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嵐：消失

每一個鋼琴天才兒童，都有告別演奏生涯的時刻，遲早而已――這是我的俄國老師鮑里斯告訴我的。幸運的人才華持續了一生都沒有謝幕；有的終結在二十歲出頭。他自己的頂點在三十一歲，那年從歐洲巡演回來，他決定退下來教授鋼琴，從此後他就不是那個世界期待的可以青出於藍的鋼琴家了。

「那我呢？」我傻傻地問。那年我十二歲，剛剛在波蘭鋼琴大賽上拿到青少年組的金獎，照片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古典音樂樂評版上。

「你會永遠彈下去。」鮑里斯微笑着，摸摸我的頭。

那天我心裡想的是，如果不能彈鋼琴，我就不活了。我一邊彈李斯特的奏鳴曲，一邊心裡暗自發誓：我才不會退下來作鋼琴老師，教四歲的小孩子彈《兩隻老虎》。我也不需要教鋼琴掙錢，媽媽說我們家的錢夠我們過幾輩子，我只要彈琴就行。

十六歲那年是一個坎，我跟死亡對賭。我沒死，結果那年年末拿到薩爾斯堡音樂節的評委獎，不算是頭獎，但證明我在進步。那年我被診斷為「兩極情感障礙症」――這是甚麼意思？我的理解是「不成功，便成仁」，這就是鋼琴演奏圈的成功規則，要麼一朝成名天下知，要麼你只能一輩子做一個默默無聞的鋼琴手。

高中畢業的暑假，我作為青年嘉賓參加阿斯賓音樂節。見到一個十一歲的天才，東歐來的，我連他的名字叫甚麼都記不住。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他被評委指定彈奏巴赫降C鋼琴協奏曲。他毫無畏懼地拿着樂譜，在琴櫈上坐下來，只花了幾秒鐘掃了一眼第一頁，就開始彈奏，然後連續彈奏整整四十分鐘！這四十分鐘，需要我花至少一年時間來準備。彈完以後他胡亂抓起樂譜，像塞髒衣服那樣狠狠塞進雙肩包裡，急急忙忙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開始打遊戲，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羨慕驚訝的注視。那個跟在後面亦步亦趨的中年女人，朝我抱歉地含笑點頭。

媽媽安慰我，說苦練就能帶來好運氣。不是這樣的！絕對不是！我的好運氣夠多的了，四歲開始練琴，六歲開始被俄國大師選中作學生，十二歲去波蘭比賽拿青少年組金獎……但是我知道我的極限在哪裡，極限就是現在，我超越不了現在的水準了。媽媽的堅持和安慰只能是拖延時間。

極限，是迎面飛馳而來的火車，一開始它在遠方，還不覺得。等它近了，地面在震動，耳膜裡充滿它強大的聲音，空氣都被它飛速轉動的輪子加熱……

休學的念頭就是那次阿斯賓音樂節埋下的，一旦開始，像土裡淋了雨的種子，一發不可收拾。

我想停了鋼琴，看世界去。

聖誕節的前一天，結束了學校冬季演出，我從紐約42街大總站坐通勤火車回家。到達羅蘭崗的火車站的時候，外面已經開始下雪。月台上濕漉漉的，又濕又大的雪花落在臉上像冰冷的手摸過，沒有風，路燈照着月台下接人的汽車，汽車的尾部排氣管冒出白色的霧氣，我興奮地找爸爸或者媽媽的身影，卻沒有找到。手機響，媽媽短信我讓我打出租回家。說是重感冒了出不了門，讓我自己打車回家。反正家離火車站不遠，羅蘭崗的治安狀況也好，好吧。

跳上一輛出租車，出租司機哼着《白色聖誕》，一面從後望鏡裡偷偷打量我，對我這個聖誕前夜這麼晚了往家奔的單身女孩很好奇，從火車站到家裡不過十分鐘的路。我不想跟陌生人多話。

家裡那棟三層樓殖民地式的房子，已經像往年那樣在屋簷上纏上了聖誕彩燈。兩個妹妹都已經睡了。媽媽穿着棉睡衣，黑着燈坐在客廳裡等我，一樓唯一的光源來自客廳鋼琴上的一盞小檯燈。我進門後嫌暗，順手擰亮了客廳的大吊燈。客廳裡大亮，媽媽像怕見光的植物一樣，伸手把眼睛擋住。我狠狠擁抱着媽媽，她別過頭去，說好啦好啦你回來就好，然後就掙脫開我的擁抱，去幫我提那隻行李箱。一邊說珍妮你趕快睡吧，我也累了，明天一早我們再說。

早上醒來，拉開窗簾，下了一夜的雪已經停了，臥室窗外掛着冰棱。樓下廚房飄上來鬆餅的香味，那種香氣以及廚房裡傳出的碎咖啡豆，榨汁機馬達的聲音，讓我心思安靜幸福。我披上衣服，下樓，想幫妹妹們和媽媽做早飯。媽媽見我舉刀切柳丁，立刻衝我擺手。我立刻聽話地把刀放下，束手旁觀。為了保護自己的一雙手，在家我從來沒有摸過廚房裡的任何刀具。從小到大，連一隻蘋果都沒有自己削過――這是我的特權，我從來不需要插手任何家務――熱茶自己端上，飯後的水果盤切好後擺到我的面前，髒了的衣服洗乾淨，疊好放進我的房間裡衣櫥裡，分門別類，襪子、內衣、內褲、襯衫……

早飯以後雪停了，社區的鏟雪車來了，推走路上的雪。媽媽和妹妹們戴上手套帽子，出門掃雪，我照例站在窗前看着。看了一會兒，回到鋼琴前，開始一天的功課。

那天若是往常，一切照舊――幾個小時的鋼琴練習以後，就是午飯時間。午飯以後小睡，起來以後是更多的鋼琴練習，晚上是樂理書，藝術史，或者看大師的音樂會錄影……這一天像之前的每一天那樣重複着。我用從小時候起就用的瓷杯，喝着媽媽泡好的紅茶，在從廚房走到客廳，再從客廳回到起居室和書房，在心裡默默醞釀着練習曲的情緒。進門處的玄關，豎起一棵七尺高的聖誕樹，樹下擺着給每個人的禮物，給我們三姐妹的不止一件，用彩色的花紙包着。樹上琳琅滿目掛滿多年來我們攢下的亮閃閃的燈飾，鍍鉻的彩色紀念品，被法師開過光的佛教吉祥物，做成飾品的嬰兒照片……客廳的咖啡桌上四散着我的口紅、臉霜和從音樂學院帶回來的雜誌和音樂會海報。一切照舊，這樣一個世界在我周圍運轉已經十幾年了。

不用問，過一兩天或者下一個星期，爸爸就會回來，手提箱裡帶着從香港、東京、台北帶來的各種禮物，特產零食，西裝革履地從前門進來，風塵僕僕但見到我們還是特別喜笑顏開。從小到大，多年來我習慣了這樣――我們母女四人在美國生活，爸爸時不時從天而降，像希臘神話裡的神仙博耳塞福涅，每到時節準時到來，懷抱禮物，春回大地，照亮我們的世界。

全家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合影，被媽媽放大了放在銀色或者水晶玻璃相框裡，掛在牆上，擺在書架上，壁爐架上，牀頭櫃上，一塵不染。照片上我們全家五人列席，從我們是小女孩兒，茱莉和安妮還被爸媽分別抱在手上開始，站在奧蘭多迪士尼的城堡前，或者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為背景……我最喜歡的一張是我高中畢業典禮時拍攝的，那張照片裡我們母女四人，媽媽站最中間，我們三個姐妹亭亭玉立，都比媽媽高了。仔細看會發現在照片的一角有一個拍照人的影子，那是爸爸，他正舉起雙手端着相機，在六月初羅蘭崗最好的陽光下給我們拍照。那個像夏日樹蔭一樣淡淡的影子籠罩着我和安妮的大半身。

這些歷經十幾年的照片按時間順序，從過去到現在媽媽略微比年輕時胖一點。唯一不變的是爸爸，除了鬢角的頭髮從烏黑到略略灰白，他連額頭上的抬頭紋都沒有變過，永遠是那種自信的微笑，兩眼炯炯發光，下巴輪廓分明，鬍鬚刮得乾乾淨淨，跟他接受財經媒體採訪時的樣子一模一樣。這就是我們的爸爸，很少列席，但重要的場合絕對少不了他。他是全家的高光點，頂樑柱，同時也是我們生活的背景音樂，大部分時間不在羅蘭崗，只存在於照片裡，自從我記事起就是這樣。

若錯過了聖誕還有新年，過了新年還有春節……爸爸總會出現在某一個節日裡。之前他到底甚麼時候回過羅蘭崗，我並不記得了。六月初為了慶祝我高中畢業，在第五大道的珠寶店裡，爸爸特意給我買了銀首飾。第二天他就飛回亞洲了，像過去一樣匆匆忙忙。他送過我們母女四個人太多的首飾，禮物，那條純銀手鍊和項鍊，在我戴過一天以後，就被我收進盒子裡，託媽媽帶回家。不是我不稀罕這些東西，而是只要我想要，只要我開口，爸爸就會給我買，甚至我不用開口，貴重的禮物都會自己送上門。比如我的萊卡相機，比如我拿到行車駕照以後，門前忽然多了一輛嶄新的白色跑車。家裡的三角鋼琴，從初級的雅馬哈到頂級的斯坦威，都是媽媽張羅着幫我換，不用我動手。

我彈了一小時李斯特的單手練習曲，安妮和茱莉在外面打雪球的聲音聲聲入耳。掃雪車已經來過，門前的小路在掃雪後露出地上的紅磚。我捧杯紅茶站在客廳的窗口看着她們。這時鋼琴上的小檯燈跳了一下，然後暗了，停電了！多半是鏟雪車碰倒了一棵被雪壓彎的大樹，大樹倒下時掀斷了路上的電線，雪後停電的事常常發生，一會兒就恢復了。

我穿上厚冬衣，戴上帽子手套，帶上新相機，跟着兩個妹妹走出了前門。我們往離家不遠的樹林裡走去。晴好的雪後，路邊樹枝壓着白雪，像聖誕卡片上的畫，我們在積雪的小路上走着，周圍是一個幾乎透明的冰雪世界，落盡葉子的白樺樹露出白色的樹幹，凸顯在綠色的針葉林中。寒冷的空氣中飄着松針的香味，那麼純粹，那麼靜謐。

這個地方，我們姐妹三人來了多次，小路通向一片自然保護林，森林的盡頭有一個殖民時代的墓地，是羅蘭崗唯一著名的文物，上了美國國家文物保護名冊的。

墓園的大門是一排鑄鐵的柵欄，後一半是石牆，石牆上爬滿常青藤，在雪裡露出陰鬱的墨綠色。柵欄頂是菱形的尖刺，已久不再鋒利。在柵欄正中間是一片加了鎖的鐵門。冬天下午四點準時上鎖，夏天晚上八點上鎖。

雪地上飄着一層薄霧，像一隻溫柔的手，邀請我們走進那片園子。殘存的一共十二座墓碑。風吹雨打，墓碑已久風蝕到薄片，上面字迹頹垣散漫，其中一個墓碑上只剩下「大笑」（Laugh）一詞。近旁的墓碑風蝕程度稍好，碑上刻的「基督堅兵勇往直前」幾個英文詞還可以辨認。最年輕的兩座，約翰．安博．柏金斯，1907年入葬，「美好的仗已經打過，當行的路已經走過。」再過去是一個叫珍妮．莫比烏斯的墓，1912年，（「曾經的陌生人，你收留我歸家。」）。墓碑上的人與我同名，讓我心裡很不自在，我一般繞道過去。

珍妮的墓後面，有一排石頭矮牆，把墓地隔成兩個部分。牆已經頹敗得不成樣子，大小不一的石頭散在地上，石縫間長出的野生橡樹、柏樹已經是高過人頂，樹上爬滿了野葡萄的藤，粗壯的藤如筋脈虯結的手臂，秋天的葡萄被風吹乾，還有不少留在枝上。我每次到這裡喜歡摘兩顆野葡萄吃。那滋味酸中微甜。可是有一天茱莉告訴我，墓地的葡萄叫馬斯坦葡萄，它是不能吃的，尤其石牆那裡的葡萄不能吃。

美國的野葡萄不都叫這個名字嗎？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我反問。我們家後院的野葡萄都可以吃，這裡的怎麼不能吃了？

別的野葡萄能吃，但墓地那裡的不能，石牆後面是葬女巫、強盜、罪犯的地方，那個地方不潔。

都過去兩百年啦，哪裡有甚麼潔不潔的！

墓地的東西都不潔！

那我們幹嘛到這裡來？

安靜啊！我們說甚麼都沒有人聽到。

安靜不假，比如現在，走到這裡就看不到我們家房子的深灰色屋頂上的白色塔樓。大路上掃雪車纏了防滑鏈的輪胎在雪地上轟鳴，傳到這裡已經和風聲、鴻蒙的迴響交織在一起。距離只有幾百米遠，但這裡感覺與世隔絕――夏天長草如茵，草間的麻雀，喜鵲和知更鳥啁啾，大黃蜂以及不知名的蟲子嚶嚶嗡嗡，現在一切都在雪中安靜如睡。最小的妹妹安妮用戴着粉紅色的滑雪手套劃過灌木，把上面粉末一樣的積雪連着下面的落葉，掃落下來，她回頭朝我望一眼，又望我一眼，妹妹心裡有事的時候就會這樣。

「安妮你要說甚麼？」我問。

「姐，你知道嗎？你知道為甚麼爸爸不回來嗎？他再也不會回來了！」安妮說完，緊張地看着我。

「你胡說八道甚麼！不許亂說！他不是隔幾個月回來一次？你是不是又偷聽爸媽吵架的電話了？然後自己添油加醋？像上次……」我不太相信。以前爸爸媽媽在電話裡吵架，被茱莉或者安妮聽到，誇張地跟我轉述，過一段時間一切又恢復平靜，然後，然後爸爸就回來了。

我走過去，用手推了安妮一下，哪想到她突然委屈得大哭，整個臉都皺了起來。

「這回不是我亂說！」安妮道，怒氣沖沖地狠跺了一下腳，跑開了。我轉向茱莉，她木着臉，垂眼，把玩着留在松柏樹上一隻空鳥巢。鳥巢形如一隻完美的碗，草木編織，上面的黏土，被那隻細心的鳥抹得光滑如瓷。「茱莉，你說啊！」茱莉不吭聲，我忍着，等她開口，一隻烏鴉突然從不遠處的白樺樹上飛起，從我們頭頂飛過，像一隻黑色的影子。烏鴉在天上一邊飛一邊哇哇地叫，像是笑聲。

「爸爸跟別的女人生了孩子，男孩，在北京。已經一歲大了。他不會回來了，他正式跟媽媽提出離婚。媽媽前幾天跟我們說的，你還沒回家。」茱莉說的時候還是低垂着眼簾，說完才抬起眼睛看着我，她的臉上流下一雙淚，她用手抹了一把，愣愣地看着我。那隻空鳥巢，從她手裡落下，落在雪地上，裂成兩半，飄出一根帶黑條紋的藍羽毛，那是一隻藍喜鵲的窩。

「媽媽為甚麼一直不對我說？」我尖聲質問她。茱莉說：「不是我聽到，是媽媽正式跟我們說的。姐，你昨天晚上才到家啊，她今晚就會跟你說。」我想起昨天晚上進門時媽媽躲閃的眼神，三更半夜不來車站接我。

「要是今天不停電，我們不走出來，你也不會說，也等到晚上？」我大怒，恨不得衝上前推她一把。寒冷的風吹來，我的眼淚隨着鼻涕一起流，我用羊皮手套抹着臉，衝到那隻破碎的鳥巢前，穿着皮靴的腳狠狠踩下去，用力太猛，腳下踩到暗冰，我整個人差點跌倒。

安妮跑過來，抱着我，頭埋在我的肩膀裡，放聲大哭。茱莉在一邊呆呆地看着我，雙目紅腫，用戴着手套的雙手托着自己的臉，好像這樣就可以止住那些流出來的眼淚。頭頂上飛過更多的烏鴉，在雪後透明的天空裡快活地叫着。過了一會兒，她想起甚麼，說：「爸爸說美國的房子，存款都歸我們，他不會虧待我們。」這些話是用中文說的。我們姐妹三個之間的對話，平時都用英文，張口就來。但每次說到父母，就會自動轉成中國話說。

「這算是甚麼破安慰！但有錢總比沒有錢強。」我用中文回答，這個成熟理性的聲音把自己都嚇了一跳。我說國語和說英文時聲音不一樣，完全是兩個人的聲音。

等我們平靜下來往家的方向走。茱莉和安妮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地上我們來的時候的腳印還清晰可見。風和雪都停了，路的盡頭可以看到我們家的房子頂上纏的聖誕燈亮起來，來電了，一切都恢復正常。恢復到兩個小時前我們隨意走出來的那個正常的世界。若推開家的前門，媽媽肯定在廚房裡忙着做飯，她不願跟我多談，一切都跟以前一樣……

能跟以前一樣嗎？過去爸爸偶爾回來一次，現在爸爸乾脆不回來了。想到這裡我覺得胸口很緊，眼前像有一團黑霧，隔開我和妹妹。我走得慢下來，兩個妹妹走在我前面七八米遠，她們穿笨重的防水靴子，厚厚的滑雪褲和羽絨服，背影看上去又短又肥，像七八歲的兒童，蹣跚地踩在積雪上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我們，像不像三個森林裡迷路的棄兒？其實我已經成年，茱莉和安妮再過半年就滿十八歲也即將成年。我端起手裡的相機，調好焦距，拍下她們的背影。然後折轉身，往森林裡走過去。我不要回家！這個念頭在我腦海裡像着火一樣閃動着……

最後擋在我面前的，是那個叫珍妮的墓碑。我脫下手套，用手指劃過冰涼的墓石，發現在墓碑裂開的縫隙裡，還長着一棵幾寸長的樹苗。葉子已經完全落了，光禿禿的褐色枝幹沖天而立，上面結着一粒粒紫色的芽苞。一隻極小的灰色的田鼠，從墓草下的縫隙裡鑽出來，尖嘴邊的鬍鬚軟軟地抖動了幾下。四目相對，我心裡閃過一念――如果我能夠，我要變成一個非我，變成任何另一種生命的存在――比方眼前這隻田鼠，回到以前的世界――那個世界一切完好，沒有突然的離別，沒有消失，沒有半夜時分空蕩蕩的月台，沒有陌生人站在路燈下盯着我看。

彷彿聽到我心裡的願望，田鼠吱吱地叫了兩聲，跳起來，鑽進墓旁金縷梅落光葉子的灌木下，在層層堆積的落葉裡，消失了。那幾秒鐘，像有一隻無形的手輕輕地把我心裡的混亂驚恐的念頭都打包藏好。

當天晚上，爸爸如期回來。跟以前一樣，他給我們每一個人都帶了禮物。吃完晚飯後，我們坐在客廳裡拆開那些禮物。燈光下我們穿着新毛衣，媽媽做完菜以後，上樓換了衣服化了妝，戴上閃亮的珠寶，笑盈盈地跟爸爸坐在一起。客廳裡亮起水晶吊燈，我拿出新手機給他們拍照，又給全家拍照。客廳的地上堆着撕開的包禮物的彩紙和包裝盒。我彈琴，兩個妹妹唱聖誕歌，然後換成媽媽彈琴，爸爸唱。他們唱的，都是幾十年前的老歌，《十五的月亮》、《妹妹你坐船頭》、《新鴛鴦蝴蝶》、《心太軟》……這些歌是爸爸年輕的時候唱卡拉OK時流行的，現在網上有免費的曲譜，每次家裡聚會或者請朋友來派對，這些老歌必唱。我記不清看到爸爸唱了，甚至記不清爸爸下樓來。

但爸爸只住了一個晚上，就要飛回上海去。媽媽讓我把他送到火車站。

我去開自己那輛跑車。自從我秋天去讀音樂學院，那輛車還沒有怎麼動過。早上原以為會下雪，但沒有下雪，起了濃霧。我把爸爸送到火車站，從那裡他坐火車去紐約，到了紐約以後打車去機場。「我不如把你送到機場吧？反正我也沒有甚麼事。」我開車出來，爸爸坐在旁邊。爸爸說不用了，他怕起霧以後路不好走，高速公路會擁堵。

車在濃霧裡開，開得很慢，路上幾乎沒有別的車。走了很久才到羅蘭崗的火車站。爸爸下車，從後備箱裡取了他的行李箱，站在車邊跟我告別。他緊緊地擁抱了我一下，白色的霧像雲彩一樣飄在我們身邊，車站裡看不到一個人。我也看不清他的臉。他走進霧裡，登上月台，我聽到通勤火車到達前的當當聲，地面輕微地震動着，然後車廂關門啟動前的三聲滴滴聲響起，火車引擎啟動。我被濃霧團團包圍住，甚麼也看不清，只聽到火車啟動加速，車輪撞擊在鋼筋鐵軌上，那聲音鏗鏘有力又漸行漸遠。一個巨獸走了，車站又恢復安靜。我坐回車裡，副座上落了一條大紅色男式革絨圍巾，那是爸爸留下來的。這條圍巾似乎是爸爸特意給我留的，我不記得剛才他戴這條圍巾了，他平時戴一條昂貴的駝色羊絨圍巾。我伸手把紅圍巾取過來，圍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回到家裡，媽媽在廚房裡忙着包餃子，為了趕去下午的社區華人教會聚會。媽媽把包好的餃子煮熟，起了油鍋稍微煎成金黃色，這樣餃子放進大食盒以後不會黏在一起。然後她上樓洗澡洗頭，換上出門穿的胸口帶水鑽亮片的羊絨衫，深藏青的毛呢西褲，同色的皮鞋，戴上兩個鑽戒，把裝滿餃子的大食盒放進一個乾淨的牛皮紙購物袋裡，開了家裡那輛500系的轎車，出門社交。兩個妹妹都按計劃去她們同年級的同學家派對。

她們離開，整個房子就剩下我一個人。房間裡的暖氣啟動，熱風從地板下衝出來，四處都響着細細嗦嗦的聲音，那些聲音裡有海鳥的叫聲，有烏鴉的叫聲，也有昨天晚上我們唱過的歌。其中一個聲音叫我離家，叫我趕快離開這裡。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從壁櫥裡拿出一個旅行袋開始往裡裝自己的換洗衣服，成盒的隱形眼鏡，手機充電器，錢包，……最重要的是要帶上藥，維克啶有整整一瓶，百憂解還有足夠。我現在還沒有到最壞的時候，盡量不吃這些藥。

離家的衝動，像緊急駕駛時的黃色信號燈，在我腦海裡不停地閃爍着，節奏越來越急促。在衛生間收拾洗漱用品，我本來沒有擰亮燈。我怕光，而且也不需要取太多的東西，但梳子落在水池鏡子之間的窄縫裡。我去用手勾，手臂蹭到牆上的電燈開關，忽然浴室裡燈光大亮，我在鏡子前，不得不對着鏡子看了一下。

鏡子裡倒沒有甚麼異狀，鏡子裡空空的，連我自己的影子都沒有。

我知道自己的瘋病又發作了！

若待在屋裡，即便不做自害的事，屋頂也要塌下來壓死我，不如出去走走。我伸手擰開藥瓶，把維克啶服下去，要出門的話，為安全計，還是先把藥吃掉。藥在嘴裡，舌頭和牙齒又忍不住撥弄了那兩片藥，然後開始咀嚼。這是我的壞習慣，每次吃藥無論多苦，都要嚼碎了才吞得下去。我就着浴室裡的自來水灌了兩口，藥粉沖下肚，嘴裡的餘味比剛才還苦。

藥性很快上來，我昏昏欲睡，我沒有力氣爬到牀上，和衣倒在牀前的地毯上……我的眼前，跳着一隻田鼠，珠子一樣的小黑眼睛打量着我，嘰嘰叫兩聲，然後消失在樹林下的堆積的枯樹葉裡……林間的路上遠遠走來一個人，肩上還騎着一個小姑娘，為了維持身體平衡，小姑娘的一雙小手像攥馬韁那樣抓住底下那個人的頭髮。那一高一低疊在眼前的一對人從我眼前沉默地走過去……「媽媽會在大門外等你，她出去買花，找不到停車位，我先下車來跟你說。」說話的人是茱莉，只有五六歲大，穿得非常整齊，毛衣、白襯衫、花尼格子裙、白襪黑皮鞋，我在卡內基音樂廳的第一次演出……大師課，厚厚的樂譜打開了，列文教授蒼老的手，從鋼琴鍵上，撫摸到我的手上，手腕上，手臂上，頭髮上，他的呼吸聲越來越近，湊近我的臉……

撒進風裡的碎片，這些記憶瞬間散開。我呼吸得平穩些了，舒服地翻了一個身，眼前閃動的光和彩色都慢慢淡去，房間終於安靜了，那些戚戚查查的聲音變成暖氣口推出熱風單調的風聲……

我把車開到羅蘭崗上95號公路的入口，猶豫了幾秒鐘，不知道往哪裡去，最後決定朝北走，上了95N的輔道。

95號國道，出了紐黑文城外的大橋以後，路上的車明顯少多了。三排道變成了兩車道，有時公路在海邊，我一馬平川地開着，在接近馬薩諸塞州時下車加了油，在加油站便利店買了一個三明治，一杯茶，胡亂地站在櫃檯邊吃下去，吃完給媽媽和妹妹都發了短信，跟她們說我到北面的州去看朋友，過幾天再回來。

從康涅狄格州南部一路到馬薩諸塞，路上的風景幾乎完全一樣，鄉下，收穫以後空蕩蕩的玉米地和落葉後的蘋果樹後面偶爾是亮着聖誕燈的農舍，白色的帶尖頂鐘樓的新教教堂。更多的時候，路邊是水泥和木板搭建的兩層高的汽車旅館。高級一點的麗都假日，四方形的樓，旁邊是加油站，或者沃爾瑪超市。

過了馬薩諸塞，過了一條狹長的過海大橋，就是新罕布什爾州。氣溫明顯地冷了下來，風吹到汽車的玻璃上，發出壁爐裡的火燄呼呼的聲音，又像是大風天裡樹枝在窗外搖動。風聲從緊閉的窗戶裡透進來。看不到海，但是在路的一側是一望無際的黑暗，看GPS上的地圖，路的右邊是一望無際的藍色，那就是大西洋。

我本來準備一口氣開到緬因州的波特蘭，但實在太累了，而且天黑得早，到晚上七點已經漆黑一片。晚上八點開過緬因州的南邊地界，大風後天空出奇地晴朗，月亮升起來。一個是淡白色的月亮，下弦月，一個是微微發綠色的圓月，兩個月亮！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假的！維克啶的藥性又上來了。我應該自覺地下高速公路，找一家旅店休息。

冬季是緬因州的淡季，大部分汽車旅店和飯館都關門打烊，有的窗戶和前門口為了防止風暴，釘了保護用的木板。我在路上開了很久都沒有看到一輛汽車或者開門的店舖，正準備掉頭回95，忽然看到右手邊一個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汽車旅館的招牌，招牌是長方形，四周鑲着的螢光燈。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被海鳥的叫聲吵醒。睜開眼，看到前面牆上一呎見方奇小無比的窗戶，晨光從那裡透進來。這房間就像船艙裡一樣，小窗是唯一的窗戶。房間另有一扇門，門外是一個木板搭建的露台，露台放着一對疊在一起的白色塑膠沙灘椅。從露台下來可以直接走上不遠處的海。我在這裡的頭一夜，海濤聲一直沒有停過，原來都是來自於那不遠的海灘。這家汽車旅館是小鎮上唯一開業的，其他的店都關門打烊，得等到第二年夏天才開業。我在汽車旅館一樓的小客廳吃早飯，旅館的員工從暖壺裡給我斟上咖啡，然後跟我解釋――除了早飯，旅館不供應餐飲，要吃飯得繼續沿着緬街往前開，再走十英里，那裡有家飯館。

除了去那家指定的店吃飯，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汽車旅館裡度過，坐在露台的塑膠椅子上對着不遠處灰色的海發呆。小飯館的飯食油膩粗糙――周打起司蛤蜊湯，甜得發呴的鬆餅和炸圈，軟綿綿的生菜沙拉，咖啡一股焦黑的酸味道。酒吧裡可以看到長住在村裡的漁民，坐在吧檯前一杯百威啤酒就可以消磨半天，他們面無表情地看着酒吧電視上的足球賽。我坐下，跟服務員點菜，他們都側耳傾聽，但並不過來搭訕。他們蓄着大鬍子的臉上，像沉默的石獸一樣沒有表情。過了一會兒，他們就不再注意我的存在。這些漁民之間沒有羅蘭崗或者紐約酒吧裡的交頭接耳，他們把我當空氣。

藥物的作用，周圍木然陌生的沉默，讓我腦子清醒了。我坐在飯館油膩的火車座上，回憶起過去兩天發生的事――甚麼是真的，甚麼是假的？爸爸到底回來了嗎？我撥響茱莉的電話，跟她說我的位置，我出門散散心，讓她轉告媽媽。

「你不回來嗎？我們後天想出門，往南方走走，你要不要開車回來跟我們一起去？」茱莉說，聽到我的聲音，很明顯鬆了一口氣。

「我現在不想。」

「你願意跟媽媽說話嗎？她就站在我旁邊。」

「可以的。」

電話那頭是一陣沉默，茱莉按了電話的消音鍵，這樣我聽不到她和媽媽的對話。過了幾分鐘，傳來媽媽的聲音，她一開口就哭，忽然讓我非常厭煩又可憐。說了幾句平安的話以後，忽然冒出一句：「錢其實是夠的，夠你們上大學，不行就把羅蘭崗的房子賣掉我們搬出去租公寓！」這幾句，是無比清晰地講出來。

放下電話，我鬆了一口氣，心又沉了一沉，一切都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服藥，吃早飯，然後從汽車旅館出發，繼續往北開。加油站便利店員工跟我說，從這裡一直往上開，就是加拿大。就這樣我一個人開着車，累了就吃高速邊的速食店，晚上七點以後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按照路上的指示牌，找一家汽車旅館，睡一覺以後第二天一早再出發。

風景變得越來越荒涼，海水近於黑色，映現出灰色的天空。海邊的海灘上，礁石是巨人一樣，每一塊都是兩米見方。唯一的顏色是礁石之間樹着的燈塔，燈塔上漆成紅白色的條紋，頂上的明燈，在短暫的白晝中也開着燈。帶動燈轉的馬達發出嗡嗡的機械聲。海浪拍打岸上的石頭，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在黑色的礁石上砸成粉碎的白沫。

北方化為烏有――多年來的瞞與騙，在我駕駛的一路，漸漸遠離眼前的長路。北方像一個沉默嚴厲的神獸，讓我走進它的腹地，松針上的積雪，穿過萬頃針葉林的風，最後把我帶到無名的小島上。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海灘上積着冰雪，我直接把車停在路邊。寒冷不允許我從車裡出來，只能坐在車裡，眺望不遠處的海，眼淚淌下來，哭得痛痛快快。

我癡迷地看着這一切，這裡不是羅蘭崗的遊艇俱樂部，不再是佛羅里達度假村游泳池裡加熱過的溫水，這裡天老地荒。在我之前，在我之後，這些無情的風景都存在着。我不再想到羅蘭崗。我再也不想回去！既然爸爸可以拋棄我們，去過他想過的生活，我也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個星期以後，我來到緬因州的最東面。路上的一個地理標誌說這裡是美國國土的最東端，前面就是與加拿大相鄰的芬迪灣。路牌上指出附近有一個峭壁，一個州立公園。那一天又在下雪，我把車停在州立公園空無一人的停車場上。州立公園基本是半關閉狀態，上山的小徑只有一條是開着，其餘幾條都打上醒目的「道路關閉」的標誌。

滿山的松林裡吹過的風聲，那聲音像低沉的貓科動物的吼叫。風裡的雪花打着旋，我把遮臉的圍巾摘下來，撲面而來的是山上松針的香氣，那麼凜冽，那些沁人肺腑。我決定等第二天再來這裡。

第二天雪果然停了，陽光照在雪上，折射出非人的亮光。我等到十點以後，氣溫稍微暖和了，才開車出門前往那個峭壁。白茫茫的一片中，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上通向山頂的路。到達山頂時，天已經陰沉下來。山頂是一個峭壁，直落下去幾十米，下面是怒波翻騰的海面。那就是芬迪灣，灣的對面是加拿大，鬱鬱蔥蔥的森林，看不出人煙的迹象。天幕低垂，厚重的雲裡滿載着雪，壓在海上。灣和陸地接壤的地方是一圈白色的冰，黑綠色的海水一次次沖刷着冰層，發出單調的聲音。那種無知無覺的永恆的動感安慰着我，我挑了一塊乾燥一點的岩石坐下來。最後我摘下了那條紅圍巾，激烈的風立刻要把它吹走，只要我稍稍鬆一下手指，圍巾就會凌空飛起來，飛落到下面的海上。我心裡不忍，又把圍巾繫到脖子上。

我穿了厚羽絨服，加了棉的滑雪褲，過了一會兒，還是冷得瑟瑟發抖。我掏出手機，給媽媽打電話，跟她說我不想讀音樂學院了，我要停一年學，出門打工。媽媽的電話沒有人接，我留了言，然後把手機放回衣服裡。好像聽到了我的決定，天幕上的雲裂出一道縫隙，露出後面蔚藍的天，雲後的陽光照下來，一道一道靜止的光柱，在昏沉暗淡的海與天之間。

寒冷中不得不離開，我起身，把圍巾取下來，手一鬆，圍巾就像一隻微小的蝴蝶，在劇烈的風中呼啦啦飛了出去。它沒有往海那邊飛，好像留戀我，它飛到近旁的針葉林裡，落在離我十幾米遠的山頂的樹上，樹頂的白雪中。

遠遠看過去，那條圍巾只是一個紅點。我把領口的紐扣繫緊，把雪靴上的帶子在小腿上紥牢，開始往山下走。等我到達山腳下的停車場，已經落日，天空以西接近森林的地方是一片燦爛的金色，逆光下森林一片漆黑，一個淡白色的月亮從東邊升起，這次只有一個月亮。

我的手機響了，我脫下手套掏出手機，是媽媽來電話：「珍妮，你現在哪裡？你能盡快回家嗎？」

後記

羅蘭崗02級高中畢業生十五年週年聚會，定在獨立節長週末。那段時間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整個美東，沿着大西洋的海岸線，從佛羅里達開始往北，南卡北卡佛吉尼亞，D.C.馬里蘭、費城、紐約，往北到馬薩諸塞以及最北方的緬因州遍地火爐，日日都超過華氏九十五度的高溫。我們驅車從羅蘭崗往西，到達屬於阿巴拉契亞山系北郡的水晶湖，一路上山裡的空氣比以往我們來的時候都熱。針葉林散發出強烈的香味，野地裡成片的鼠尾草被驕陽曬了多日，露出下面赭紅色的岩土。

水晶湖是我們來過多次的地方。小學時童子軍露營拉練，上中學以後學校搞野外生物課，畢業日的長派對，都是在這個地方。這裡一年四季，每一個季節的風景，對我都像我的那些高中時代的狐朋狗友一樣熟悉。下了高速公路以後路怎麼走，根本不需要GPS指路。

高中返校聚會以前是在10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固定的日子回母校，這次例外。借長週末我們分別租了水晶湖附近的木屋，大家可以拖兒帶女帶上一家人前來聚會。萊恩在醫學院已經畢業，開始第一年的住院醫師，他已經結婚了，妻子就是同醫院的麻醉醫師。艾萊克斯從他工作的上海特意趕回來。凱文在紐約做髮型設計師，一直曖昧地單身。我已經有一個四歲的女兒，那時妻子出差，我正好找藉口把孩子託付到長島的岳父母家裡，趁這個時間出來逍遙一下。我們從黃昏時開始架起篝火，開始喝酒，高緯度地區天黑得很晚，夜幕四合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四下響起的蟲鳴和天上的繁星一樣密集。

每一次聚會的話題，遠兜遠轉都會轉到珍妮身上，儘管她從來沒有來參加過任何一次高中同學聚會。她是我們年級的天才鋼琴家，也是十一年級那年唯一試圖自殺的一個。關於她的記憶，經過這麼多年講述，每一個細節都歷歷在目……

萊恩找過她嗎？當然找過，不止一次。

萊恩沒有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考到緬因州的著名的文理學院，但這並不影響他學醫。進大學後的第一個寒假，他本來計劃去紐約找珍妮。但那個學期的最後一門普通化學的期末考試被安排在聖誕節前一天。等到他回到羅蘭崗，去趙宅的時候，已經接近新年。珍妮家大門緊閉，電話手機都打不通。萊恩開始還不相信珍妮家裡沒人，繞到房子的後院，從廚房通向後院的門往裡看。那扇門是嵌長玻璃的法式雙推門，平時趙太太出門都不會忘記拉上窗簾。這一天卻恰好忘記拉上窗簾。萊恩把臉貼在門玻璃上，廚房和客廳裡的一切一覽無遺。

你看到甚麼了嗎？

萊恩搖搖頭，說好像屋子裡甚麼都沒有！

家具都沒有？

萊恩還是搖頭，餐桌、沙發都在，但給他的感覺就是一棄屋，很久都沒有人住了。

怎麼會呢？你會不會記錯了吧？珍妮讀大學的第一年，還有兩個妹妹，在羅蘭崗高中讀十一年級呢。聖誕節加上新年，一共才十天啊！即使是她們一家出門，也不至於幾天之間院子裡長滿荒草啊。

萊恩搖頭，想想又搖頭，說，他把車開上趙家的車道，車道上全是秋天結的青苔，車道上鋪的地磚長滿了荒草，草長過膝。

之後呢？

「之後我去英國作交換學生，讀了一年，回來以後她們家已經搬走了！」萊恩說着眼睛裡閃着淚光。他說我真的再也沒有見過珍妮了，但是……說着他掏出手機，打開視頻，遞給我們。那是CNN敘利亞內戰的系列的新聞報道，視頻只有四十多秒。在CNN戰地記者介紹了幾句姆索爾情況後，鏡頭轉向一個美國人，是住在當地的自由撰稿人。

那是在希臘位於東地中海的某一處小島的沙灘上，臉朝下倒臥着兩具青少年。其中一個是女孩兒，花布頭巾已經從頭髮上脫落到脖子上。海浪輕輕拍動着他們的遺體，好像也在默哀。畫面轉向那個海邊拍攝的人，那是一個年輕的亞裔女子，海邊的風吹動她的衣服，飄飄的，她逆光站在那裡，對着鏡頭說：「這就是今天我們在希臘拉馬拉海灘發現的難民遺體，其中一個是女孩，年齡估計十一二歲左右。這是敘利亞內戰給普通人帶來的悲劇……」

逆光裡，演播人的面目不清楚，唯一清晰的是她的聲音，甜蜜的，微微嬌憨的清脆的女聲，這絕對是珍妮的聲音！聽到這個聲音，在篝火前的每一個男生幾乎震動了一下！這聲音太熟悉！

好不容易鏡頭轉向那個戰地記者，只見那個用珍妮的嬌音說話的人戴着花布頭巾包住了整個頭髮，沿着臉蛋的邊緣框出一個輪廓，輪廓中是一張素面，好像成心讓我們猜謎。我們把畫面定格，看了半天，三分之二圍觀者說是珍妮，三分之一說看不清，或者說像中年後的台灣電影明星。

油管上的視頻給我的印象太深，以至於那次聚會後我夢到自己跑到希臘的海邊。在夢裡，海邊的沙灘空空蕩蕩，既沒有戴包頭巾的中年珍妮也沒有沙灘上溺水的難民遺體，唯一可以看出希臘特色是那比羅蘭崗的北大西洋湛藍得多的海水，以及遠景的山上明信片一樣的白房子。珍妮缺席高中聚會，但並不影響她存在。即使是在夢裡，跟她有關的記憶之波（如果你懂這種東西的話），像隱形的火燄，讓夢裡的畫面變形。這也是我們回到羅蘭崗的感覺。每一次經過她家所在的那條街，我都被那記憶波擊中，那隱形的火燄從易主的房子裡蔓延出來。

我們圍着篝火坐着，傳看着萊恩的手機，高中時代的記憶最後縮影成這個逆光站着的戴頭巾的女人。篝火慢慢熄滅，夏天的夜風從水晶湖上吹過來，帶着濕漉漉的夜氣，吹到身上有點冷了，我們盯着越來越小的火苗發呆，熱力從暗紅色餘燼源源不斷地散出來，暖着我們赤裸的小腿。凱文往火裡加了一塊木頭，木頭上乾燥的樹皮立刻在火裡噼哩啪啦點着了，已經是餘燼的篝火突然竄了一尺高，每一個人本能地往後縮了一下。萊恩站起來，面對大家，眼睛裡閃着光彩，臉上映照着跳動的火苗，那樣子又像回到高中舞會。他一字一頓地說：「我昨天寫信給CNN中東總部，請他們給我珍妮的郵箱，我在等待他們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