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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曉毅 : 重組的都市星空——廣東小說的紅塵掠影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12月號總第384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鍾曉毅

廣東小說家是新時期文學中最早宣導和實踐都市文學的先行者,在整個中國文壇還在講究「安土重遷」、「傷痕尋根」的時候,廣東的一些作家已從深重的歷史紀念碑前轉過身來,走向了掙扎着鋼鐵聲音的現代都市。霓虹燈下斑駁的人性與商戰中各種的鬥智鬥勇,文化立交橋上的五色穿梭與迷惑暈眩,崛起的高樓大廈群與日益擠窄了的天空……已受到了廣東小說家們的關注,他們的寫作領域,一方面籠括了以現代科技進步為後盾的都市經濟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亦帶來造成社會巨大困惑的諸如生態平衡破壞、人際關係阻隔、人性異化等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又思考着現代都市的行將出現,打破了傳統農業社會以家庭血緣為本位的結構模式,從而帶來了對建築在守法自足經濟基礎上的價值觀、倫理觀、生活方式和行為規範的變化,進一步鼓勵了人對個性自由和自我擴張的追求。因此,他們寫都市的作品,起碼在三個方面對一直以來在傳統意識關照下的小說文本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探索:一是對固有的生活方式、傳統的文化規範的逐步逃離和消解;二是在慾海中守望詩情;三是尋找精神的家園。而在這些紅塵掠影和重組都市的星空的種種努力中,章以武和張欣着力最為明顯突出。

 

章以武:城與人與時代的命運契合

章以武起落筆尖之間幾乎都在書寫他所熱愛的廣州城,他幾乎是以本土作家的身份自如地書寫着這個城市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諸多特點,顯示了廣州乃至廣東文學瞬息多變的面貌,也同時為廣州與廣東文學帶來了充足的養料。他通過想像與營建意義的方式,與當下豐富多元的世界直接對話,快捷及時,空間的構想和歷史的時間並墨其中,虛實交映,共同擔待着書寫廣州與廣東故事的使命,構建城市想像中的廣州與廣東形象。他不愧為南國流行生活的記錄者,他的寫作總是跟都市的當下熱點和焦點相關,從早期《「雅馬哈」魚檔》到《愛的結構》到《南國有佳人》再到《三姐妹》到《情暖珠江》以及近期的《太老》等等,均是呈現了這一不變的特色,從必然到來的五光十色的現代生活,紛紜雜遝的人性事實,感覺某種飄忽變幻的生命困擾或格格不入或化若無痕融合的心靈活動,他的這一系列作品都有涉及,其中所呈現的跳脫的語言、曲折的變化、飛動的情致,注定了他的小說固有的可讀性,也以新鮮的內涵,鮮明的色澤,真切的臨場感,傳達了時代生活顯在的性情大觀及其潛在的究詰和詢問。這也正正是他能在2015年獲得第二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的主要原因所在,頒獎詞大約如下:他的作品無一例外均緊扣時代脈搏,介入社會焦點,捕捉流行風尚,以細膩而又靈動的藝術創作手法,還原新鮮熱辣的生活第一線,彰顯當代人的創新意識與文化追求。

確乎如此,對於與時俱進的廣東文學,章以武創作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為都市文學的推動先期吶喊和助攻,寫作題材在此領域的拓展集中深入與細緻。不管怎樣說,都市文學的發展在今天中國無疑是必要的,因為,缺失了這一塊,僅僅只有鄉土文學,中國文學新型經驗的表現就不充足,對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的表現就有缺失。所以從這方面來說,章以武是有填補空白之功的,他的作品皆源於作家對現實的熱望,源於精神在場,因為精神在場,故事和想像的世界便紥根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它們更同時充分表明了現代以來的文學拓展變革和自我更新,跟中國文學發展大勢是契合的,並為都市發展提供了新型的經驗,因為中國文學的變革始終來自現實,而很少來自文學的元敘事(形式),因此,章以武幾乎所有作品都提及的都市經驗,與新的生存現實感,就成為廣東文學打開新的經驗面向的最重要的依據。

在這個意義上,章以武的作品閱讀往往會讓人感受到最初的強烈的衝擊,並從他的作品看到了廣東社會經濟發展排頭兵的示範效應。就今天已到了開放改革三十多年的認知水準來看,我們不能說《「雅馬哈」魚檔》、《南國有佳人》、《情暖珠江》等小說與影視作品有多麼的不同凡響,但如同歷史要憑藉史實,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歷史,正是因了史實與史實間的時差,這些作品的社會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不容忽視的,它是那麼早地感受到了時間走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尤其是嶺南大地上所發生的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從前的「山」開始變成了今天的「海」,他的作品屬於最早「背山面海」的嘗試,成為了一種更新的文化生活範式的探索。

千百年來,「士、農、工、學、商」的排列順序絲毫沒亂過,君子固貧,「商」的邊是萬萬沾不得的。上海這麼一座聞名中外曾經是商業如斯繁榮的城市,建國之後寫商界的作品也很少,即使涉及,商場往往也是爾虞我詐的罪惡淵藪 。廣州當時也是一個昌盛的貿易港,但除了剩下不多的「西關大屋」和充滿了羅愁綺恨的「西關小姐」的稱謂之外,其他的皆已有煙消雲散之感。

《「雅馬哈」魚檔》冷不丁的居然為商界中人――商界中又算得上是最低層的、最微不足道的人――個體戶作傳,後來者才領略到了它的前瞻性、實在性與經驗性,它在那麼早的時候就「熱中求冷」,在別的作家對都市景觀、市井生活還感到不知所措,寧願到「小鮑莊」、「大劉莊」裡尋找自己的藝術感覺,或猛然闖入「大林莽」去領略人類的困境,品悟人生的真諦;或興沖沖地到「遠村」去挖掘「老井」,以印證自己對民族文化的憂思時,盯着一群街邊仔、街邊女,記錄下當時的一種背景,一些事件,一份情懷,在當時應算是獨一份吧?

廣東是中國商品經濟的試驗場,市場化的發育比較早,在內地猶猶豫豫還在討論「下海與否」的時候,廣東人已在海中撲騰得有聲有色,苦樂自知了。對於章以武這樣的作家來說,正是適逢其會,正巧遇到了歷史與時代所提供他們難得的機緣,改革開放時代的天時、地利、人和,所有這些因素,都會讓生活在其中的作家心領神會並刻下或深或淺的印痕,自然這些印痕並不是凝固不動的,而是流動不居、變化迭出的,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在一種相互影響的合力的作用下,它們會演變、生發出一種新的文學觀念,為廣東的文學尋求到了一種新的「生長點」。這種生長點並不是存在於作家的學識、才幹與浪漫的自我吟哦當中,而是存在於作家主體與其所生活的時代的對應關係之中。

這不期然讓人想起他後來所寫的一些很樸素而同樣生猛的作品,它們不一定有很華麗的文彩,很曲折的情節,但卻讓人回味再三,就因為它們都真實地表現了彼時彼刻彼地的社會風貌,讓人總也不容易忘記它們。

它們會如畫中的《清明上河圖》,歲歲年年,人們都會從中看到當時社會的風貌,變化的滄桑,它們是直觀的,白描的,但也是多元的,立體的,於是它們是生動的成功的。

這與大環境相關,也與章以武對廣州城的深度融入相關,他雖然不是本土生本土長,十八歲之後才到了廣州,但是,他可能比許多人都融入了這個城市,深入瞭解了這個城市的前世今生,因此能抓住時代變化的潮流,勇立潮頭,創作了一系列的都市作品,開創了「面商背農」的文藝新格局,並以此氤氳其中的市民生活、市井化趨勢接續了過去優良的傳統。

我們還記得,在歐陽山的《一代風流》的第一部《三家巷》中,市民生活、市井化的氣息是多麼的精彩豐富與濃郁啊。整個局面是在大革命前後的風雨頻仍中,但依然有七夕乞巧、人日郊遊、除夕買懶、花市剪影,更不乏柴米油鹽、家長里短、街談巷議、男婚女嫁等過日子的畫面,既日常又平和,從而營造了一部別處所沒有的生活氛圍,這種氛圍滲透到骨子裡去,就是平民日常生活感的濃烈與綿長。

章以武的作品可以說是最早就接續了此間血脈的,在一種於當時不可能深邃,也尚不可能遼闊的表達中,卻又有着一種新的無限可能性的端倪在,有一種留水不成山的生機在,有一種無形的張力在,為今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大潮所應有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設與完善,包含新價值、新規範、新道德的建構作了文學上前期的推動。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把嶺南廣東的文化底蘊和商品大潮湧動的價值變遷作了勾連和融合。南方的都市人文狀態,相對北方大江東去,浩浩蕩蕩的豪情,更有中國儒家哲學取其情理中庸的遺風在:既求合於人性又合於常理,兩者協調中和以保持某種穩定狀態,也就是俗語裡說的「和為貴」,「和」字值千金,它是南方人處世的第一定義,也是他們不懈地締造新生活的價值觀,在「和」字豐盈迴轉的內涵裡,被條分縷析,被圖解分化,這就很有禪理在了。「陰陽和合而萬物生」,「退一步海闊天空」。在生存、發展這人類兩大的根本和永恆的主題面前,南方人非常明智地理清了彼此的關係,擺正了相互的位置。因此,在追求「和」的生存背景的動機後面,是共同的發展和創新的不斷進取,這就是南方人寓動於靜、淡泊和諧與求新相結合的生活智慧。

但偏偏廣東卻又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搞活經濟,八面來風,各種社會力量與外來的經濟、文化輸入,廣東都首當其衝,長期以來陶陶然的溫和情性和面貌受到挑戰,凡事不走極端,保持衡和的公眾生活規範也受到了衝擊,嶺南衍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精神現象,一種充滿困惑的人心世態。

章以武的作品都能較好地把握了這一矛盾的扭結點、這一變化的複雜面,當然它們的把握依然離不開南方人的溫婉、謙守的本質,它們並沒有構想史詩人物或時代英雄的企圖,只是從一個不尋常的角度,撫摸到了當下的現實,對結束了僵硬的意識形態對峙的社會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對逐步市場化的中國社會結構與運作有新的感應與認知,對廣東先行一步的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人際關係與價值重構有新的體察與探索。它們的思維應該是沿着一種人們正在尋找又尚難確定的適合南方社會生活形態的方式向縱深推進的,因為對於南方來說,披髮行吟的「深沉」舉動是很難得到讚賞,更不可能佩劍相隨的。這是南方另類的隱患,廣東的開放改革情形何嘗不是這一番景象:潮頭來時,我們往往會把握時機,成為最早的弄潮兒,但接下來,往往後勁不足,難以為繼,變成零敲碎打,如何在保持其靈動飛揚的同時,更多一些思辨與沉鬱?章以武的創作無疑是提供了一個較為典型的範例。

「天時」、「地利」與「人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和改變着人的品質和文明的走向,同時也無可置疑地成就為一種歷史的意慾、文化的意慾,一種無可避諱的規律,「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章以武,他亦以手中的嫣紫千紅的作品回報了他所熱愛的城市;儘管在籠統的文學評述和論斷上,我們極不願意作一種文化地理上的近乎機械和劃一的界定,但越來越多的事實已在兆示:地域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對於許多人的生存的支撐作用,早已遠遠超過他們自身的力量。我們能做的,就是在你所熱愛和融合的土地上,充分去體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抓住機會順流而動的機智,處變臨危以平常心待之的坦然,我行我素敢於沖決羅網的勇氣,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樸素,以及在超越物質的層面上對芸芸眾生的那些平庸瑣碎乃至繁雜煩惱的日常生活的超脫……這些,章以武做到了,他筆下的人物於是也做到了,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腳踏着的土地的幸運。理想和浪漫,依然在俗世風景裡曜曜生輝。

張欣:對當下中國的精神守望與價值期許

張欣的小說作品大都是直抵生存本意的自由抒寫,新作長篇小說《終極底牌》有着深沉的濟世情懷,更與現實貼得非常的近,在對日常生活的過濾和整合中,努力地將對現實的感情推向或衍生到對存在理解的高度,以貼近於生命脈動的靈動氣韻,去尋求本真狀態的生命主流和精神超越;她刻意去迴避那種流行的概念、智力、知識等貌似高深的意旨和遊戲品性,而返回到情感情緒、善意溫暖等生命本體性的狀態中,去探尋生命的深層背景和終極意義,於是,她說:人生的底牌,不過是平談中的溫暖,暗夜裡的微光;所有的言情,無非都是在掩飾我們心靈的跋山涉水。靈動的言表與深沉的追問自然融合,應該是長篇小說藝術的理想模樣,《終極底牌》就是這樣別具高致的作品,它的背景還是放在繁華都市,有着很好看的故事內核,以格致清新的筆調,從日常現實上落筆,在沉思處低迴,於高遠處收梢,隨意點染的都市景物與高蹈的人生志趣相融,形成了富麗而意蘊雋永的闊大詩境。小說內蘊着人生的各種複雜感悟,是兩代人同一時代和不同時代的各種生命階段的燒錄,張欣細緻入微,繁花錯落地描寫那一個個個體的生命體驗,把這些活潑潑的生靈,放置於社會轉型的時代陣痛中,在他們的身體和心靈中都烙上了明顯的時代印痕,無非是在企望讓我們的生存與生活達到這樣的理想境地:平淡中的溫暖,黑暗中的微光,能照耀着一個福祉無限的世界的敞開,在這個世界裡,公平雅正,蘊藉溫暖,四時有序,父母在堂,無憂無懼,不急不躁,千秋萬世的安穩歲月在那裡緩緩流淌,整部作品靈動其表,深沉其裡,這樣的品質追求,可貴而稀缺;這完全是對當下中國的精神守望與價值期許,是中國夢實現的一種文學表達。因此,《終極底牌》不僅僅是一部溫暖之書,還是一部希望之作。

張欣是都市小說寫作最早的「弄潮兒」之代表人物,善於充分揭示商業社會人際關係的奧妙,並把當今文學中的城市感受和城市生活藝術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她始終關懷着她的人物在市場經濟文化語境中的靈魂安頓問題,因為在今天我們正面臨眾聲喧嘩的時代:曾經擁有的已然丟失,不曾想到的一下子就在面前。在快速變化的都市中,似乎每個人都惶惶不安 「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的情懷已少見;「人閒桂花落,夜靜青山空,日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的風景也難再。每一個人都在匆匆忙忙地走着自己,夢想難以夢想的,追逐難以追逐的,永遠在路上。作家們便也一下子陷入了是融入還是逃離的困惑中。張欣的小說一直倒是在現實語境中展開的,藝術的觸覺從來抵及時代的尖端之處,在文學的領域裡對現實作直截了當的發言,她的前期與中期的作品,並不企望描寫當代中國社會的全貌,只能說是對於變化多端的社會現象,想要加以瞭解、加以掌握的一種努力,比起一些「抗爭性」強的作品,它們似乎欠缺可以勇往直行的方向。然而,在都市化的巨輪中,我們亦發覺到了政治社會小說有逐漸沉寂的趨勢,抗爭、反思的主導意志,慢慢地被追求自主意識的認同傾向所融入,因此,張欣的小說反而呈現出比較具有多面探索、多面描繪的「浮世繪」的痕迹,受眾的接受面也較為廣泛,她的筆下產生了一大批在高聳的都市建築物的陰影下像謎一樣出現、又像夢一樣消失的「白領麗人」,作為對人在商業時代中如何生存、生活,在無奈中卻還沒有丟掉最後一點信念的骨韌筋綿「圖解」,頗有新鮮感;因張欣很清晰地明瞭:都市是人類文明最矚目的景觀,女性又是城市文明最生動的風景。但在商業氛圍的瓦解下,女性往往會成為生存在洪水中的孤獨個體。她們的焦慮很多時候同政治與意識形態無關,所涉及的往往是如何面對男權價值體系在都市生活中已出現的鬆動與裂痕問題。在當代都市生活中,鬆動的男權價值體系比之幾千年僵硬的男權價值體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戰性與尖銳性的考驗。在這種考驗面前,都市女性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是抗爭,而是自處問題,是在繁榮世界中如何自憐、自珍、自強與自立,她們的敘述伴隨着背景的喧囂,她們的話語在只屬於她們的世界裡生成並迅速地消失。但畢竟因為她們的出現,從中推動新型人格的產生,表現出對傳統人格的陌生與背離,折射出新的愛情觀、道德觀、競爭意識及價值取向,從而讓張欣的作品因為時時散發出嶺南椰風熱雨的新鮮氣息在當時就為人廣泛關注。

來到了新作《終極底牌》,相信這是張欣迄今為止付出了最多心血的長篇小說,眼見時代多變的潮汐,闖過時代多變的雷區,感受到身邊的人物經歷過各種風風雨雨,起起伏伏;現世、故人、社會環境、個人衷曲、常態、異秉、歷史、人文、未來……如此豐繁,這個時代為文學所賦予的一切,在張欣的這部新作中都能找到「蛛絲馬迹」;小說在題材選取、人物設置和故事構造方面都頗具匠心,且細節鮮活,意象叢生,在錯落有序的敘述中把一個個早已進入公共話語經驗的話題演繹得意味深長:應試教育現象、單親家庭現象、愛情婚姻現象、人性善惡變化現狀等等被一一打量,小心拾掇,不無挑剔,不乏追問,不停期許,作者的讚美與評判不僅關乎個體性的現實,而且還關乎深沉的命運感以及未來想像的能力,文字體溫灼熱滾燙,同時又能夠冷靜自持,可貴的還擁有疏離和提升的能力,體現出描寫現實生活的遼闊性、感受生活的寬闊和廣度的一大進步,從而再自然不過地參與了對生命、時代、歷史的精神整合,為她的都市小說創作增添了里程碑色彩。

《終極底牌》除了由內在的幽深和旁及的寬闊所形成的互動互映外,還有另一大創新之處,張欣已不僅僅是遊刃自如地去描繪她的女性角色們被浮華的生活增添了幾許創痛?虛情的笑語洩露了多少滄桑?她們看到了五彩幻影下是深深的泥淖等諸如此類的都市戲碼,而是給我們貢獻了一系列沉默、堅毅,有擔當的男性人物形象:江渭瀾、張箭、王覺這一輩人就不用說了,下一代的江渡、程思敏等亦很精彩,甚至如汪校長等篇幅不多的人物,都迥異於她以往的男性形象,在「身陷紅塵、重拾浪漫」階段,她的男性人物多為《歲月無敵》中簡松式的人,到了新世紀之初,張欣向着生活的複雜、尖銳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不憚於直面醜陋與殘酷,不惜傷及優雅與清高,其男性角色多類似《鎖春記》的莊世博,都有貌似完美卻自私透頂的特質,張欣不看好他們,讀者也不受落他們,但是到了《終極底牌》就完全不一樣了,江渭瀾可以為了一句對戰友的承諾,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迹,去到傷逝的戰友家中當了頂樑柱,成為了現成的丈夫和父親,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他也曾經想過他的另一種人生,或者考上了音樂學院的作曲系,成為龐大的交響樂團的指揮,開始創作自己的音樂作品,一展個人藝術生命的藍圖;或者只是在樂團當了一名首席小提琴藝術家,演繹古今中外的經典曲目,每一天都可以是自由的、輕盈的。但是現實的他,卻是越混越差,到最後只成為了一個落魄的藍領,連家裡人都覺得他過的是失敗的人生;可他一點都不後悔,他有着堅定的信念,說其實人生無所謂成功還是失敗,因為既沒有統一標準,也沒有正確答案。人這一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給安置好了,人不就是活個踏實嗎?因此,他要成為另一個人,就必須和從前的一切徹底告別,行注目禮。永遠保持沉默。他切切實實地做到了,雖然也誤傷了父母兄弟和當時對他情有獨鍾的人,但他卻是以沉默與堅毅保有了哪些終極底牌必不可少的東西:情意、責任、諾言,並把它們在拜金唯利、無情無義的時代傳給了下一代,所以江渡——其實是王渡才說:「爸,我要感激你的不是養育之恩,是你讓我拿到了那張終極底牌,那就是我也選擇相信,相信那些東西還在。

無邊的歷史,無解的命運,無助的遭遇,無盡的秘藏,被作家直接落到最底部開始仔細打量,從低處才會感受到升起的刻度和力度……滑落的人世保藏向上的認知,蒙蔽的生命等來清高的認領。雖然,在當下把這種相信作為一種普遍的共識讓全社會大眾認同,不是容易的事,如同江渭瀾所說的:會有些寂寞的,但還是要相信,否則只會更寂寞。張欣就這樣在《終極底牌》設置了一級級向善的台階,她並沒有去說大話與空話,諸如怎麼成為聖賢?如何做個豪傑?豐功偉績如何創建?大忠大奸如何劃分?甚麼叫氣貫長虹?如何能名垂歷史……她更關注的是日常生活的種種情態,普通人的生存狀況、世俗風習、人間情懷,對一切作尋常的處理,以善意達致溫暖,從黑暗峭拔光明,因此,她所設置的大多數人物,都印證了善並不是一種特殊的人格境界,而是將其擴展為人生時時可追求的正果,上一代江渭瀾、劉小貞、王覺、野晴小姐、張箭、蘭老師、汪校長、林紫佳等等,下一代的江渡、江姜、張豆蹦、林崖嫣、程思敏……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都標示出一種心的境界,心如明鏡,心溫潤明亮,印證萬物而保有自身。作品除了最後說程思敏以義工身份到了龍泉寺外,通篇並沒有說到佛,也沒有明指善,但它所流瀉的襟懷,卻頗讓人想起嶺南佛門宗師惠能之前的那段偈語:「身為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因為有惠能的更為明徹,空靈的悟覺在後面等着:「菩提並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它的意義常常韜光不顯。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哪能人人皆成佛呢?庸常人生裡,能「時時勤拂拭」,已是最大的善果了。江渭瀾乃至江渡這麼一些「普通人」,應該包含着這麼一連串的意義: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是溫暖動人的,生活中有我們值得為之奉獻的終極目標――至親至愛的安寧和自我靈魂的安頓,不論處於甚麼樣的處境,這目標不變。也許這是一個不夠「不公無私」、不以「天下無公」的目標,但卻是充滿了善意的追求和溫暖的標示。它不僅保存了自身,同時還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喚醒了身邊的經驗整體,達致一個天高雲淡的清明天地。

《終極底牌》採取了故事套故事的敘述方式,在文體的探索上顯現出難得的自信和成熟,語風俏皮活潑有之、勢大力沉有之、亦莊立諧有之,寫人物重性格和情味,繪故事識人心與奇趣,靈動着笑與淚,時空轉換蓄滿命運溫涼,體貼生命的別樣情態,依地氣氤氳神思,總能以呈現的方式看穿時間和地域的障眼法,寄託悠遠的人性之思,雖有影視文學的流風所及的故作驚人之情節,依然不失為近年來不多見的長篇之作,對今日的文學形貌而言,這部長篇小說立必將留下一個格外紥實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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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曉毅,文學評論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文所所長,研究員。出版著作《走進這一方風景》、《穿過林子便是海》、《在南方的閱讀》、《慢慢長大》、《紅塵有舞》等。獲國家優秀圖書獎、廣東魯迅文學獎等,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