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荒田 ： 他的名字叫「生活」

1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在珠江三角洲末端的小鎮度過童年。「生活」是我的總角之交，他姓黃，原籍是丫髻山腳下，離小鎮十里的灌田鄉。灌田鄉的口音堪稱一絕，粗硬無比，土話中以舌頭壓上顎發聲的字，一概往後移，從喉嚨「咳」出來。但生活是在水步鎮長大的，一說話就和在山腳土生土長，二十多歲才來鎮裡開「萬隆」貨棧的父親黃躉區別開來。從抗戰勝利後到解放初期，水步鎮商業繁盛，百業興旺，本地商界有一個習慣，把商號和名字連起來，生活的老爸被稱為「萬隆躉」。媽媽，生活和兩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統稱為「萬隆躉家的」。

生活生於1947年，比我大一歲。但我六歲上小學，他八歲才上，我反而成了「學長」。一來家境一般，父母忙於養家活口，不能在兒女教育上花很多心思（ 我家亦然，家長從來不關心兒女的學業和操行，你揹起書包上學去，他們的責任就完成了）；二來，生活不是讀書的料，成績僅僅合格。他上學連像樣的衣服也沒有，夏天牛頭褲加背心，赤腳上有永遠洗不乾淨的泥巴，讓誰看到，都斷定他是和教室無緣的野孩子。他一輩子填履歷表，文化程度都是「小學」，這是奇恥大辱，但確實如此。他畢業的1962年，大躍進時代各公社匆忙上馬的農中、僑中被砍，只留下為數不多的正規中學，水步鎮只一所初中，他有自知之明，連考場也沒進去。他的優勢是吃「國家糧」，為了養活一家子而疲於奔命的父母巴不得生活早早獨立。

生活的弱項是讀書，其他門道卻精得很，尤其是捉魚。我就是因為崇拜他這一功夫而結交的。他和我住處距離不遠，但上的小學不同。我早就認識他，為了他「捉魚專家」的赫赫聲名。我在街上見到，他腰間總繫着一個魚簍，渾身上下是泥巴。有時我陪祖母上菜市，也見到小不點的生活，在魚檔的間隙，擺出一個小盆，盆裡游着鰍魚和黃鱔，他機警地和大人討價還價，仰起沾着污垢的小臉，不聽話的鼻涕流在人中，使勁吸回，剩下的就用手背揩一下。我知道，他把換來的錢放進媽媽手裡時，換來的笑容是怎樣的溫柔。

有一次，他從小鎮外回來，經過我家對面的騎樓下，喜笑顏開。我知道他一定斬獲甚豐，出於真誠的敬仰，快步走過去打招呼，問：「捉到甚麼，撿了金子似的？」他把沉甸甸的魚簍打開，滿登登的是鯽魚，身個不大，但魚鱗亮燦燦，鰭嫩紅，比得上盛開的桃花瓣。我羨妒地叫了一聲。「春水下來了，鯽魚最多。」「哪裡捉的？」「他眨眨眼，神秘地看着我熱切的表情。「要不一起去，我剛剛弄到一隻戽斗，新的。」這是實情，我母親的祖母從潭江畔來，扛來這一隻我渴望已久的捉魚利器。我們稱為「白白」的老人家說是在田垌撿的。我想，哪有這麼便宜？不是買的就是順手牽羊。生活動心了，說：「好，明天放了學，我們去。」

第二天，我扛着自以為誰看到都眼紅的新戽斗，和生活走到田垌邊沿的小塘子。看着白汪汪的水，不能不佩服搭檔的門檻精。他算定一個人無法排乾塘子的水，所以拉上我。先挖泥坯築壩，再一起戽水。生活用的是小鐵桶，我拿戽斗。戽斗的優越性馬上給比出來，腰不必彎下，每一次盛的水也多。水乾下去，鯽魚的紅鰭狼奔豕突，教人心花怒放。但這一回合作，收穫並不可觀，每人只得到七八條鯽魚和幾條泥鰍。我算是領教了生活的手藝，他不用等到把水排到露出泥土，水還有兩三吋深時用雙手摸，連鑽進污泥深處的黃鱔和泥鰍都不會遺漏。我的唯一長處是賣力，戽水一氣呵成。

和生活合夥捉魚，直到上了初中才停下，但週末和暑假，兩人偶爾重溫捉魚之樂。慣常去的幾個地點，安上只有彼此明白的名稱，比如婦產科醫生林潔慧的診所，後門所對的小溪中段，那個大熱天最多魚兒聚集的小潭，叫作「潔慧浜」，牙醫湯治群家菜園旁邊的水渠，叫「治群水」，通往長塘鄉的牛車路旁的塘子，叫「長塘潭」。行動前，只消說出暗語，在約定的時間，兩人便同時出現在水邊，都是赤膊，只穿短褲。

2

1960年，我十二歲，考進縣城中學，當寄宿生。生活在1961年從小學畢業，沒到工作的年齡，便專心捉魚。十六歲那年，他被招進屬縣第二輕工系統的農具廠當學徒。三年過去，十九歲那年成為鉗工二級，工資三十八點五元。比起我們這些窮學生，他是大富翁。他為人豪爽，和我一起上茶樓，吃夜宵，都搶着做東，並且多次聲明，單誰也不能搶。

從「鼻涕蟲」變為「後生仔」的生活，應一句老話：「士別三天，便當刮目相看。」青春期的生活，個子往上拔，達到一百七十三公分，臉拉長，鼻子變高，配上兩道劍眉，一個頗為俊朗的男子漢。

從捉魚的夥伴進到「沙煲兄弟」，即「死黨」（從林彪出逃的1971年以後，「死黨」一詞開始流行，借用來給男子之間「兩肋插刀」式友情命名），起於1966年。成為外貌具相當吸引力的二級工以後，生活突然對「小學程度」產生深刻的厭惡。和我的友情升溫，正是這種心態促成的。他進我家，注意我讀甚麼書，說話時用上甚麼他不懂的詞語。可算天作之合，我的課外書全是文學，而不是他壓根兒不沾邊的數理化。一個星期天，我從九公里外的學校回到家，這個小時候和書本無緣的傢伙，穿上新買的雪白「的確良」裇衫，黑亮的頭髮抹上少許髮乳，來我家小坐。我開玩笑：「是不是談戀愛了？」他有點臉紅，說：「讀書這麼少，誰看得上？」「不對，你吃的是國家糧，一個月拿幾十元薪水，堂堂正正的工人階級，女孩子排着隊來！」他沒立刻回答。我納悶地回過頭，原來他正對着牆壁上的穿衣鏡，用手撥弄耷拉的頭髮。我想起《詩經》裡的名句：「有女懷春，起士誘之。」（剛才從郭沫若早期短篇小說〈起士〉讀到的），噗哧一聲笑了。笑聲驚醒生活，他馬上說：「娶農村的容易，但憑這個學歷，城裡的女孩子會有想法，她們哪一個沒上過中學？」

於是，依然年輕的生活和我商量怎樣擺脫「小學學歷」。我羅列了各種可能。升學，他年齡太大，報名考高中是笑話；城鎮人口可報考中專，但放棄已滿師的工作太不合算。他甚至妄想，和鎮裡三個青年一起，參加高考。我說那三位，學歷都是高中，你憑甚麼？他低頭不語。我安慰他，自學嘛！打好了基礎，就報考函授大學。他精神一振，問我該怎麼辦？我說先自學中學課程，並列舉名人自學成才的例子，比如高爾基，我動情地講了高爾基名著《我的大學》裡的故事。生活聽出了神。臨走前，他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說：「真羨慕你，快考大學了。」

那是1966年春天，我為準備7月舉行的高考，週末留在學校居多，一個月後回家拿膳費，一進家門，祖母就告訴我：「阿生來了幾次，問你回來沒有。」晚飯後，我去找生活。生活在家裡擺弄礦石收音機，故作矜持，沒有說多麼急切地要和我見面。談了一會，進入正題，他搔搔頭，嚴肅地說：「想好了，現在開始自學，三年把中學課程學完，報名上函授大學。」他向我借書，我說你來我家選好了。

我沒錢買書，幸虧在省城一個區當文化館長的叔父，為了報讀大學中文系的函授課，買了很多二手參考書。生活在我家一本本翻，《魯迅舊體詩箋註》、《茅盾的創作道路》、《宋詞小劄》、《馬雅可夫斯基詩選》，他嘟囔「不懂」，放下了。「我怕連字都認不全呢！」他喪氣地說。我指了指掉了一扇門的五斗櫥下方，說：「那裡還藏着一些，解放前父親或叔父買來消閒的。」他貓下身子去翻，選到一本，喜滋滋地讓我看，俗艷的封面上，西裝男和旗袍美人依偎在欄杆前，背後有飛簷，是碧侶著的言情小說《海角紅樓》，我三年級時讀過。「怎麼樣，這本？」我狡猾地眨眨眼，說：「寫三角戀愛的，你想學幾招？」他不回答，塞進褲袋裡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差點追上去搶回來，因為突然想起，這是宣傳「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大毒草，單是封面就夠挨批判。第二天越想越怕，到生活家交涉，痛陳利害，他嬉皮笑臉地說，我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誰敢懷疑我？但最後答應嚴格保密，只在臥室看，不看時鎖進抽屜。「你必須提防阿光！」我警告他。生活的弟弟生光，在「萬隆躉家」是被媽媽寵壞的小霸王，調皮之極，連媽都敢搧嘴巴。我怕他溜進三哥的臥室，把「黃書」偷出來，拿到學校去。

下一次，我從學校回家。生活二話沒說，進我家徑直上樓，翻五斗櫥底層，他找到五六本「鬼才倫文敘」的繡像小說，都是解放前出版的，甚麼《倫文敘上京》、《廣東才子會梁儲》、《倫文敘三戲柳先開》，我上小學前讀過。他瞪大眼睛，說：「嘖嘖！今晚不睡了！」我只有搖頭的份，讀這些破書怎麼能應付函授學校的入學試呢？再想，他就這個程度，怎能強迫？我試着提醒他，「讀閒書」和「補習」不是一回事，他要讀教科書，學語法，練習作文。他困惑地說，別的讀不進去，怎麼辦？

3

文革開始，我們這一屆參加高考的機會被剝奪，留在學校，先受縣委會派出的工作組管治，學生中劃左中右，寫揭發校長老師「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大字報。工作隊撤走後，來了從野戰軍派來的小軍官，開展軍訓。接下來，是派鬥。1967年夏天，縣城分為紅旗派和東風派，這是潮流，廣東各地都如此，從省城模仿的。紅旗派被對方稱為「旗派」，東風派的蔑稱是「總派」。

我在紅旗派內成了小有名氣的寫手，專寫和「總派」對罵的大字報。一天晚間，我在「紅核彈」總部寫《「紅聯總」「好得很」論可以休矣》，生活推門進來。我驚奇地站起，問他是怎麼找到的。「嘻嘻，在傳達室前提起你的名字，就有人指路。」我得意地笑笑。他身上的不是光鮮的休閒裝，而是沾着油污的工作服。可見是一下班就趕來的。我沒問，他就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帶油漬的紙，「替我改改。」我打開一看，是《「雄鷹戰鬥隊」成立宣言》。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他們廠裡的「捍衛毛澤東主義」司令部是先前的文革委員會操縱的老保，他和三位青工不買他們的賬，殺出來了。明天就在廠裡頭貼出《宣言》，召開成立大會。「有多少人？」我問。他遲疑一下，最後說了實話，「目前是四個，阿良，阿均，阿茂和我，你都認識。」他們都是水步鎮出生、長大的，和生活同時進廠當學徒。我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細看了草稿，是生活的筆迹，他們四個之中，生活是當仁不讓的秀才。《宣言》大部分內容是語錄和小報抄來的，也不連貫。我馬上替他重寫一遍。他道謝不迭，連夜趕回。幾個月過去，小鎮風平浪靜，它不同於縣城，派鬥成不了氣候，生活的「戰鬥隊」從頭到尾只貼了幾張轉抄的大字報。廠裡連批鬥走資派也搞不起來。也幸虧這樣。生活他們幾個小青年沒受多少洋罪。放在縣城，當旗派的工人，到了秋後算賬階段，許多挨整，頭頭進了看守所。

文革的折騰，使得生活的函授夢破碎了，幸虧他好歹讀了一些雜書，論學問，不比普通中學生差。問題是他形成了頑固的自卑感，終其一生，「小學程度」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4

我從二十歲起回到老家當知青。在鄉村，靠賺工分養活自己，是和自拔頭髮升天一樣的夢。和我相比，二級工生活是朋友中較優越的一個。生活實在夠哥們，他常常騎兩公里的單車來看我，拉我去小鎮吃宵夜。錢是絕對不讓我出的。

有一次，我用政府發放的知青補助款買了一部「紅棉」牌自行車，騎着進墟找他。他看了車子，說：「輻線太小，城裡人騎着兜風可以，你卻不行。」我問為甚麼。他說：「你不是要上山打柴嗎？山路難走，顛上幾個來回，輪子就不圓了。這樣好了，我包換，不要你花錢。」他找一個休息日，把我的車子推進工棚，和當年與他一起造反的阿良一起，把兩個鋼圈卸下，拆下12號輻線，開鑽機，把固定輻線的小洞一個個鑽大，換上較粗的9號輻線，單車頓時提升到單車搬運站的專業車相同等級。我要把材料和工錢還給他，他和阿良憨厚地笑笑，說，別開玩笑了！

悠悠四十多載，我對鄉村夜晚的記憶，飢餓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蚊子和蒼蠅。蚊子響聲如雷，數十萬隻蒼蠅爬在廚房的灰色天花板上，漆黑一片，沒有一點縫隙。生活的到訪差不多是唯一的福音。他不時帶上麵包和汽水進門，我的回報是借書給他。我的藏書都是從廣州叔父那裡搬回來的，他下放五七幹校，沒讀書的心情了。生活看的書起了微妙的變化，從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小城春秋》、《子夜》，變為《普希金抒情詩選》、《岡察洛夫詩選》。我審問他：「別裝蒜，到底看懂不？」他嘻嘻地笑着，老實話，不大懂，可是，我要學寫詩呢！「有嗎？給我看看。」我逼他，他堅決不肯，臨走才說實話，寫是寫了，知道見不得人，只能騙騙女孩子。

「你戀愛了？」我捶了一下他的胳膊。他說，沒有，真的。我是這樣想的，要找就找個知書識墨的，到那時，用詩歌交流，多浪漫！

有一次我去他家，趁他下樓拿開水，我翻了翻他擱在桌子上的筆記簿，果然有一些分行的東西，是從文革前的歌曲集抄的歌詞，甚麼《花兒為甚麼這樣紅》、《敖包相會》、《九九艷陽天》。

5

1969年，生活終於談上戀愛了。女子叫阿秀，是離水步鎮五公里的獨樹大隊人。小巧秀氣，性情溫順的阿秀和生活同是二十二歲。那年紀，對鄉村女孩子而言，已貼近「老姑娘」的臨界線。他和她是怎樣好上的，已戀愛了多久，生活嚴格保密，我懶得刨根問底，看他們在一起，親熱地讀同一雜誌，就知道不管是媒婆介紹，還是親友拉線，都是情投意合的一對。「她喜歡讀我的詩。」這是生活最驕傲的事。但是，無論我如何硬迫軟磨，他都不給我看哪怕一行。「醜死人！你是內行，一看準批個大鴨蛋。」

那是甚麼時代？唯一的廣播系統每天播送兩報一刊社論和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加上公社電影隊的巡迴放映，要麼阿爾巴尼亞的片子，要麼《列寧在1918》，要麼樣板戲，然而小學畢業生生活以「詩」把戀愛談得熱火朝天！

看得出來，阿秀對生活十分滿意，走動越來越勤。不久，在阿秀的家長的催促下，兩人訂婚。從此未婚妻以「主人」自認，一進生活的家門，就把他一家的髒衣服收集起來，洗乾淨，晾曬在舖子對面的墟場邊。生活的媽媽看着未來的媳婦，神情不陰不陽的，有時漏出一句：「好是好，可惜是吃穀的。」（農村人口叫「吃穀」，與城市人口「吃米」相對）。三個月後，生活要去阿秀家，邀我同行。碰巧是農閒，我不上山打柴就無事可幹，我和生活騎上自行車，買了禮物去阿秀家。阿秀和我們打個照面就不見了。不一會，阿秀帶一個女孩子進家，女孩子勇敢地盯着我，幾分鐘後，作一個高深莫測的微笑，消失了。回來路上，生活鬼鬼祟祟地露底牌：他把我帶去，給阿秀最好的朋友「相相親」。我生氣地說，我連自己也養不活，怎麼有資格娶老婆？生活嘻嘻笑說：「誰要你馬上娶人家？給她寫詩好了。」「你和阿秀好，就是為了寫詩？」他得意地笑，不回答。

五天後，水步逢墟期，一個中年村婦上門，找我的祖母，說她的女兒已和我「相過親」，很合意，問我家的意思。我祖母半開玩笑半正經地推掉，理由和我一樣：養不活自己。我罵生活多事。生活說：「阿秀說，她要她最好的朋友嫁給我最好的朋友。」

生活和阿秀，按照慣例，在訂婚的同一年，婚事是必須辦的。阿秀快二十三了，不能等。生活卻拖着。我問他，他說他早就想，可是母親變卦。我問為甚麼。「母親看到我廠裡的夥伴都娶了吃國家糧的，就我娶個鄉下的，將來孩子入不了城鎮戶口，勸我解除婚約。」「你作詩，一定山盟海誓好多遍了吧？這麼兒戲！」「哎喲，詩歸詩……好在，我的詩沒傳出去，笑死人……」生活在母親的主持下，一味拖延，最後，阿秀下了最後通牒。生活不敢和阿秀見面，母親在門外攔住阿秀，說，這頭親事不能辦了。阿秀問為甚麼，她說她去找盲公排了兩個人的時辰八字，盲公說你和阿生相克相沖。阿秀氣紅了臉，罵道：「下聘禮那一回，你不說過為我和阿生排過嗎？說八字般配。做神是你，做鬼也是你。」「那一回你說錯時辰，你看，你們訂婚以後，你爸好端端地，在工廠給切了兩根手指。」生活的母親反駁。阿秀氣哼哼地走了。事後我打聽出來，生活母親的反悔，純然出於經濟的考慮，她開始時同意兒子和農村姑娘阿秀成親，是看阿秀有「香港路」份上，阿秀的爸爸在九龍的鐵工廠當工人，每月匯錢回家，日子滋潤。但最近生活的母親得悉，阿秀的父親因工傷導致永久性傷殘，不能再賺錢，阿秀失去唯一的優勢。

生活和阿秀分手後那幾個月，很是沮喪，來我的村莊更勤，待在我的房間，很晚才離開，他一直不抽煙，說煙嗆人，受不了，現在居然抽最兇猛的「大碌竹」（水煙）。他努力找阿秀的缺點，一如從前激賞阿秀對他這位「詩人」的崇拜。終於，生活確定了不娶阿秀，最過硬的理由還是：她是農村人口。想通以後，生活為對象制定了基準線：必須是教師，公辦最好。

機遇終於到來。1972年春節，二十四歲的二級工生活在一位在附近小學當教師的親戚推薦下，和阿彩相親。阿彩比生活大三歲，師範學校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離開家鄉，到粵北連州的窮山區任教，至今已八年。窮山惡水把她嚇怕了，非要調回家鄉不可。為了離開，她拒絕了所有當地人的求愛，她明白，一旦在那裡結婚生子，這輩子就完了。這年寒假，阿彩回老家看望父母，遇到熱心人牽線，回校前趕往生活家相親。生活為了保險，囑咐我務必到場。

阿彩畢竟是當了多年老師的人，落落大方，微笑着和我握手，交談。阿彩個頭矮，有點胖，但臉蛋清秀，刻意往年輕扮，穿白襯衣，黑褲子，頗像高中畢業生。顯然她是有備而來的，斜着眉眼含情脈脈，把生活「電」得一愣一愣的，人家越坐得久，他越是慌亂。生活的母親在旁，遞茶添水，瞇眼看着阿彩，臉笑成大菊花。阿彩是公辦教師，月工資四十八點五元加上山區補貼，差不多六十元，比生活收入高。阿彩還強調，學校領導早已許願，只要她在家鄉結婚，就在她的調動申請上蓋章放行。生活送走阿彩一行。緊張地問我：「怎麼樣？」我說你喜歡她，她看上你，這就是緣份。生活兩手抱着後腦勺，坐在木製「北京椅」上，沉吟，說：「她確實不錯，但我不知道她底細，從前談過戀愛沒？二十七歲的老姑娘，保不定是二手貨。」我無法回答。我還看到，阿彩的頭髮是染髮水染黑的。這麼年輕就用這個，很不尋常。我不願掃生活的興，沒說出來，反正不是大問題。

6

阿彩回到連州山區上課才幾天，學校來了不速之客。生活推開老校長的辦公室的門，並沒有引起別人注意，倒是他自己猛然想及，有些不對。哪裡不對？他對自己說，不要急，先想好。對哩，該怎樣作自我介紹？不錯，他帶來工廠開的證明，但寫的是：「茲有我廠工人黃生活同志往連州縣太平鎮五一小學探親」。這就是五一小學，問題是：談的「親」是誰？當然是林鳳彩老師。可是林老師剛剛從老家回來，你為甚麼捨近求遠？硬着頭皮自稱是「林老師的男朋友」？可是，兩人哪裡確定過關係？這麼說出去，如果親事砸了，阿彩怎麼做人？生活越想心裡越沒底，乾脆不進去，掩上門，溜到外面，點着香煙猛抽。幸虧校長室沒人。

生活先從台山乘車到江門，再從江門坐長途，轉兩次車，顛簸八個小時到連州，完全是心血來潮。公辦教師阿彩的條件太好了，除了比他大三歲這一條，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高攀」。可是，二十七歲的阿彩在外地生活這麼久，難道沒有談過男朋友？他務必把底子摸清。於是，他到廠裡找車間主任，說有急事，要用一年積纍的七個補休日去一趟粵北，頭頭知道他此去是為了找對象，樂得做順水人情，讓人事幹部開了證明。在連州縣城下車，僱一輛載客單車把他送到五十公里外的五一小學，盤蛇般的山路，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他這才明白為甚麼阿彩不惜一切代價離開。

好在他進校門的時間是下午，老師帶學生到校辦農場勞動，校園裡靜悄悄的。幸虧買菜回來的食堂炊事員遇到生活，告訴他此刻校內沒人，請他等等。炊事員為人熱情，把他帶到食堂，給他送來一杯茶。生活稍感安心。剛才生活在校長室門外，曾動過鞋底抹油的念頭。獨坐喝茶時卻下定決心：這一趟夠辛苦，豈能空手而回？

傍晚，生活受到老校長極為熱情的招待，但主人並非「先敬羅衣後敬人」，儘管生活的穿着足夠高級――呢子大衣是用前幾年補發的工資一百三十元請裁縫做的，皮鞋雖然蒙塵，在山裡人眼裡不是高幹就是華僑。是生活帶來的家鄉土產――蠔豉和拇指大的蝦米起了作用，那是生活當供銷員的大哥買來送禮的，生活走得匆忙，臨行前在大哥的房間看到這些，一邊說「回來再算賬」一邊拿走了。清貧的山旮旯小學的校長哪裡吃過珍貴海味？校長給生活沏茶，看了介紹信。抬頭看坐在籐椅上的客人一臉尷尬，馬上明白對方七拐八彎的心事，不問生活的來意，身份，把林老師的情況詳細介紹了，用的是給學生寫操行評語的語彙：「林老師在這裡教了八年，擔任二年級或者三年級的班主任，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勤勤懇懇，表現頂呱呱。……她工作上的表現，你還可以向別的老師和同學瞭解。我想強調的是，林老師為人正派，她多次向我說，父母在老家年老多病，沒人照顧，她在這裡難以安心。所以，她沒有交過男朋友，清清白白的女同志，哎，誰娶上是誰的福氣……」生活給校長遞上第三根「大前門」牌香煙時，校長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生活一方面感到疑團已解的輕鬆，一面方又被校長過分的「善體人意」而疑惑――老頭子這麼厲害，我想要甚麼他都曉得！

走出校長室時，從農場回來的老師們已換下勞動服，準備進食堂。學生則都已各自回家。校長帶生活去找阿彩。阿彩正在房間外走廊洗臉。看到生活走來，驚得差點把臉盆也摔了。校長又表現出老成練達，說一句：「你們聊。」轉身走出。阿彩把生活領進房間，讓他坐在牀沿上。這是三位女老師的集體宿舍。一人一副木板牀之外，連寫字桌也只能放一張。阿彩是絕頂聰明的女子，一下子看穿生活此來的意圖。「哼，來查我？找到甚麼錯誤沒有？你以甚麼名義來？黨組織還是單位的人事幹部？」生活啞了，怎麼交代？難道自稱是「林老師的男朋友」嗎？這一層阿彩也想到，急得臉通紅，說：「你離開以後叫我怎麼做人？你算是我的甚麼人？」生活一身冒汗，沉默了一陣：「我娶你不就結了？」阿彩發呆，狠狠地罵：「你說了算數呀？我沒答應呢！我根本不瞭解你，連起碼的交往也沒有，就糊里糊塗上花轎啦？」生活手足無措，抱頭說：「也行，我們不談婚事，先做朋友。」阿彩說：「你不該來，你有甚麼資格調查我？」兩人在房間裡，吵一會，談一會，聲音時而大時而小。兩位同房的同事要進房間拿東西，被站在走廊當「哨兵」的校長勸住了。

吃晚飯的時間到了，校長來敲門，請生活和林老師去食堂。食堂臨時加了一碟梅菜蒸豬肉，算是「歡迎林老師的朋友到訪。」這一晚，校長回三里外的家睡覺，把房間讓給客人。

第二天，生活和阿彩見面。阿彩第一次把身體貼近生活，頭靠在他肩上，長長地嘆口氣，說：「一夜沒睡，想好了――嫁！」生活不知是喜還是驚，沉默了足足五分鐘，眼神茫然。阿彩搖着他的胳膊，問：「怎麼了你，反悔了？」「生米煮成熟飯，有甚麼好說的！」生活說。

接下來的兩天，生活留在學校，阿彩下課以後和生活一起談話，傍晚在周圍散步，彼此初步有了瞭解。第三天，生活和阿彩一起乘車回台山。原來，生活和阿彩一起和校長見面，聲言要請婚假，馬上回老家結婚。校長早已把這位多年沒解決婚姻問題的老姑娘看做燙手山芋，即時恩准。

7

這一次「閃電戰」的經過，是生活在婚後一點點地在閒談中透露的。婚禮在他倆回到家後一個星期舉行。好在生活的母親幾年前在生活和阿秀訂婚以後，着手作了準備，全新的婚牀和鋪蓋，五斗櫥，櫳箱都堆在雜物房裡，蓋着氈布。

那是1972年夏天。文革進行了六年，1971年林彪一家坐三叉戟飛機出逃，摔死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一年，毛澤東掀起又一波政治運動，曰「批林整風」。底層的中國社會，將這一類頂層權力鬥爭作了千篇一律的「落實」：鬥一些階級敵人，社會氣氛更加肅殺，對老百姓社會的控制更嚴，人間更加「道路以目」。

好在，結婚還是允許的。生活和阿彩在公社領取了結婚證，在家舉行婚禮，宴開八席，親友們坐在借來的四方桌周圍，暢飲由生活當縣百貨公司供銷員的大哥從外地買來的「竹葉青」。老一輩的水步鎮人觸景生情，說起1957年前「萬隆」商號的盛況，按古制在賀帳上被尊稱為「疊翁」（娶第一個兒媳婦叫新翁，娶第二個稱「疊翁」）的前「萬隆」老闆黃連躉，喜氣洋洋地和客人碰杯。生活的二哥在部隊當司機，也趕回來，綠軍裝十分耀眼。

一對新人從二樓走下來，生活一身米黃色北京裝，阿彩穿粉紅青年裝。新郎的衣服簇新，布料是近年流行的高檔貨 「凡立丁」，阿彩的裝束一看就是「急就章」，熟知內情的朋友予以諒解，阿彩對婚禮幾乎來不及做任何準備。好在，父母給她戴上祖傳的金戒指和金項鍊，沒顯得太寒酸。吃過酒席，我因為祖父生病，要我照顧，提前離開。

婚後三個月，阿彩終於實現多年的奮鬥目標，被調回家鄉，在中心小學任教。第二年，生了一個男孩。阿彩當了母親以後，頭髮全白，被學生背後叫「白毛女」。原來她早在少女時頭髮就白了一半，參加工作以後出於維護形象的需要，一個月要染兩次頭髮。懷孕時怕化學劑傷及嬰兒，坐月子時想及大局已定，便不再染。我和生活的友誼照舊，1976年我作為知青被招進縣城上班以後，兩人見面的次數減少。

據我和朋友們的觀察，嬌小的阿彩是厲害角色，管老公十分到家，從錢財到晚歸的時間都實行嚴密的管控。幾年下來，生活的作派有了明顯的變化，從前和朋友一起下館子往往事先說好「我請，誰也別爭」，現在有點小氣。我偷偷問過生活，有沒有給阿彩寫過詩。生活苦笑說，屁！跟她說詩，瘋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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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天，我移民海外，和生活偶爾通信。這位小學程度的朋友，那幾年惡補功課，不但贏得過阿秀的芳心，也提高了語文水準。他寄給我的信，不長，字迹也不算漂亮，但達意清楚，時有佳句。也正為了這頗為出眾的能力，他被調離車間，當上供銷員，專跑外省，推銷本廠的拳頭產品――勝利牌電風扇。他在信中告訴我，他的業務出色，獎金拿得最多。1985年，他在水步鎮郊外買了地皮，建了一棟三層洋樓。「你回來就住我家三樓！」他誠懇地邀請我。

可是，生活在1989年出了事。他這位為廠創造許多利潤的「王牌供銷員」，出門在外，為了拿到訂單，為了買到緊俏的原材料，必須請吃飯，飯離不開酒。十多年下來，生活練出了不起的酒量。這也是他制勝的一個訣竅。觥籌交錯的席間，談判到了骨節眼，雙方為了某個條件僵持。生活的拿手好戲是這樣的：吩咐服務員拿出一瓶以上的白酒，把酒杯排成兩行。生活豪氣貫雲地說：「哥們，咱不說廢話，以酒賭一把，你們三位對我一個，我要給放倒了，你們提出來的我完全接受，吃虧回去受處分，算我命不好；你們先趴了呢，對不起，得聽我的。」對手也是見過世面的，心想你這個廣東小子，怎麼和我等山東大漢比！行，乾！誰知道，生活能喝三斤，是少有的海量，因此，次次穩操勝券，接下來訂合同，自然佔了便宜。但那一次他遇到一個超強的對手，人家兩個對他一個，一斤裝「五糧液」喝了十瓶，三個都爛醉如泥。人家次日終於醒過來，依然昏迷的生活被抬進醫院，醫生的診斷是：「嚴重酒精中毒」。三天後，廠裡派車馳過五個省份，把生活接回。生活躺在家裡的牀上，足足十二天才甦醒。從此他成了廢人，瘋瘋癲癲的，酒癮已到絕難戒斷的田地。

1993年春天，我去國十三年後，回到水步鎮舊日的家――從前叫「永益隆」的舖子。我打聽到阿彩在附近的中心小學任教，請鎮上朋友邀阿彩來。中年的阿彩，蒼老非常。她以出奇地冷靜的語調，說起丈夫。

「沒救了。不能讓他看到酒，一碰酒就發作。沒酒喝，他就耍賴，撒潑，家裡雞犬不寧。弄到錢就買酒，立馬灌到瓶底朝天，生怕人家搶走。我看透了他，一個錢也不給。他媽不好，三天兩頭瞞着我，塞點錢給他，他買最便宜的假酒，十塊錢一瓶，咕嚕咕嚕喝光，隨即昏迷，倒在地上。真丟人啊！我在上課，鎮裡派出所來電話，要我馬上來。他躺在馬路中間，嘔吐出來的臭不可聞，誰敢走近。只有我，替他換衣服，洗乾淨，再出錢請人抬回家。一次又一次，我怎麼活啊？」阿彩沒有哭，但那冷漠，厭煩，絕望，只差這一句沒說出口：還不死掉？

我問阿彩，能不能見生活一面。阿彩猶豫，但答應試試。傍晚，阿彩領着生活進我家。經過老婆「加工」，生活的形象比我想像的好，衣服整潔，臉上沒有污垢，但臉色黧黑，可見肝臟已受嚴重的損害。和我的交情超過三十年的朋友，坐在我身邊的帶扶手沙發上，我握着他的手，感到他的手在顫抖。我久久凝視他的臉，線條依然是不錯的，可是五官湊不成一個「人」，我看到的，只是被酒精銷蝕的骷髏。

「知道我是誰嗎？」我問，他沒遲疑，小聲地說出我的名字。我驚喜地指着我的妻子，問：「她是誰？」他也沒說錯。我說：「生活啊，你是好人，還有好前途。你的記性還不錯嘛！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哦，是啊，我們一起捉魚，潔慧潭……」他的眼神迷茫，笑起來更像哭。身為「導演」的阿彩最在乎的不是老公能不能懷舊，而是能不能引起我的同情，緊張地盯着生活，本來坐在生活的對面，卻挪到他身邊，挨得太緊，生活閃開了，可見這對夫妻成陌路人多年了。我握住生活的手，看到腕上、手背上，來不及洗淨的污垢和新舊傷痕，老淚滴下。我直視生活的眼睛，說：「生啊！我這麼遠回來，你看在老朋友份上，答應一樁事好不好？」他遲疑着把手抽回，問：「別叫我戒酒。」「就是，不戒，你遲早沒命！」阿彩慌忙使勁推他，說呀說呀，答應！生活沉默良久。看模樣比實際年齡多了二十歲的阿彩絕望地背過臉去。我吼叫：「要不答應，我沒有你這個朋友！」他的頭終於往下重重地點了兩下。「答應了？好！」我鬆了一口氣。阿彩說要回校去，不能多陪，拉他起來。我往阿彩的手裡放上二百塊美元，心裡愧疚萬分，因家累正重，我無法更多地周濟從童年至青年予我無數幫助的朋友。

我站在舖子門前，送夫妻遠去。阿彩在街上，用力捶打老公的手，嫌他走得歪歪斜斜。我搖頭暗嘆，明白無論生活的誓言還是阿彩的情分，都是靠不住的。我理解阿彩的苦楚，一個完全沒有自制力的酒鬼，無論誰，到最後不可能不失去耐心。

9

1994年，家鄉傳來消息，生活去世。原因是早已被阿彩預測出來的：他喝得爛醉，在街上踉蹌而行。一輛大貨車經過身邊時，他受驚倒下，被後輪碾過上身，就此不治。

生活的父親「萬隆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去世。生活的母親活到九十六歲，晚年受被她寵了一輩子、因傻氣娶不到老婆的麼兒三天兩頭毆打，她甘之如飴，錢照塞。生活的大哥晚年居洛杉磯。二哥夫妻移民澳洲，身體和心態都不大好。

最後記下具「宿命」意義的細節：生活和阿彩的洞房之夜，在公社黨委會會議室的冷板櫈裡熬過。那一次喜宴，我提前離席，回家照顧生病的祖父。往下，我不是目擊者，是一個星期以後，一位參加全程的朋友告訴我的。因為「不體面」，生活從來諱莫如深。

飯菜吃過，到了最後環節――鬧洞房。雖然家鄉先前有戲弄新娘的陋習，一連三天三夜惡搞，斗山鎮浮石村有新娘因不堪受辱而投繯。但七十年代初期，文革還沒過去，婚禮從簡，這「鬧」不過要新人唱幾首革命歌曲。如果新人從善如流，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賓客便作鳥獸散。可是，生活甚麼都拿得起，唱歌卻五音不全。賓客們堵在洞房門口起鬨。生活推了推新娘：「你唱吧！」當小學教師，哪有不會唱歌的？難道《我愛北京天安門》不會？阿彩偏是犟，任你怎麼鬧，低頭微笑着，不唱就是不唱。一位伴郎高聲說：「來，一條就行！」一位愛抬槓的說：「不行，起碼三條！」還聯同當過兵的賓客，以部隊常見的「拉歌」的架勢，一起高叫：「三條三條，三條要不要？要！」

生活一家所住的「萬隆」，離公社黨委會只有二十米，喧嘩在一到晚間就一片寂靜的小鎮格外聒耳。黨委書記給吵得心煩，吩咐辦公室一位辦事員去看看。辦事員走了一趟，回來匯報，說黃生活借婚禮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證據是：賓客公然討香煙，一要就是「三條」。公社黨委會在「批林整風」運動中，不是三令五申，禁止發紅包、送禮物嗎？「萬隆躉」家這麼多吃公家飯的，新郎是工人階級，新娘是公辦教師，公然發「三條香煙」！於是，書記派遣兩位幹部闖進洞房，把新人叫到會議室去。書記以高屋建瓴的姿態，狠狠批判他們鋪張浪費，炫耀有錢的資產階級作風。生活辯解，不過是說唱「三條」革命歌曲，何罪之有？原來，台山土話中「歌曲」的量詞是「條」而不是普通話的「首」、「支」或廣州話的「隻」。書記在氣頭上，哪裡聽得進，非要他們寫檢討，次日早晨才放回家。就這樣，被古人稱為人生「四大樂」之一的「洞房花燭夜」，被「階級鬥爭」學說糟蹋了。

洋鬼子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那麼，壞的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