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輝 ：咖啡：一天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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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十四歲就染上咖啡癮，半個世紀以來，每天醒來，無論身在何處，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熱咖啡，然後，一天才真正開始；對咖啡倒沒有特別挑剔，只是抱着隨遇而安的心態，由藍山、拿鐵、港式茶餐廳的「啡走」或「齋啡」，乃至「即溶咖啡」，都照飲可也。

咖啡之於我，如同一天的奇蹟，就像伊麗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一首詩，那是〈給早餐的一個奇蹟〉（A Miracle for Breakfast）：「太冷了我們希望咖啡／會是熱的」；「遞給他一個奇蹟的造物，／由一杯孤獨的咖啡」；「我們中的一些人站在周圍，等待那奇蹟」，「我能說出下面看到甚麼；那不是一個奇蹟。／一個美麗的別墅立在陽光裡／從門裡飄出熱咖啡的香味。」就是這樣，一天在奇蹟或不是奇蹟的期待中，「由一杯孤獨的咖啡」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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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原產於非洲埃塞俄比亞，話說十六世紀末以「伊斯蘭酒」的名義通過意大利傳入歐洲之前，在北非和西亞被用作飲料已達幾百年之久；但「咖啡館」漸漸形成世界性「咖啡館文化」，則是從歐洲開始的，據說意大利第一家、也是歐洲第一家咖啡館於1645年開業，咖啡歷史研究公認，雖然意大利享有將咖啡館帶入歐洲的殊榮，然而，經過法國和奧地利，咖啡館才得以在歐洲蓬勃發展。

咖啡之所以傳入歐洲，實拜小商人庫辛斯基（Georg Franz Kolschitzky）所賜，此人生於烏克蘭，常年經商，到過許多地方，他能說流利的烏克蘭語、德語、匈牙利語、羅馬尼亞語和波蘭語，且能操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還通曉土耳其風俗習慣。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庫辛斯基知道，土耳其人非常喜歡飲用的咖啡豆，於是提出把沒人要的咖啡豆也分給自己，就在維也納開了第一家咖啡館，名為「藍瓶下咖啡館」（House under the blue bottle）。

《咖啡簡史》（All about Coffee）的作者威廉．哈里森．烏克斯（William Harrison Ukers）寫道：「就在第一代咖啡客的有生之年，許多咖啡館紛紛開業，且贏得一定聲譽。十八世紀早期一位旅行者的記載，使我們得以窺見咖啡館理念在維也納的迅速發展……」「維也納到處都是咖啡館，文人雅士和忙於報紙的人們，都很喜歡在咖啡館碰頭，閱讀報紙、討論報上的內容。有些咖啡館名聲超過其他咖啡館，因為聚集在這些咖啡館的『報紙醫生們』對許多跨界的最重大事件毫不遲疑就做出判斷，對政治事態的觀察與考量得出的觀點超過其他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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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論「公共場所」（public space）正好有此說法：「首先要求具備一種社會交往方式；這種社會交往的前提不是社會地位平等，或者說，它根本就不考慮社會地位問題。其中的趨勢是一反等級禮儀，提倡舉止得體。所謂平等，在當時人們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單純作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礎上，論證權威才能要求和最終做到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私人構成公眾，不僅意味着公共機構失去權力，變得威信掃地，同時也意味着經濟依附關係在原則上不容許繼續存在；市場規律和國家法律被懸擱了起來。雖說不是由於有了咖啡館、沙龍和社交聚會，公眾觀念就一定會產生；但有了它們，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

咖啡館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尤其受到他哈貝馬斯的重視：「咖啡館的繁華時期是在1680年至1780年――無論何處，它們都首先是文學批評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評中心，在批評過程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了――咖啡館不僅向權威性的圈子自由開放，進入其中主要是廣泛的中間階層，乃至手工業者和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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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859年生於奥地利的作家阿登伯格（Peter Altenberg）。也曾在距此咖啡館不遠的維也納大學先後學習法律、醫學，但他一心想當作家，未能完成學業；直到三十四歲以前，一直默默無聞，作品屢被退稿，但仍每天來此勤奮寫作，有一天他看到報紙上一則新聞，突來靈感，寫了一首奇蹟似的散文詩：

你如果心情憂鬱，不管是為了甚麽，去咖啡館！

深戀的情人失約，你孤獨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館！

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館！

你所得僅僅四百克郎，卻願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館！

你是一個小小的官員，卻總夢想當一個名醫，去咖啡館！

你覺得一切都不如所願，去咖啡館！你內心萬念俱灰，走投無路，去咖啡館！

你仇視周圍，蔑視左右的人們，但又不能缺少他們，去咖啡館！

等到再也沒有人信你、借貸給你的時候，還是去咖啡館！

他此後終生在此寫作，連通訊地址都改成了中央咖啡館。有人玩笑地說，他與中央咖啡館的關係，就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後來，此詩廣為傳播，無形中成為世界所有咖啡館的廣告。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直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咖啡館即以維也納大學為中心，維也納的學者、知識分子、思想家在許多領域都展開了激動人心的革命――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Ernst Mach）、物理學家石里克（Moritz Schlick）、數學家哥德爾（Kurt Friedrich Gödel）、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經濟學家門格爾（Josef Mengele）、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此等赫赫有名的大師俱與維也納的咖啡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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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著有《論現代興奮劑》（Traite des excitants modernes），創作時間為1839年初，同年5月發行，原為法國美食家布里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所著的《味覺生理學》（Physiologie du Goüt）一書序言，在〈論現代興奮劑〉曾提到飲用咖啡粉末後奇蹟一樣的效果：「閃光在大腦的四處流竄，一瞬間，所有事物都甦醒了……」

為了可以一天連續十八個小時，幾乎不眠不休地撰稿、修稿、校稿，巴爾扎克鯨吞大量黑咖啡，差點兒變成「偉大的人形蠟燭」：「關於這個問題，布里亞-薩瓦蘭的分析完全不夠徹底。因為我自己喝咖啡，我可以就他有關咖啡的言論做一些補充，並以較廣泛的範圍角度去觀察咖啡的作用。咖啡是一種體內加熱劑。很多人認為咖啡可以使人頭腦清楚，但大家也應該發現，討人厭的人，喝了咖啡之後反而更令人討厭。最後，即使巴黎的食品雜貨店營業到深夜十二點，某些作家也沒有因此變得更才華洋溢。」

巴爾扎克對咖啡一往情深，已到了無怨無悔的境地，他寫道：「羅西尼（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在他身上體會到我在自己身上所觀察到的咖啡作用。『咖啡的作用，』他對我說，『可以延續十五至二十日，剛好足夠寫一部歌劇。』」

在當時的醫學而言，巴爾扎克意識到咖啡如同毒品，會對他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但為了能不斷超越自我，他選擇像個藝術家以生命換取更高的成就；在他見證着生命快結束時，他也體悟出自己的生命哲學：要是為了理想而在很短時間內快速地耗盡自己的生命能量，就像從頭部開始燃燒的「人型蠟燭」，燒得特別亮也特別快――巴爾扎克在四十多歲健康就出問題了，五十一歲就辭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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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家兼暢銷作家瑪莉亞．柯妮高娃（Maria Konnikova）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咖啡因如何限制你的創造力〉（How Caffeeine Can Cramp Your Creativity）。她認為，咖啡因之所以抑制了創造力，原因有二：

首先、創造力在無限放鬆、任憑想像力自在遨遊的情境；當思緒處在跨領域的邊界，以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件事情，始能激盪出新觀念；但咖啡因讓人過度專注，將思緒限制在一個範圍內，毀滅了孕育創造力的環境。

第二、咖啡因消除睡意的能力不僅限於辦公室內，喝完一杯熱咖啡之後，奇蹟就出現了――不僅覺得桌子的萬有引力變小，到夜晚時，還得躺在牀上數綿羊。 

事實上，巴爾扎克的身體非常不好，他有高血壓、腸胃、心臟等疾病，五十一歲就英年早逝，恐怕與他過量服飲咖啡有一定的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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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科學家，他們在今年證實咖啡不會致癌――為美國政府2015年「膳食指南」（Dietary Guidelines）提供諮詢的科學家小組聲稱，有力的證據表明，每天喝三至五杯咖啡是無害的，適量喝咖啡更可能減少慢性病。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 International）亦聲稱，咖啡能預防多種癌症，根據由二十三名科學家組成的團隊回顧一千多項研究，發現沒有確定證據表明咖啡致癌，應該鼓勵慢性肝病患者飲用咖啡，皆因咖啡似乎能降低他們的死亡風險。

話說1991年，「國際癌症研究機構」頒佈喝咖啡「可能會導致癌症」，然而，回顧過去二十年以來進行的學術和科學研究後，世衛組織宣佈撤銷其先前飲用咖啡可能導致膀胱癌的結論，那就意味着，其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飲用咖啡有可能會致癌――感謝科學家，他們的研究結果不啻為咖啡愛好者創造了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