫她，免姓，只姆姆長姆姆短地喊。她本名叫劉珍――這是我上學識字後，她告訴我的，還拿戶口本給我看，一邊還嘆氣說：有好多事，慢慢跟你講，等你將來會寫字了，幫我記下來。魯姆姆告訴我說，她小時不愛讀書，只得高小文化。我聽得心裡生出小小的自豪感，說好啊好啊，我將幫你寫，但沒想到問她要寫下來給誰看。

姆姆的先生叫魯純，我們小孩隨周圍的大人叫他魯伯。我後來才聽說，姆姆和魯伯並沒有生養過的，姆姆甚至告訴我，魯伯早年在桂林當警官時娶過一房小老婆，但那二房也沒能生下個一男半女。姆姆跟我說這些話時表情很自然，好像面對的不是個小孩。我那時對「小老婆」這詞半懂不懂，根本沒想起追問那女子的下落，想來必是1949年江山變色後，大難臨頭各自飛了。

從記事起，我就知道魯伯是個「歷史反革命」，這當然是因為他過去在國民黨的警局裡當過警察，好像就在當年廣西大學農學院所在的雁山鎮上的警察分局裡，大概1949年後給就近遣送到農學院當了小職員，之後又隨農學院從桂林搬遷到南寧。在我小時候，聽到「國民黨」，跟聽到「砒霜」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何況還是國民黨的警察。後來知道魯伯當年不過是警局裡的小股長，那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官階了，薪資不會高，可當年還娶過二房，看來是與生養有關。

魯伯雖然很瘦，但腰板總是挺得特別直，這讓他看上去確實有點警察的派頭。但他的形象跟紅色樣板戲中反派人物的造型非常像，有隻眼睛是壞的，眼裡總有白白的一層霧。他的臉是長形的，卻不細，看上去總是有點浮腫，臉色暗中帶點黃綠，總像在病中。在我的記憶裡，他也從一開始就是個老人。在我剛明白他的「歷史反革命」身份意味着甚麼時，我很有些害怕，有一陣總是偷偷地觀察他，想像是他是個潛伏的敵特分子，總在準備搞些顛覆活動，特別是後來讀了反特小說，有段時間甚至懷疑他那有問題的眼球後面裝了發報機。他不僅看上去像個瞎子，而且幾乎無話，與鄰里也沒來往，下班回家後基本就不出門了。我那時經常在他們的小屋出入，他不可能一句話都沒跟我說過，卻給我留下個啞巴的印象，可見他連跟老婆也不怎麼說話。記憶裡，魯伯總是穿着有洞的老舊月白色背心，陰丹士林布做的短褲，沉着臉靜坐在靠窗的木椅上抽煙，吞雲吐霧。他們家裡總會有不少曬乾的煙葉，由姆姆拿去菜市場找人切成煙絲，然後拿回家自己捲成煙碼好，那個捲煙的工具是個長匣子，很好玩，我經常要求姆姆讓我幫她捲，所以魯伯應該抽過不少我捲的煙。我兒時從未好奇過魯伯靜靜地坐在那兒抽煙時心裡想甚麼，他的感受是甚麼。相對於姆姆而言，他在我眼裡就是個透明人。而我們這些到他家如入無人之境的小孩子，於他大概也是透明人，兩不相干。

話說農學院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籌備從桂林遷往南寧，整個學院在南寧西郊的亂墳崗上開始的大規模基建，大院裡的生活和教學設施在當年屬於相當先進的。我記事起住在學院西區的教工宿舍區，那是一片兩層樓的房子，每棟上下兩層，每層本來是按住三戶人家來設計，每家有單獨的廚房和衛生間，兩個小戶型的是三居室的，頂頭的大戶型則是五居室，一個樓層上的幾家共用一條開闊的大走廊，樓梯在中廳處。從我記事起，我家和魯姆姆家、喻老師家合住在二樓頂頭五居室的單元裡，三家人共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衛生間用的是抽水馬桶。我從記事起到高中畢業，家裡在農學院裡住過的房子都是用的抽水馬桶，這肯定是受蘇聯建築的影響，只是馬桶的水箱全都壞掉了，院裡也不給修，所以雖有馬桶，卻是要另接了水來沖馬桶的。

我們三家住的單元有個公用的門，它通向外面與同樓層裡另兩家共用的開放式走廊。進了門裡，我家佔套間裡的兩房，分別在小過道兩側。我住在家裡當吃飯間用的小房裡，單元裡這側只有我這一間房。我的房裡有個圓飯桌，一張大竹椅。窗前放着一台上海牌縫紉機，我平時就在上面寫作業，房裡放的是架牀，我睡下鋪，上鋪放着樟木箱皮箱之類，牀下也塞了不少東西。在寂寞的童年裡，我無數次地爬到架牀上翻看那些箱子，裡面多是父母的信件、記事本、相冊、書之類，我竟百看不厭。窗外有棵兩層樓高的白玉蘭樹，夏天一樹的花香襲人。房裡還有碗櫃，碗櫃上放着熱水瓶等，也有茶杯水杯。父母總是很忙，沒人不停地往那瓷水壺裡加燒好的開水。大人可用熱水沖茶，可我們這種小孩一是不愛喝茶，二是總是在玩瘋到口渴得實在頂不住了才想到要喝水，哪裡喝得下熱水瓶裡的熱水？那年頭又沒有軟飲料，所以總是去姆姆家蹭涼白開喝。我屋外的小過道兩邊掛着各家的洗臉巾之類。

單元裡的喻老師一家住在大門進來邊上直套的兩間房裡，後來他們家添了老三，院裡又在一層的另一套裡分了一間房子給他們。喻老師是學院附小的語文老師，四川人，從家鄉的師範學校畢業後，隨她那四川大學畢業的先生夏叔叔來到廣西。夏叔叔在農學系教植物分類，小時我跟他學過如何認中草藥。他們那個漂亮的女兒長我一歲，並不很愛帶我玩。如今他們的外孫胡夏成了知名偶像歌星，暫且不表。

魯姆姆和魯伯住在最靠裡的那間約十二平方米的房間裡，與我的小屋斜對着，緊挨着廚房。廚房不小，灶台上並排放着三個煤爐，有個洗菜用的水池，從廚房拐進去則是三家共用的衛生間。

進得姆姆家，左邊是一張圓飯桌，永遠罩着個防蒼蠅的罩子，裡面有時是上頓留下的剩菜，有些是她剛剛燒好的晚餐。姆姆是家庭婦女，不用上班，總是早早就將飯菜做好，有魚有肉香噴噴的，看得我總是流口水，她偶爾就讓我嚐兩口。飯桌邊有兩把椅子。一屋的家具都是深色，看上去又沒光澤，很是老舊，讓小小的屋子顯得沉悶擁擠。飯桌邊有個臉盆架，魯伯一回來就在那兒洗臉。邊上靠牀那側壘着幾隻木箱和皮箱。房裡最大的家具是那張大牀，直頂着靠到窗邊。跟我們一般人家裡不同的是，魯姆姆家的蚊帳每天都會認真地收捲起來，再用塑膠布搭上，以防灰塵，這個細節看在我眼裡真是太講究了。牀的一頭靠着窗，邊上那把椅子，就是魯伯經常坐着抽悶煙的地方。從窗子看出去，能看到一棵芭樂樹，側邊是成排的芒果樹，前方遠處是園藝系的荔枝園，那裡有我們常去玩的防空壕，更遠處就是荒野了，廣西大學在圍牆的那邊。牀的對面，沿牆直排着兩張桌子，一高一低，最外面則有個不矮的櫃子，也是黑黑的。靠着櫃子的那張桌子上擺着幾隻熱水瓶，還有兩個有蓋的大搪瓷缸，裡面永遠盛滿了涼開水――它們便是我和小夥伴們隨時衝入他們家裡的原因。在外瘋玩跑得氣喘吁吁，只要口渴了，拔腿就會往回跑上樓來，直接衝進姆姆家，不由分說，打開搪瓷杯蓋「咕咕咕」地往肚裡灌，這時，她會用她那一口標準的桂林話不停喊：渴死鬼投胎啊？慢點慢點，等下嗆到了又哭又喊，造孽啊！姆姆開始肯定只是為自己盛的涼水，大概我們小孩子來多了，她就弄出兩個大瓷缸，隨時添滿待我們享用。水是室溫，四季不斷，隨到隨有。這兒時的習慣，養成了我一年到頭都習慣喝涼白開的習慣，後來隨父母搬了家，年紀也大些了，就懂得了自己隨時往家裡的大茶壺裡盛開水涼上。我後來來美國，對喝涼水和冰水都很適應，就是因為從小喝慣了魯姆姆一年四季為我準備的涼白開。

小小屋裡塞着這麼些東西，活動的空間就非常有限了。他們的大牀下也塞了很多東西。雖然衛生間出門一拐就是，魯伯卻總是在自己的屋裡用痰盂大便。每到這時，他家的門就關上了。便後由姆姆拿着痰盂去衛生間倒。對我而言，他們屋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牀底的那隻大銅盆。姆姆總是從廚房裡打來燒好的熱水，倒到銅盆裡，再兌好涼水，讓魯伯在屋裡洗澡。洗好了，姆姆就搭上個搓板，扯來張小櫈一坐，在屋裡洗起衣裳，然後晾到窗外的曬衣架上。這樣一來，除了姆姆用廚房，可以說魯伯是基本上不與鄰居分享公共空間的。

姆姆是舊社會過來的家庭婦女，無班可上，在大革命中更無麻將可搓，也沒撲克可打，跟我們小孩子相處的時間便很多，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們的看顧人。那時大學已經停課，可停課是為了鬧革命，周圍的大人看上去更忙亂了。外面電線桿上掛的高音喇叭抽瘋一樣，想想就狂叫一番。紅歌，樣板戲，大批判稿之外不停推送，還動不動就來各種通知，甚麼批判會，批鬥會，學習班，遊行，應有盡有。有時半夜裡高音喇叭也會突然大叫，那是毛澤東在北京又發表了甚麼最高指示，每到這時，大人們就要爬起牀來，穿上衣服就衝出去參加遊行，敲鑼打鼓慶祝，那些最高指示在我聽來不僅很費解，還非常無趣，我真的搞不懂為甚麼人們要那麼激動。為寫這篇文章，我打電話問年長的朋友為甚麼當年老毛總在半夜裡發表最新指示，朋友說：大概是半夜裡才開完會，講了話唄，下面的人就當接到聖旨，要立刻傳揚。這麼說，老毛當年是夜以繼日在折騰啊。

我小時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學院裡的幼兒院、託兒所度過，有時半託，有時全託，從沒與祖輩們共同生活的經歷。可長大後與生活中碰到的老人家總容易談得來，相處自然而愉快，從不覺得聽他們說話不耐煩，這應該跟我兒時跟魯姆姆的密切往來有關。

我那時常去姆姆家喝水，喝完水沒人玩了就在她屋裡盤桓，聽她東講西講，也很樂意幫她幹點穿針引線之類力所能及的活兒。雖然姆姆看上去粗眉大眼，說話聲音也粗，但我很愛聽她說話。她並不把我完全當個孩子，也不管我聽得懂聽不懂，怎麼講，有問必答，不像周圍的其他大人，對我們小孩以打發為主。姆姆常給我看她抽屜裡的舊物什，有時我自己去翻，她也並不介意。那時魯家已被抄過，家裡已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了，可銅製的掏耳針，粗大的老式頂針之類，在我看來還是很有意思。記得她竟將包得好好的拔下的牙齒打開給我看，說都要留好，將來要帶着一起走。我問你走去哪裡？她就「啪」地關了抽屜，說：「去棺材裡唄！」――她總是愛講與「死亡」有關的事情，這確實讓她更像個老人，但她說這些話時，不顯得特別悲傷。她還總說自己有高血壓，說倒就隨時可倒的，若能死在丈夫之前其實是福氣啊――「死在夫前一朵花，死在夫後黑麻麻」，她強調着。「麻麻」用桂林話唸平聲，「黑」則唸「和」，黑麻麻是漆黑一片的意思。南寧在文革中大力推行火葬的，這也是由她告訴我的。她那與她弟弟同住在南寧城裡的老母親去世了，就是「被燒的」，她強調說。然後繪聲繪色地向我描述整個過程，她怎麼在觀察口看到焚化爐中的遺體會突然坐起來，聽得我毛骨悚然。我後來在學院或街頭的佈告欄裡看到宣傳火葬的圖片，總忍不住踮了腳仔細看，想要印證姆姆講過的細節，回去還找她再問。長大後，我對生活中各種細節有着特別的興趣和敏感，想來與兒時跟魯姆姆相處的經驗大有關係。

魯姆姆的娘家人彷彿都在南寧城裡，一到週末，她和魯伯就穿戴得很整齊，一搖一擺地晃去坐公車，進城去看她弟弟一家。記得她弟弟一家住在中華路一帶的南寧汽車總站裡。她的侄女有時也來看他們。她是怎麼嫁去桂林的，這點我不記得她講過。魯伯在舊社會裡當個低級小警官，卻有錢娶小老婆，可能跟姆姆娘家過去有錢有關。有次去學院裡的大字報棚亂竄，撞到一幅配文字的漫畫，我那時並不認得幾個字，但靠漫畫一眼就認出了那畫的是魯伯和姆姆夫婦，可見那大字報裡的漫畫水準還是有兩下的。漫畫中的魯伯穿着一套黑色的制服，紥着皮帶，穿的是綁腿的馬褲，手裡拿條警棍，表情兇煞。姆姆則被誇張地畫得更胖了，脖子上吊着一串巨大的首飾，那是我生活裡從未見她擁有過的。我請大人讀給我聽，說的是歷史反革命魯純是國民黨警察，老婆出身於有錢人家，好吃懶做愛打麻將。我的小腦袋完全無法將這些描寫與我認識的魯伯和魯姆姆對上號。魯伯舊社會不過是個小警官，那時也不過是在學院的農場裡當個倉庫保管員，卻扛上「歷史反革命」這樣沉重的名頭，想來那時劃分階級成分，送人大帽子是絕不吝嗇的。 既然上了大字報，魯伯被批鬥的日子就開始了。他有時上下班會提個紙糊的高帽，上書：「打倒歷史反革命魯純！」那麼那天他肯定就在農場不是被批鬥了，就是當陪鬥。他的高帽拿回來就放在箱子上，我去喝水時見到曾想拿下來看，被姆姆喝住，說千萬不能動，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姆姆雖然看上去兇，但絕少講話那麼嚴厲，我當然給嚇住了，從此再不敢去碰。後來我父親也有了一頂上書「牛鬼蛇神」的高帽，我遠遠地躲着它，從不敢碰一下。農場在學院的邊緣地帶，主要是教學實驗用的農田和果園，從我們宿舍走過去要近半小時。魯家沒有當年人們常用的交通工具自行車，魯伯總是步行上下班，想起他拎着個高帽穿過半個校園而行的樣子，真不知他當年心裡的感受是甚麼。他從此就更像個啞巴了。我上小學後，孩子間曾流行一個遊戲，當拍手唸道：「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話不許動！」大家就要做出定格狀。不久，我們那個非常革命的班主任出來制止說：不要再玩這個反動遊戲，這其實是階級敵人在指桑駡槐，他們不滿自己被革命群眾剝奪了發言權。我便想起魯伯沉默地坐在窗前，面無表情地吞雲吐霧，真是很像個木頭人。

說到這兒，要講到魯姆姆的兒女了。前面說過，魯姆姆和魯伯沒有生過孩子，魯伯娶過的二房也沒有生過孩子。這就是說，他們的一雙兒女都是接養的。具體是甚麼時候接養的，在甚麼情況下，又是從哪兒接養的，我相信以姆姆那樣健談的性格，肯定給我講過，我卻一點沒記住。只依稀記得她有一次跟鄰居家的阿姨怎麼說起兒子魯金，提到當年桂林郊區逃難中整村整村餓死人，就給我留下個印象，兒子魯金是那時在桂林郊區撿來的。

我不知道我們三家人是甚麼時候成了鄰居的，我只知道大人們都認識魯姆姆的兒女，那就該是我有記憶之前的事了。在我見過姆姆的兒女前，我只是不時從姆姆的口中聽到他們的名字。姆姆告訴我她家女兒叫杏榮，很懂事，幫做好多家事，幫忙帶弟弟，姐弟倆感情特別好。杏榮還特別會讀書，魯伯最愛她了，父女感情最好。姆姆每次跟我說到女兒，總是「你杏榮姐」長，「你杏榮姐」短的。她又告訴我，杏榮姐在文革前考上了在武漢的華中師範學院，把魯伯高興壞了，給女兒從裡到外買了很多新衣裳，上學用的被子蚊帳提桶臉盆等等，是嶄新的一套。我想像不出終日面無表情沉默寡言的魯伯高興起來會是甚麼樣子，他笑了嗎？他笑起來會是怎麼樣呢？姆姆拿過一張兩吋的黑白照片給我看，那是他們一家四口的合影，可能因為不習慣面對鏡頭，大家看上去都很有點緊張。我的注意力落在那對兒女身上。杏榮姐紥着兩條短辮，個子好像很小，兒子魯金那時還像個小孩，但看上去很機靈，眉眼很清秀，與照片裡的另外三人完全不同，也很不像。那時我沒有甚麼「帥哥」這類詞彙，只懂得講他好看，姆姆有點不太滿意，不悅地說：是英俊！說着就將照片從我手裡拿回去，小心收起來。我又問那麼他們現在在哪裡呢？姆姆說，你杏榮姐大學畢業後分到柳州，在一個中專教書。我那時想不到問她為甚麼杏榮姐不見回來這樣的問題。就只知道他們有個女兒杏榮姐在柳州教書，偶爾有信來。那時從南寧坐火車去趟柳州要五、六小時，在我聽來真是遠在天邊，所以覺得她回不來也正常。

姆姆又告訴我，他們英俊的兒子魯金在讀水電專科學校，好像是在南寧東郊的長罡嶺那邊。魯金在我有記憶裡出現過一次。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他當時穿一件深杏色的帶毛領的皮夾克，很像畫報裡見過的飛行員穿的行頭，這在我周圍的人群中是從來沒見過的，特別顯眼精神。魯金留着分頭，舉手投足很有派頭，我覺得真是很英俊。在我的記憶裡，我是要抬頭仰望他的，彷彿我在他的腰以下，可見我那時很小。按說在南寧要能穿得住皮夾克，最晚也得是在早春，因為一近「五一」，氣溫就急升了，單衣穿着都會熱。那樣算來，我應該是在1968年的早春見到他的。記得魯金是提着個小箱子回來的，對我們跑來圍觀的小孩子很友好，給我們分了糖，分糖的時候笑得很燦爛，從表情上看，他顯然是認得我們這些圍上來的小孩子的，還叫得出我們的小名。按記憶的樣子，今天想來他那時不過二十歲。姆姆後來告訴我，魯金專科畢業了，分配在水電廳的一個單位裡。我說到他的夾克，姆姆就有些自豪地說，那是你杏榮姐給她弟買的，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呢。

在1968年裡，文革中廣西的局勢開始失控，武鬥的戰火在全區各地燃燒起來，到五月至七月間最為激烈。廣西主要的兩大造反派組織――「聯指」和「四‧二二」打得不可開交，流血事件不斷升級，震驚全國。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了經毛澤東親自批示的《關於解決廣西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佈告》，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三佈告」。「七‧三佈告」的發佈，代表毛澤東和中央為廣西以韋國清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聯指」背書、撐腰。佈告措詞嚴厲地譴責了廣西地區發生的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並稱：「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雪夫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要求廣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支持下，努力實現停止武鬥，保證運輸暢通，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交回搶去的解放軍裝備，依法懲辦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等現行反革命分子。並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七‧三佈告」一出，把「四‧二二」派在「文革」中派性組織的普遍行為，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來解決，必然造成嚴重災難和後果。「聯指」一方拿到最高權力機構――老毛和中央從北京發來的令箭，立即由韋國清親自指揮，調動廣西軍區的正規軍力量直接參與武鬥，打殺「四‧二二」派。雙方在南寧城裡展開血腥巷戰，「四‧二二」派遭到滅頂之災。

魯金就是在這個夏天的武鬥中被打死在南寧解放路「四‧二二」的戰壕裡。我不知道那個夏天的武鬥現場有多麼慘烈、恐怖。很多年後，一位當年從上海到廣西壯鄉插隊的老哥告訴我，他們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旅行，終於到南寧火車站，可一出車站就全呆住了：「你們南寧打成了一片廢墟，市中心的南寧百貨大樓一帶都給轟平了，一片廢墟。我們一幫小年輕青覺得上海已經夠亂了，但這樣的場面，我們還真是從未見過，完全無法想像。」

正是從這個夏天開始，我的記憶可以連接的碎片多起來。

我記得魯金的死訊是在夏天的黃昏裡傳來的。我剛被家裡從幼稚園接回家，正要興沖沖地去姆姆家中打個轉，就看到他們家裡來了黑壓壓一屋子人――那肯定是因為屋子小給我的錯覺，當時來的應該不過三、四個人，我認出其中有一個是我們宿舍區裡胖胖的山東人遲伯伯，他是學院的人事處長。那些人拎着個皮箱，表情都很嚴肅，我在門口一出現，就被大人扯回着離開了。過了好一會兒，那些人走了，我出門一轉，就聽到樓下空地上三三兩兩站着的大人正小聲議論着甚麼，又聽不清楚，就又折回到家裡，好奇地往魯姆姆家看去，只見平時在白天裡幾乎從不關門的魯家關上了門，我和喻老師家的孩子在單元裡的小過道玩起來，喻老師那漂亮的女兒悄聲告訴我：「魯金死了！」我半懂不懂，甚至也沒問怎麼死的，只覺得情況有點嚴重，難怪大人們的表情都這麼難看。很快我就忘了，又在過道裡跑動起來，弄出不小的響聲。這時，魯家的門開了。姆姆一出來，隨手將身後的門又帶上了，她挪着自己胖大的身子朝我走過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晃了晃，壓着聲跟我說：你們出去帥耍吧，不要吵鬧，魯伯想安靜點。她那兩隻金魚眼有點發紅，說話帶着鼻音，表情卻看不出有特別的變化。因為平時跟她說話很隨便，我就問她為甚麼，她說：你魯金哥死了，剛才他們單位送來了他的遺物，魯伯很難過。姆姆說得很直接，「遺物」這個詞，跟她說的「英俊」一樣，對我而言非常陌生。她說完轉身，搖擺着回自己的屋裡去了。我感到周圍的空氣很凝重，就踮着腳也躲回自己的小房間裡了。

到了第二天，魯姆姆家的門又敞開了，我趁魯伯不在家時又竄進去，看到家裡多了一隻皮箱，想來那就是魯金的遺物之一了。從那天起，魯伯抽煙更兇了。我從沒聽說過魯金遺體的下落，想必是被集體處理掉了。記得那段時間在幼稚園聽到阿姨們閒談時說，學院裡有很多人被拉去市裡解放路清理武鬥現場，看到防空壕裡有很多屍體，基本都是「四‧二二」的人，很多都是學生仔，很年輕，死得好慘。廣西軍區的軍人是直接上的炮轟，還從邕江抽水直灌對方的地下工事，造成大量死亡。清理現場的人撬開炸塌的磚瓦堆，很多屍體挖出來都已變形腐爛，只得集體處理掉了。我相信魯金的遺體應該是被集體處理掉的。魯金作為已被中央定性為反動派的「四‧二二」的一員，魯伯自身又那麼黑，哪還敢說甚麼。那麼一個生氣勃勃的英俊小夥子，說沒就沒了，死不見屍。

由於魯金的死，我終於見到了姆姆嘴中唸叨不斷的「杏榮姐」。杏榮姐是甚麼時候到的，是接到了誰的通知而來的，我已無從知曉。我那時應該沒被全託在幼稚園裡，所以夜裡會在家。聽大人講杏榮回來了，就很想去看。杏榮姐顯然沒有時間和心情搭理我們。我遠遠看到杏榮姐個子不高，打兩條短辮，比照片裡顯得老成多了，看上去普普通通。杏榮姐回來，魯家的門又關上了，她跟父母是如何互動，無法得知。我只清楚地記得，那個夜裡我起身想去衛生間，剛走近廚房，就聽到喻老師和杏榮姐在裡面低聲說話，那時可能是為了省電，衛生間和廚房裡的燈瓦數特別低，夜裡顯得特別暗。我探了個頭，看到杏榮姐在衛生間裡，坐在一張小板櫈上，面前是一隻木盆，裡面是一大堆泡在水裡的衣服。喻老師靠在衛生間的門邊，背對着我，小聲跟杏榮姐講着話，我聽到了魯金的名字，洗衣服的響聲就沒了，我在廚房門外縮回頭，就聽到了壓抑的哭聲，喻老師的聲音愈發輕下去，顯然是在安慰杏榮姐。杏榮姐的啜泣聲越來越急，變成了抽泣，努力壓低着，不敢放聲。我的心跳在加快，躲在門外，又忍不住小心地探頭往裡看，只見黑暗中，喻老師已在門邊蹲下來，杏榮姐坐在小木櫈上，手還泡在一盆衣服裡，喻老師的聲音帶上了濃重的鼻音。杏榮姐說一句停久，重而低沉的「嗚嗚」聲，可能是壓抑得太狠，帶着呼呼的低鳴，好像哭一聲，咬住一團布，又因乏力而沒咬緊，聽上去非常怪異。作為一個孩子，我之前從不知道人是會這樣哭泣的。我第一次見到杏榮姐竟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她是魯伯最愛的女兒，她心愛的弟弟死了，她卻不敢放聲痛哭。

我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我再從託兒所回來，就不見杏榮姐了。我去問姆姆，她說杏榮姐已回柳州去了，從姆姆家的窗口望出去，晾衣桿上搭滿了衣裳，我知道那是前夜裡杏榮姐洗出來的。姆姆自語道：她的孩子還很小，她要趕回去照顧的。從那之後到文革結束，我沒有見杏榮姐再回來過。我聽到喻老師跟大人們講，杏榮姐的丈夫出身好，很上進，入了黨，還當上了學校的領導，他堅決反對杏榮跟她那「歷史反革命」的父親來往。杏榮姐在那樣的天秤中作出無奈的選擇。

接下去的日子更差了。整個學院裡亂成一團。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的父母也帶上了高帽被遊鬥。父親被隔離審查去了，身體很差的母親也被弄去農場勞動，家裡也被抄過了，連我最喜愛的一對玻璃糖罐也被抄家的人收走了。喻老師被她的前學生回校鬧革命時打得流着鼻血回來。有一天我突然聽說前樓的秦科長自殺了，跟着人們跑去看。到了那樓下，聽說火葬場的車已經來過，秦科長的遺體被拉走了。大孩子說他們看到秦科長的舌頭長長地掉出來――他們比劃着，將我嚇得直哆嗦，從此記住了，上吊的人舌頭會掉出來好長好長。秦科長的妻子是我們幼兒院裡的郭阿姨，也是當年跟着從桂林過來的老員工。我記得聽到她哭着對圍着安慰她人們說：「老秦也就是接到下午讓他去參加批鬥會的通知啊，怎麼就――」她的獨子比我還小。再後來，我親密的小夥伴阿康的父親也「自絕於人民」了。

這時的魯伯更是無聲無息，鐵青着臉，與身邊的世界不作任何交流。可那個拿走了他心愛兒女的亂世界仍沒放過他。姆姆哭喪着臉告訴我，魯伯因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開始被扣發工資，按每人十三元的標準給他們發放生活費。那就只夠吃飽，沒法像往時那樣能經常吃魚吃肉了，連魯伯買煙的錢也很難擠出。他們先是砍掉週末去城裡走親戚，姆姆嘆氣說，你想想嘛，坐公車要買票不講，每次見到侄兒侄女的小孩子也不能空手啊，現在荷包都空了，就不去了。大概見他們一連幾週沒去，姆姆的侄女就來了，走時還給她留了十五元錢。從那以後，他們週末又進城走親戚了。他們還是像過去那樣，每回出門都要換上自己最好的衣裳，頭髮梳理得清清爽爽，像姆姆說的，馬要鞍裝，人要衣裝，兩人這時果然看上去很是體面的。那城裡的她侄女每回都會塞個十塊八塊給她，她就講是借的，要一筆筆記下來，將來有機會要還。有來自兄弟和侄兒侄女們的關照，應該是姆姆和魯伯在那段日子裡最大的安慰。姆姆也就是從那時起，開始為宿舍區裡的人家帶小孩子，以貼補家用。

日子過到1974年夏天，母親分到了宿舍區裡另一樓裡的一套三居室單元，家裡有自己單獨的小廚房和衛生間了。我已經上學多時，世界一下子顯得大多了，開始還不時會去姆姆那兒轉轉，慢慢的就稀疏下來。

到文革結束，由於忙於準備高考，我就基本沒再得空去找姆姆了。忽然有一天，聽說魯伯查出了胰線癌晚期，嚇了一大跳。我在宿舍區裡見到了專程從柳州回來照顧魯伯的杏榮姐。她比我當年見時顯得更年長了，個子小小的，剪個運動頭，攙扶着魯伯進進出出去看病。魯伯顯得更瘦了，臉色蠟黃，很熱的天裡還穿着厚厚的外套，聽大人們說魯伯已沒有希望康復了，大家嘆着氣，又說，最愛的女兒畢竟回來盡孝了，陪他走人生最後一程，對他是很大的安慰啊。

魯伯不久就走了。魯姆姆看上去一下子就老了很多。杏榮姐隨後就將她接去了柳州跟他們一起生活了。我忙於準備高考，越來越少有時間想魯姆姆一家。等到了高考結束的那年夏天，忽然聽說魯姆姆回來了。我在宿舍裡撞到她，看上去瘦了不少，頭髮很白了，但說話還是中氣十足，穿着淺灰色的短袖斜襟唐裝，步子比過去慢多了。她見到我很高興，喚她的一雙外孫子、女過來叫我「姐姐」。他們看上去應該比我小幾歲。姆姆由杏榮姐陪着，回來落實魯伯「平反」的事情，院裡給她補發了當年扣的魯伯工資。杏榮姐話很少，只看着我淺淺地笑，說我長大了很多。她的聲音是清亮的。我已經曉得告訴姆姆，我為她感到高興。她晚年終於能跟女兒一家在一起了，又有兩個可愛的外孫兒女，以她當年對小孩子們的那份熱情，她一定會很享受這份遲來的天倫之樂。她給我帶來一包水果糖作為禮物，一如當年的魯金那樣。

那次是我最後一次見姆姆。之後的人生，便是一路的飛奔，越跑越快，越跑越遠。偶爾會想起姆姆，也總盤算着等有機會要到柳州看看她，後來就聽到了她在柳州去世的消息。按她早年擔心的，她是走在了夫後。我只希望她最後閉上眼睛的時候，並不覺得這個世界是「黑麻麻」的。

2016年5月16日  記寫於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