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芫：作家之路

我在中國的時候還自稱「職業作家」，到了美國反倒不敢這樣說了，因為在美國，判斷一個人是不是職業作家的標準只有一個：能不能靠寫作養家餬口。甭管寫得多爛，只要能憑寫作養家，那麼你就是個writer。當然，美國還有很多細分的說法是包含着同行肯定的，比如小說家（novelist，或者fiction writer）、詩人（poet）、電影劇本作家（script writer）、劇作家（playwright），等等。這些說法我也不敢採用，因為我謙虛呀。怎麼辦呢？天無絕人之路，美國還有一個說法叫author。只要出過書，哪怕是自費出版的，都可以自稱author。至於我的書能否達到行業標準，那是另外一回事。能碼出一本書長度的字來也不容易呢。

別看我寫作收入不能養家，作家的毛病我可是一項不缺。從前我住在橙縣爾灣的時候，我租了一個一百英尺沒有窗戶的小辦公室，每月付五百多美金，天天到那裡去寫作。我是一個慣性思維的人，如果沒有外在環境的改變，我是不會尋求改變的。搬到聖地牙哥後，我上網搜索辦公室，發現了一個合作辦公（co-working）的概念：就是一個大的空間，裡面擺上桌椅，大家都是會員，沒有固定位置，來了就找個喜歡的位置坐下辦公。會員按使用時間分不同的檔次。我選擇了每月使用一百小時，一個月只要三百美金，一下子節省了百分之四十的支出。成為會員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個連鎖店，爾灣也有分店。可是我在爾灣這麼多年，卻從來都不知道。

在這裡辦公的基本都是剛起步的律師、會計師、小公司業主、瑜伽教練。那個瑜伽教練我從來都沒見過。後來聽說很多人並不真的使用辦公室，加入會員只是為了能有一個通訊地址。畢竟很多人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分開，不想讓客戶知道自己住在哪裡。這裡只有兩個亞洲面孔。一個日本女子的頭銜是翻譯。別人問我是幹哪一行的，我就厚着臉皮說是個作家（writer），暗示自己收支平衡，不是敗家子。

3月中旬，學校都改成在家上學，我一聽就頭大了。我平時孩子們上學我都要躲出去，現在孩子們天天在家，如果我再沒地方去怎麼辦？正在這時，公司老闆給大家發電子郵件，說公司堅決站在大家身後，歡迎會員帶孩子來上班。我聽了這個消息亦喜亦憂。喜的是我仍然有地方去。憂的是我連自己的孩子都受不了，怎麼能忍受別人的孩子？不過事實證明：很少有人帶孩子來上班。連本人來上班都屈指可數。

我女兒說：「你就不能不出去嗎？這時候出去多危險啊！」我說：「我必須得去辦公室。我在家呆着寫不了東西，心裡就像長了草一樣。再說，現在辦公室根本沒有人，反而很安全。」然而，空寂無人的辦公室有另外一種危險。聽說曾經有流浪漢闖進來，為此老闆特意在門外牆上添了一個小盒子。會員用密碼把盒子打開，取出鑰匙，開了門，再把鑰匙放回去。進門之後從裡面把門鎖上。這樣既保證不速之客無法闖進來，也不用擔心把門反鎖上之後其他會員進不來。

從三月下旬開始，辦公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我分析有兩個原因：一是剛開始時每人手上都還有殘留的業務，等把這些業務處理完之後，就很少再有新的業務了。二是大家漸漸習慣了在家辦公。我是後一種。我本來很不習慣居家寫作，但是我又想：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政府下令一律不得出門，難道我真的就不再寫作了嗎？所以，為了使自己能應付最壞的狀態，我必須從現在開始減少去辦公室。一開始每週去三天，後來變成兩天，後來變成一天。這個星期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我都是在家寫作的，好像並無不適。我甚至開始盤算是不是乾脆退掉會員。如果省去這筆支出，在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我離成為一個真正作家的目標也將更接近了呢。

今天是星期五。早晨起來在一個五人的小群裡發表了一些意見，不承想遭到三票反對。我據理力爭，無奈那三個人茅塞不開。我給群主發私信說：「這三個人見識太差了，我要退群。」群主反覆勸我，說你不理她們不就完了嗎？我說：「不行。我只要看見她們的謬論就生氣。」群主說：「你再想想吧。」我想來想去沒有結果，一賭氣就開車去了辦公室。路上看看風景，看看高速路，看看疫情之下還不得不為生存奔波的人們，我的氣就消了好多。

場景的轉換帶來了心情的轉換。看起來我這個會員身份還是有必要保留的。我的作家之路就是這麼道阻且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