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媃 ： 妖師夢語巫言：談胡蘭成、朱天心、朱天文

妖師（1）     

孫中山（1866～1925）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一個現代共和制國家，但是，有許多中國人從未跨過大清帝國門檻，邁入現代。胡蘭成（1905～1981）是其中之一。對胡蘭成來說，孫中山、蔣介石（1887～1975）的中華民國，及它後來分裂出來的抗戰時期汪精衛（1883～1944）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40～1945）、甚至共產黨，都只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朝廷」，偏安，聚合，是中華老大帝國的一小環。這個老大帝國中，有一種永不改變的生命姿態，和亙古不變的山川日月。此大好山河中，有一種人最是帝國中堅，那就是「士」，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社會階層。士，有武士和文士，而胡蘭成無疑是一介文士。胡蘭成一生行事，仿傚春秋戰國時代游說各國之間的「縱橫家」，以才力供職於各君主，隨時可以變節，所謂朝秦暮楚無傷大雅。他以接受各方「養士」途徑生存，不事生產，但獻計謀。這樣的人「才力」是第一生存資本，胡蘭成以士自居，並且一再宣揚，恢復中國「士」的傳統。

胡蘭成說：「中國的文化人為甚麼這樣的對政治有興趣？外國的文化人總不能瞭解。原來中國文化人是獨有其士的傳統，志在於治國平天下。」（2）對於自己的不事生產，胡蘭成這樣解釋：

劉邦是蕩子打天下，國父革命與讀書都是蕩子，我又哪有像個做學問的，我連生活都不得連牽。我不事生產作業，別人若像我，可以靠教書或靠稿費，而在我都成了不行。我是體露金風，以此感知萬民的休戚，亦以此感知學問的。（3）

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稱為偽政府，胡蘭成稱作「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儘管胡沒有追隨汪至終，他這樣談論汪精衛：「中華民國三十二年春天，汪精衛先生登雞鳴寺，文武百官皆扈從，長江西來，上游是重慶，太平洋的方向唯見天際白雲悠悠」；（4）「汪先生到底是一代江山才人。他見人時的熱情，平正親切，比起西洋民主國的政治的專講給人好印象，他的是更有對中華民國一代人的照膽照心。他的聰明，受時代感應，是像理律管於地中，節氣動則葭灰飛出。凡有他的地方，就有風光，平常一句話，經他說就動人。」（5）對蔣介石的政府，對共產黨，胡蘭成一概輕鬆談論，以一介文士的高姿態，笑談政局。他談論國共二黨：

勝利後的國民政府如此不樂，連燈市會市都怕引惹路人觀看，影響治安，像溫州城裡三月三欄街福，五月五划龍船，行政專員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真不知堂堂國民政府何以要自居於向隅之戚，且要民間也陪他不樂。而後來解放軍打鑼擊鼓渡長江，便好像是端午節的划龍船，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況禮樂的樂是一代的氣運所在，怎麼可以這樣的授給了共產黨！但是國民政府失落了甚麼東西他亦自己不知道。從來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氣。（6）

解放軍之於中共，是猶如太平軍之於天父天兄教。中共從在江西瑞金時造作無產階級的紅軍、逃到延安時只剩下一萬多人，抗戰時避紅軍之名不用，改稱八路軍新四軍，才亦隨國府軍而開展，勝利後又改稱解放軍，才與中國歷朝民間起兵的傳統相接，它原來不靠主義，而是民間的大志蕩蕩莫能名，遂挾遍地的秧歌舞而來了。（7）

胡蘭成高於一切實際政權，有一種精神貴族的生命悠然。他說：「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8），他悠遊在各政黨之間，如同春秋戰國時代，如同三國時代；民國的分裂，僅僅是大中華帝國悠長歷史中一個小小場面。

胡蘭成擁抱傳統文化的生命情調，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五四以來大力推揚的西化。這種態度當然不陌生，蔣介石國民黨歷來講究復興中華文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淡化處理。台灣作家朱西甯（1927～1998）對西化的反感和對傳統文化的擁抱，正與此相同。朱西甯為女兒朱天心（1958～）的《未了》作序，〈天心緣起――代序「未了」〉一文這樣寫道：

我從未認可三個女兒裡誰是天才，或者個個都是天才。沒有那麼便宜；唯一得天獨厚者，只可以說姊妹三個俱是中國人；中國人而且真誠的感激着幸為中國人，僅此即足承繼中國人的民族長才――禮樂文明的學問與修行。（9）

他同時說：「為『未了』作序，於既成作品是褒是貶，多半沒有若何意思。唯覺天心大得造就於禮樂教化，始有今日這番大志與成全；其作品也因之而絕非標榜現代而實則西化的時人所能望塵。」（10）西化的現代不及禮樂教化，而禮樂文明的學問與修行，正是中華民族的長才。或許因此，朱西甯如此放心把女兒交給胡蘭成調教，「三三」如同私塾，胡蘭成擔任駐館先生。胡蘭成的作品在《三三集刊》上發表，胡過世後，「三三書坊」仍舊出版了胡蘭成許多著作，包括：1990年出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二冊、《山河歲月》、《今日何日兮》、《禪是一枝花》，1991年出版的《革命要詩與學問》、《建國新書》、《閒愁萬種》等。

胡蘭成開口山河歲月、閉口今生今世、動輒革命建國、瀟灑談禪說佛。在中國經歷晚清洋務運動、變法維新、孫文革命，各種救亡圖存，努力西化以進入現代世界的過程中，胡蘭成拒絕擁抱世界，堅持停留在舊中國的文明中。有別於「內聖外王」的儒家傳統，胡蘭成的安身立命姿態，更接近「天人合一」，而他又喜談「格物」。薛仁明寫胡蘭成，這樣解釋：「胡一生最在意的『格物』，是無隔，凡與人、與物、與大自然，皆能無隔。」（11）

胡蘭成對各政黨的「笑談」姿態，也同樣貫徹在他對女人的態度上。胡蘭成憐香惜玉，無疑以大觀園中的賈寶玉自居。他這樣論《紅樓夢》：

紅樓夢的賈寶玉，他是生在整個大觀園裡的歲月。他與之性命相知的是黛玉。但是晴雯呢？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假使要在二人之間取一捨一。晴雯是丫頭，哪裡說得到這話，然而假使要為黛玉的緣故去了晴雯，寶玉如何能夠？除非是天意。便是薛寶釵，寶玉亦不能夠因為黛玉而疏遠她。連襲人，寶玉亦不能割捨的。寶玉後來是為父母給他撿擇了寶釵為妻，黛玉死，他出家，但是翻過來，總不能想像他與黛玉結了婚來開始新生活，以後寶釵等都成了外人。（12）

他進一步說明：「至於金釧兒、晴雯的死，黛玉的死，寶玉的出家，襲人的改節，那些雖都是寶玉的母親王夫人所為，然而那亦是天意。有着個天意就可豁然，所以紅樓夢不比西洋的悲劇。寶玉的是無成與毀，似悲似喜。」（13）這裡出現一個重要線索，一切是天意，此「無成與毀，似悲似喜」的生命情調，絕非西洋的悲劇。胡蘭成這個論點和晚清王國維（1877～1927）著名的〈紅樓夢評論〉提出：《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違反中國人倫的一大悲劇，恰恰相反。（14）胡蘭成一反王國維的「悲劇說」，更接近中國的圓融，超越世俗悲喜，但反過來看，正是文化評論家柏楊（1920～2008）所說的「醬缸文化」。寶玉無法單為黛玉，別了寶釵、晴雯，一如胡蘭成筆下眾多女子，都有高風亮節，都是「亮烈」的，無法取捨，胡蘭成的人生因此絕非悲劇，而是「無成與毀，似悲似喜」。

我生平所見民間幾個婦人女子，如斯太太袁珺，吳太太佘愛珍，以及小周，都是亮烈的，是非分明的性情，似說話行事總給對方留餘地，不弄到拉破臉皮，如天網恢恢。人世的莊嚴，如佳節良辰，總要吉利，豈可以被人議論，豈可以拉破對方的臉皮。她們三個，都度量大，做人華麗，其豁達明艷正因其是「謙畏禮義人也」。（15）

胡蘭成樂寫自己與諸多女子隨緣相知，他說范秀美：「十二月八日到麗水，我們遂結為夫婦之好。這在我是因感激，男女感激，至終是惟有以身相許」（16），說佘愛珍：「翌年春天，我與愛珍遂成了夫婦」（17），說日本女子一枝：「我與一枝曾在一起有三年」。（18）值得注意的是，胡蘭成對政黨不願以身許人，對女性卻每每以身相許，顯然多情男子成分多於遊走各方的謀士。

胡蘭成的美好山河歲月，男女相知相悅，是一幅和樂的人間圖景，而此人間圖景，是宋人話本和明清小說的一景，絕非現代中國。他這樣說范秀美：「秀美是住在何處都比我自然，與世人無隔。我每見她坐在簷下與鄰婦做針線說話兒，總驚嘆她的在人世安詳，入情入理。」（19）這裡的「與世人無隔」，正是胡蘭成一再強調的中國人生命情調。格物，就是要使得自身與自然無隔，他筆下的這些女子，正具備這樣的特質，渾然天成，本色見人。於此對比張愛玲（1920～1995）的西化，立刻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果不其然，胡蘭成把張愛玲列為「民國女子」，真是一語道破。

巧妙的是，胡蘭成這位傳統文人和民國女子張愛玲的姻緣，卻牽引出一段台灣名作家的後話。按照朱天文（1956～）的說法，早在1943年，她的父親朱西甯讀中學時，無意中接觸到張愛玲的作品，驚為天人：

上海正風行一種二十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萬象》、《春秋》等，女作家很多，有些表現大膽，讓他們初中生像讀性書一樣不好意思，手指夾在另幾頁後面隔着，若被好事的同學看到可趕緊翻過去滅迹。便是這時候，父親結識了令他一下子着魔起來的張愛玲。

此時父親讀到胡蘭成一篇〈評張愛玲〉，覺得這人的才情縱橫得令人生妒。（20）

朱天文敘述，隨後到了1950年代，《今日美國》連載張愛玲小說《秧歌》，增訂本《傳奇》在香港出版，朱西甯知道張愛玲已安全離開大陸，去信恭賀，沒有得到回音。1965年，文星書店轉來張愛玲給朱西甯的信，讚揚朱西甯小說《鐵槳》。1968年，張愛玲寄贈《張愛玲短篇小說選》一書給朱西甯，上書：「給西甯――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裡的小兵」。（21）

1974年，朱西甯得知胡蘭成在文化大學任教，特地攜妻女上山拜訪，之後，胡在文化大學遭排擠，朱西甯成了胡蘭成的新供養人，邀他居住隔壁，吃飯都與朱家人一起。這一切竟就源於朱西甯對張愛玲的崇拜，他要為張愛玲作傳，甚至希望促使張愛玲和胡蘭成再見，但是未果。朱天文記載：「1975年她寫給我父親朱西甯的信說，『我近年來總是盡可能將我給讀者的印象「非個人化」――depersonalized，這樣譯實在生硬，但是一時找不到別的相等的名詞――希望你不要寫我的傳記。』」（22）顯然，張不要把她和胡蘭成的一段歷史公諸於世，她和胡蘭成是徹底斬斷前緣，甚至因此不再和朱西甯通信。由此可見，張愛玲民國女子、西化女子，確實和胡蘭成一介傳統風流文人不是同類，怎可能有善果？

朱天文1975年讀了胡蘭成《今生今世》，驚嘆胡蘭成文才比張愛玲還高，寫信給胡蘭成表達崇拜，多年後她稱：「這是我從此完全被席捲了去的『胡腔胡說』的第一篇。」（23）胡蘭成後來要用朱天文此文為他自己新書的序，朱西甯不允。但從1976年胡蘭成在文化大學被排擠開始，朱西甯供養胡蘭成，不惜和許多老友絕交。胡蘭成教導朱家姐妹四書五經、《易經》等典籍，正是後來胡蘭成埋葬日本，墓碑上所書「義塾三三社」。

「三三」

朱天文這樣訴說：「三三，具體是有三三集刊，在我大學三年級時候創辦的，1977年4月。兩年後我們成立三三書坊。」「可以說，三三是胡蘭成一手促成的。打從結識胡先生，其間有一年的時間胡先生住在我們家隔壁，著書講學，然後返僑居地日本，至去世，總共七年。當時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我，在今天來表述，想想只能說是，前身。」（24）胡蘭成直接影響的《三三集刊》，1977年創刊，發行到1981年8月，總共出刊二十八期。三三書坊1979年成立，後於1989結束，併入遠流出版社，共出版二十八本書。朱天文後來發現，《三三集刊》根本是1944年到1945年出版過三期，胡蘭成主編的《苦竹》雜誌的延伸。（25）《苦竹》和《三三》一樣，是同仁雜誌，前者刊載張愛玲等人，後者刊載胡蘭成和三三人。也就是說，胡蘭成一生重複一種模式，到一個地，找到一個供養人，就地辦他的刊物，發表自己和文學小圈圈的作品。

為何叫「三三」呢？官方說法是三民主義和聖父聖靈聖子三位一體，其實胡蘭成另有說法：

文明的四個順位，乃至亦遍在於人事，是後來到了中國才達成，故惟中國人能如此清楚，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阿瑙蘇撒的始生文明，則惟止於三，且連這三亦不遍不備，故後世印度沿承，轉為佛法僧三寶，西洋更歪曲為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及辯證法的正反合三個階段。（26）

此間如何住持？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問多少眾？文殊云：前三三，後三三。（27）

三三，就是凡聖同居，龍蛇混雜。這正是胡蘭成的生命姿態，超越正統與非正統，聖潔與凡俗，以一種悠遊態度和光同塵。「三三」，作為一個文學團體，它究竟造就了甚麼呢？除了《三三集刊》和三三書坊外，它造就了少年得志的朱家姐妹，在十六、七歲就大展風華，以及圍繞在她們身邊的一群青春飛揚的文青集團。多年之後，當年「小三三」之一的楊照（1963～）為朱天心2015年出版的《三十三年夢》作序，他這樣寫道：

完全不在我主觀控制中，和天心並肩走着，我腦中出現的第二個影像，是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後後錯落走着天心、材俊、丁亞民、鍾信仁、盧非易、杜至偉、游明達，以及好幾個霎時竟然全都記起名字的「小三三」女生們――高菁穗、吳怡蕙、林仲全、杜嘉琪……

還記起了我自己身上穿着一件那年突然紅起來的成衣廠牌「WE」的藍色套頭平領蔴紗上衣，風吹來，又薄又寬大的衣服在身上飄，就在心上背誦 白居易的詩：「二月二日新雨晴，草牙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我們，就像是那帶點豪氣，帶點囂張，橫排一字走在津頭的少年們。（28）

正是這樣的「帶點豪氣，帶點囂張，橫排一字走在津頭的少年們」，用朱天文1996年回憶的話，「胡老師可說是煽動了我們的青春，其光景，套一句黑澤明的電影片名做註――我於青春無悔。」（29）

朱天心〈三三行〉一文：「那時真是心中一念只想着爺爺的話，中國有三千個士，日後的復國建國大業就沒問題了。我們真覺得自己是戰國時代汲汲皇皇的孟子啊，天下不歸楊，即歸墨」（30），確實，當時朱家姐妹相信了胡蘭成所說的「三千個士」就可以「復國建國」，她們一心要光復大陸，共產黨只是中國歷史長河裡的一小波，開始是光燦的民間起義，後來卻失掉了中國人的生命特質。胡蘭成冀望在台灣集合青年群眾，如果無法政治上光復大陸，也要復興文化中國。這樣的想法和做法，如今看來令人莞爾，但是當時朱家姐妹和三三文青確實堅信不移。朱天文說：「我們不要只做一個文人，希望自己像中國的士，要研究政治、經濟各種範疇的東西。做個士就是志在天下，對國家、社會的事情都有參與感。」（31）也正因此，朱家姐妹和1977年下半年轟動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只感到道德壓力（32）、對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擦身而過、完全無感。（33）台灣的鄉土，面對大陸山河，多麼渺小，多麼不值一顧。對胡蘭成來說，「三三」應是他縱橫江湖中諸多據點之一，他曾寫信給朱西甯說「三三使我歡喜」。（34）

夢語

多麼奇特的因緣，朱西甯崇拜張愛玲，張愛玲推崇朱西甯；朱西甯愛屋及烏，供養胡蘭成；朱天文崇拜胡蘭成，胡蘭成回報以提拔朱天文。這一連串的因緣，是中國人「報恩」，或者更確切的說：回報知遇之恩的最佳體現，大反「文人相輕」的歷來成見。然而，朱西甯作為父親，讓兩位女兒早早成名，卻必須用後來整整一生證明當年「胡爺」的稱讚絕非空言，着實令人沉思。

胡蘭成大力讚揚朱家姐妹，說朱天心像李白、朱天心的《擊壤歌》是《紅樓夢》前八十回。胡蘭成為《擊壤歌》作序：「現在有了朱天心，要來說明李白真方便。」（35）「自李白以來千有餘年，卻有一位朱天心寫的《擊壤歌》。」（36）照黃錦樹教授的說法：

在他那套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為骨幹，以中國禮樂文明為血肉的哲／美／神學體系中，隱匿的其實是一種小資產階級雅痞的遊藝玩賞的文化品位，是一套美食家貪饞的「吃的哲學」，卻飾以華麗的擦嘴布。在其中一切善惡美醜都被「昇華」為美感問題，歷史中的血腥傾軋被理解為幾條「自然原則」的更替翻滾。由於這「五大原則」是終極之理，它當然可以解釋一切，為所有的需求提供服務――既可以為胡粉飾不光彩的過去，也可以為戒嚴時代的復國革命――大中國文化沙文主義提供華麗的理論依據。至於對朱家姐妹的少作提供價值上的肯定，那更是「舉手之勞」了。（37）

除了揶揄胡蘭成的肯定朱家姊妹少作是舉手之勞，這裡黃錦樹精準點出胡蘭成模糊善惡、美醜，以及他明確的大中國文化沙文主義。多年之後，朱天心回顧1979年初到京都，有這樣的感慨：「――也因為這樣吧，我和天文只好在人生選擇最多的年紀、眾多路可走不走的寫下去，無非不想讓胡爺當日那番人前人後的誇讚變成笑話一場罷，我們得多少證明他所言不虛，我們得回報他的「知遇」。（此番我仍想問，他到底看到了甚麼？瞭解我們多少？……）」（38）

1972年中日斷交，或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胡蘭成於1974年來到台灣。按照朱天心的說法，「中日斷交時（9/29/1972），爺爺應曉峰先生與晴嵐先生之邀，毅然回國教書，是覺得家中有故，浪蕩子要回來看看了。」（39）胡蘭成「家中有故」？他的「家」是台灣嗎？胡蘭成是汪精衛人馬，是蔣介石敵人，也是共產黨敵人。附日，是他的天然色彩，這時日本與中共建交，和台灣斷交，他到台灣，絕非「回來」，可能是對日本的抗議，日本背叛了反共。胡蘭成效忠的從來不是台灣蔣政權，但更不是毛澤東的中國。在政治上，胡蘭成沒有祖國，在文化上，胡蘭成把日本當作了傳統中國，因為日本保留的是唐朝文化風貌。胡蘭成把一切想像落實在日本，日本才是文化中國保留地，這種心態直接影響了朱天文和朱天心。否則，朱天心為何三十三年內老往京都跑？

《三十三年夢》裡的最初一年，1979年，朱天心、朱天文、仙枝（林慧娥，1953～）和胡蘭成同遊奈良。朱天心在〈江山入夢（下）〉裡這樣描寫：

三個女孩只顧忙着又笑又掩裙子，爺爺和岡野君早走在老前頭了，只見爺爺的長袍給風撩得高高的，人又走得疾，在嘩嘩湧動的松群裡，是一幅歷史的畫。而眼前根本不是奈良，根本不是日本，根本不是民國六十八年，爺爺是杖策謁天子，而我們卻又是三朵開得滿滿的花兒，在大地上，而我們終將被繡進歷史的織錦裡。我眼睛為之一濕。（40）

胡蘭成是謁見天子的翩翩文士，三位文青如繁花盛放，正是一副江山和樂圖。一種身在歷史圖景中的自覺，正是三三文青那個時期的共同文風，而此，無疑是胡蘭成的影響。朱天文、朱天心、丁亞民（1958～）、謝材俊（唐諾，1958～）等人，動輒山川日月，一回顧就進入中國歷史畫圖中。丁亞民1980年這樣寫道：「如同以前想過材俊呀、林端呀、你呀、我呀，四人合出一本書可有多好；想我們這段歲月、我們的一顰一笑，終將是歷史上的，終將是世人永遠懷想不盡的，而我們這樣在其中，是這樣的，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41）謝材俊同年寫道：「天心的文章像李白」；「引完這一段，細細再想，這本書也許他日亦只是天心的荷塘微波，三三諸人和這一代歷史要天心作的，又豈僅僅是秉如椽大筆的創作者而已，即使是寫，也要寫的民國這一代的歷史。」（42）朱天文1996年為三三作結，有這樣一句：「面臨小小短暫吹起的三三式文具，一見又是風啊，陽光，日月，山川的，惱道又來氣象報告了，而我們是始作俑者」（43），也許是最佳總評。

朱天心在《擊壤歌》之後，不再青春。1987年解嚴，她開始「士」的實際作為，參與政治。朱天心1992年加入中華社會民主黨（社民黨，1991～1994，後併入新黨），並參選國大代表補選；1995年代表社民黨參選立法委員；2004年參與「民主行動聯盟」（公民團體，2004～2008）。朱天心和朱天文多年致力於「流浪動物保護」。私領域方面，1984年她與「三三」少年知己謝材俊結婚，1986年生女謝海盟。但是，在朱天心的專業寫作上，她不斷回去的是眷村，中下階級軍官的眷村巷子。她寫的是一群少年意氣風發，但是進入社會後格格不入，飛揚朝氣無以為繼，成為台灣島局外人的外省第二代。1992年《想我眷村的兄弟》：

她甚至認識了一大堆本省男孩子，深深迷惑於他們的篤定，大異於她的兄弟姐妹們，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們，基於各種奇怪難言的原因，沒有一人沒有過想離開這個地方的念頭，書唸得好的，家裡也願意借債支持的出國深造，唸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離開；大女孩子唸不來書的，拜越戰之賜，好多嫁了美軍得以出國。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甚麼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起碼在那些年間――（44）

所以你當然無法承受閱報的本省籍丈夫在痛駡如李慶華、宋楚瑜這些權貴之後奪權鬥爭的同時，所順帶對你發的怨懟之氣，你細細回想那些年間你們的生活，簡直沒有任何一點足以被稱作既得利益階級，只除了在推行國語禁制台語最烈的時代，你們因不可能觸犯這項禁忌而未嘗遭到任何處罰、羞辱、歧視（這些在多年後你丈夫講起來還會動怒的事），儘管要不了幾年後，你們很快就陸續得為這項政策償債，你的那些大部分謀生不成功的弟兄們，在無法進入公家機關或不讀軍校之餘，總之必須去私人企業或小公司謀職時，他們有很多因為不能聽、講台語而遭到老闆的拒絕。（45）

1994年《小說家的政治週記》：「但是當愛台灣變成一個資源的時候，愛台灣便充滿了排他性，為了防止大餅被其他號稱愛台灣的人分食去，竟然希望別人不要那麼愛台灣的好」。（46）朱天心，一如許多「外省人」，在1987年解嚴後，漸次感到被排擠，對自己居住的「台灣」是否還是「中華民國」感到焦慮。九十年代開始，朱天心直接投入政治，而關鍵的一年是1996年的總統直選，以及選舉前的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寫於1996年12月的〈古都〉：

最重要的，你結婚近二十年的丈夫決計不會走了，你看到他與周遭幾萬張模糊但表情一致的群眾的臉，隨着聚光燈下的演說者一陣呼喊一陣鼓掌，陌生極了，終於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裡去中國之類的話，你丈夫亂中匆忙望你一眼，好像擔心你會被周圍的人認出並被驅離似的。（47）

不知打從甚麼時候開始，飛機着陸島上震動的那一剎那，你都會默唸「土番所處，海鬼所踞，未有先王之制」，咒語似的唸一次以後，就比較能接受一出機場的黏熱和逃難一般的混亂瘋狂場面。（48）

孰悉的眷村圍牆推倒，眷村人，變成台灣本土的「外來者」，台灣，突然陌生了。這究竟是婆娑之洋，美麗之島？還是瘴癘之鄉？朱天文在台灣向前邁進的所謂民主歷程中，顯然進退失據，矛盾糾結。陽剛之氣的朱天心熱衷伸張正義，因此才有諸多實際政治參與，她形容自己的覺醒如同哪吒「刮骨還父，剔肉還母」，但是，清瘡之後呢？也為眷村兄弟伸冤了，也倒了扁，讓馬英九上台了，之後呢？這正是朱家姐妹和許許多多國民黨權勢之外的外省第二代的致命傷，他們缺乏正向力量，僅僅在否定、反對，所有負面抗爭上發光發熱。果不其然，這些傷痕纍纍、鬱悶無告，心態上是「受害者聯盟」的永遠反對黨，最終會把愛心投射於保護流浪貓狗。人，是放棄了。這個時候，朱天心可以找到慰藉的，是年年往京都，住在旅店，看櫻花。《三十三年夢》，等於宣告：「三三是一場夢」。

朱天心說，她嘗試寫的，是「我在場的這五十年台灣」（49），而她的主軸，不是台灣，是京都。2015年的《三十三年夢》：「我第一次來京都（1979）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50）這裡記述了一些親密文友，三十三年間的聚散，除去瑣碎的個人恩怨，感人的話是2006年為藍博洲《戰風車》所寫的序文裡的：「我喜歡極了這些個過往我熟知熟讀他們行事和文字的友人，我們在一個最好的時候遇到，珍惜共同認知的那一塊兒」。（51）京都，是恆常穩定的，台灣，卻是多變的；少年時代是永恆的，那之後，人事不可料。其實，朱天心一直在寫一種奔向死亡的存在，正如櫻花的乍開乍謝。她《擊壤歌》裡的青春少年變成「老靈魂」，以朝向死亡的姿態活着。1992年的〈預知死亡紀事〉：「我們的老靈魂們哪裡是此輩中人，他們不是厭世，不是棄世，他們只是如此的被『可以主動選擇死亡時刻』所強烈吸引，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很有些斯多葛學派（Stoic）的味道，他們之所以能肯定生命，是因為能肯定死亡」。（52）

1977年《擊壤歌》之後，朱天心不再少年，因此也沒有所謂的「少年法西斯」，因為這絕非信仰的完美堅持，毋寧是信仰的徹底破裂。（53）胡蘭成稱讚朱天心的《擊壤歌》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如今看來，並非善意，因為八十回之後只有悲劇。這印證在朱天心書寫眾生時，下筆的尖刻（〈恭請連戰出使閣揆〉，《小說家的政治週記》1994）、嘲諷（〈佛滅〉，《我記得……》1989）、失鄉（《古都》1997）、逃避（《三十三年夢》2015）。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朱天心文字流露出「尋找死亡之地」的奇特執著，可能是奧地利的聖沃夫崗湖畔，可能是櫻花盛開的京都，卻不是台灣也不是大陸。1999年發表的〈出航〉：「毫無疑問的，那將是你日後的棲息之地，當你的靈魂像該地農民至今仍相信的――緩緩如同一朵白雲自口中吐出時，立時，才不會以候鳥慢飛的速度，立時凍結在這洞窟的某黑暗處，真正、真正沉酣着，冬眠着。為甚麼會是這裡？但當然就是這裡。」（54）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她勤於遊蕩，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當然四海為家。這不僅是政治焦慮，更是創作焦慮，她是要找尋一個最終釋放靈魂的棲息地。多麼奇特啊！為何如此呢？朱天心以為她沒有像朱天文一樣那麼受胡爺影響，其實，朱天心的陽光璀璨，定格在了少年，正如張愛玲。

巫言

1994年4月30日，朱天文在美國紐約「中華文化中心」所舉辦《荒人手記》英譯本出版新書發表會上說：

我反省我這一代在台灣長大的人，我們屬於這個養成羞恥心的環境中長大的最後一代台灣人。羞恥心和恬不知恥在勢均力敵的地方相交。這時色情處在異常緊張的時刻。台北在世紀的轉換期，經歷了這一刻。（55）

按照朱天文的說法，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轉換期，台北人由「羞恥心」（sense of shame）轉換為「恬不知恥」（shameless）。二十世紀末的台灣發生了甚麼呢？朱天文以此長篇《荒人手記》，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首獎，她的得獎感言：

隱居寫長篇的這段期間，由於我的妹妹朱天心跟她先生參加了當時朱高正的社民黨，每個星期三下午去青島東路開會，因此都是我坐公車去接幼稚園的盟盟，那是我極有限跨出家門的機會之一。以及，那年年底幫朱高正、林正傑的競選立法委員站過台。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為中心的政商經濟結構於焉完成，幾年之內台灣貧富差距急驟惡化，當權為一人修憲令舉國法政學者嗔目結舌，而最大反對黨基於各種情結、迷思，遂自廢武功的毫無辦法盡監督之責上演着千百荒唐鬧劇。身為小民，除了閉門寫長篇還能做甚麼呢？

結果寫長篇，變成了對現狀難以忍受的脫逃。放棄溝通也好，拒絕勢之所趨也好，這樣的人，在這部小說中以一名男同性戀者出現，但更多時候，他可能更多屬於一種人類――荒人。

我亦感謝我的父母家人（也是我的師友、同業），對如此一名荒人的諒解、支持。（56）

果然還是政治。作家朱天文對政治現狀難以忍受，為逃避而寫作長篇，並且必須自比荒人，才能平復精神痛苦。這種近乎自虐的態度無疑正和朱天心筆下的「老靈魂」，那種趨向死亡的存在異曲同工。真有這麼嚴重嗎？九十年代中期，台灣人有羞恥心的一代人死亡，取代的，是恬不知恥的世代？這裡朱天文再次強調：「羞恥心如果是舊的好東西，恬不知恥就是新的壞東西。我從恬不知恥着手，寫出來這本《荒人手記》。」（57）無恥，就是朱天文寫此作的動機，而此作為她帶來一百萬台幣獎金。

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在朱天文筆下成了「綜藝島」。2007年的《巫言》：

綜藝島上，新品種首長們天生具備握手功，注目功，攝影機一出現，他們就調門拉高立刻駭起來。無須前奏或藥物，他們是天然駭。故而與阿舍先生正好相反，約書亞先生只有群眾，沒有朋友。他之依賴群眾，以至於酗。酗群眾，酗攝影師，酗媒體。（58）

是日，秋光冉冉，貓人現形記。

他立下咒誓，再也，再也，不出門了。

不接電話。

不見人。

不發言。

爾今爾後，他之所以還活着，是一個負面列表式的活。一個以不字開頭的活。（59）

別，別打招呼，別問我姓名，千萬別。我是來放鬆，當白癡，當野獸的。請你把我看作一張椅子，一盞檯燈，一隻抽屜，或隨便一顆甚麼東西，總之不要是個人。因為我肯定不會跟你有半句人語的。（60）

一月一日

衰上加衰，遲了兩分鐘沒趕上倒數。

本來我們想停車很難所以把車放在他部隊附近，改搭捷運到台北車站換板南頭線，結果台北車站塞爆了，根本擠不上。四個人跑出站換計程車，到仁愛路圓環又大堵車，趕快下來用走的，走到市府廣場人家都數過了。滿街，全全全全部是人。回家兩點多，接到金妮電話去天母后花園，吃呀喝呀，天亮了，去釷星。陶小株朵麗施他們從遠企陳桑那邊過來，駭到不行，十點結束又再去KTV，K到下午三點鐘，搞不清，還以為是晚上三點。朵麗施他們要上山泡溫泉，我們回家了。（61）

所謂功能性強，對巫人而言只有一件，一個誰也不理誰可以讓人放心寫字的地方。換言之，那兩家的侍者小妹，上道極了。她們完全收訊到巫人的需要，立刻戴上面具成為人模，人的模型。（62）

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朱天文筆下台灣綜藝島上，是荒人、貓人、巫人的樂園。自廢、自棄、自虐，就是光榮。1990年的米亞「衣服人」（〈世紀末的華麗〉）、1994年的意淫同性戀「荒人」（《荒人手記》）、2007年酗群眾的政客、不出門、不接電話、不見人、不發言的貓人、是白癡、是野獸、是椅子、是桌子，就是不是人的無語人、日夜顛倒的醉生夢死人、巫人、「人模」（人的模型）（《巫言》），朱天文筆下貫徹始終的頹廢已成墮落。這果真是台灣讀者歡喜捧讀的經典文學作品？還是恰巧迎合了一些後現代同仁評論家的奇特審美觀？她的文字是一種藥，堆疊鋪陳眩惑迷人，但是，藥效過後呢？

妖師夢語巫言。朱天心、朱天文是好作家，更是真性情朱家才女，但是，少年飛揚的作家堅持不向台灣1987年解嚴後的劇烈政治變化妥協。何須如此？世紀末到世紀初，她們在專業寫作這一條路上，寫出的公認佳作，一貫是負面人生圖景，以夢語、巫言，回報腳下土地。妖師胡爺的中國古典山河歲月不再，僅僅是必然，而台灣外省第二代的受害受傷情結，也必將隨歷史浪潮沖刷乾淨。別忘了，還有青春飛揚的新生代正在成長，救救孩子。

【註】：

（1）      胡蘭成自稱帶有妖氣，而且頗以此自豪。胡蘭成談《白蛇傳》裡的白蛇：「而她盜取管庫，且偷了天上的仙草，對白鶴童子及法海和尚都是捨了性命去鬥，這樣叛逆，也依然是個婉順的妻子，中國民間的婦道實在是華麗深邃。」「這個法海，他是為衛道，而且因他那樣的是道，所以白蛇娘娘是妖了。要我寧可做妖。」見胡蘭成，《今生今世》上下二冊，上冊（台北：三三書坊，1990），頁30、32。「我這樣逛逛，很慶倖自己對於政治有一種生疏，且對民間亦有一種生疏。白蛇傳裡的白蛇娘娘，她在瑤池群仙班裡不合格，來到人間做媳婦又落第，我大約亦帶幾分妖氣。」見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冊，頁270

（2）      胡蘭成，《山河歲月》（台北：三三書坊，1990），頁232

（3）      胡蘭成，《今日何日兮》（台北：三三書坊，1990），頁29

（4）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冊，頁180

（5）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冊，頁343

（6）      胡蘭成，《山河歲月》，頁250

（7）      胡蘭成，《山河歲月》，頁253

（8）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冊，頁205

（9）      朱西甯，〈天心緣起――代序『未了』〉，朱天心，《未了》（台北：聯經，1982），頁3～11、4

（10）    朱西甯，〈天心緣起〉，頁10

（11）    薛仁明，《胡蘭成  天地之始》（台北：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163

（12）    胡蘭成，《禪是一枝花》（台北：三三書坊，1990），頁36

（13）    胡蘭成，《禪是一枝花》，頁37

（14）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叔本華（Schopenhauer，1788～1860）悲劇哲學解釋賈寶玉出家。叔本華認為人生是一大悲劇，受控於一種無法逃避的意志（慾望），人類徘徊於不滿和厭倦之間，永無快樂。唯一解脫就是除去「慾望」，達到涅槃境界。這裡，《紅樓夢》裡賈寶玉出家，此「玉」正是「慾」，就是除去了慾望，由此解脫。王國維認為，寶玉出家是徹底違背中國人倫的悲劇，卻正是《紅樓夢》了不起的地方

（15）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冊，頁328

（16）    胡蘭成，《今生今世》上下二冊，下冊（台北：三三書坊，1990），頁419

（17）    胡蘭成，《今生今世》下冊，頁612

（18）    胡蘭成，《今生今世》下冊，頁562

（19）    胡蘭成，《今生今世》下冊，頁443

（20）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台北：印刻，2008），頁155～156

（21）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157。朱天文敘述張愛玲贈書這段，也出現在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下午茶話題》（台北：麥田，1992），頁194

（22）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153～154

（23）    朱天文，〈花憶前身――寫於「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2000年10月24～26日香港嶺南大學），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252

（24）    朱天文，〈花憶前身〉，頁249

（25）    朱天文，〈花憶前身〉，頁257

（26）    胡蘭成，《山河歲月》，頁18

（27）    胡蘭成，《禪是一枝花》，頁147

（28）楊照，〈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三十三年夢》（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5～10、6

（29）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188

（30）    朱天心，〈三三行〉，《昨日當我年輕時》（台北：三三，1989），頁220～228、224

（31）    朱天文，〈文字與影像 Words and Images 訪談朱天文與侯孝賢〉，《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印刻，2008），頁288

（32）    朱天文〈花憶前身〉：「首次我感覺到壓力，是七十年代下半鄉土文學論戰。當時我們在唸大學，那個年紀能寫甚麼，無非青春無謂的煩惱，白日夢，愛情，以及自己以為的人情世故，小奸小壞。這些，雖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地步，亦相去不遠矣。學校裡建築系那些男生，揹着相機上山下鄉拍回來的強悍黑白照，配上文字報道，帥啊，太時髦了。這壓力的具體化身，最高標的一位就是陳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們的道德壓力。」見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256

（33）    朱天文：「迎向八十年代的前夕，發生美麗島事件，眾多人因之而覺醒，而啟蒙。但同處於一個時候的我們，至少我吧，何以絲毫沒有受到啟蒙？也二十三歲了，也看報也知逮捕人，乃至過後的大審，都知道，但怎麼就是沒有被電到？我與它漠漠擦身而過，彷彿活在兩個版本不同的歷史中。」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212

（34）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223

（35）    胡蘭成，〈代序〉，（摘自《中國文學史話》），朱天心，《擊壤歌》（台北：聯合文學，2001），頁6～11、6

（36）    胡蘭成，〈代序〉，頁11

（37）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1997），頁235～282、240

（38）    朱天心，《三十三年夢》，頁41

（39）    朱天心，《擊壤歌》，頁212

（40）    朱天心，《昨日當我年輕時》（台北：三三，1989），頁213

（41）    丁亞民，〈逢逢白雲――為天心〉，朱天心，《昨日當我年輕時》，頁5～9、8

（42）    謝材俊，〈登高丘•望遠海――賀天心的「昨日當我年輕時」〉，朱天心，《昨日當我年輕時》，頁11～16、12、16

（43）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頁224

（44）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1992），頁78

（45）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92

（46）    朱天心，《小說家的政治周記》（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77

（47）    朱天心，《古都》，頁168

（48）    朱天心，《古都》，頁210

（49）    朱天心，《三十三年夢》，頁438

（50）    朱天心，《三十三年夢》，頁18

（51）    朱天心，《三十三年夢》，頁346

（52）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160

（53）    「少年法西斯」一詞，按照黃錦樹的解釋：「『少年法西斯』一詞為施淑先生所鑄。意指一種類似青春期的精神狀態，把某種（道德）理想的純度提煉至絕對，而不擇手段、狂暴的（甚至血腥的）對社會上實踐未達致此一純度的人、事、物展開無情的懲罰式攻擊，以維護理想之名行使暴力、以對他人的要求替代了自我要求。以文學作品而言，赫塞的《彷徨少年時》、三島由紀夫《午夜弋航》為其表率。」見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頁243

（54）    朱天心，《漫遊者》，頁90

（55）    朱天文，〈廢墟裡的新天使〉，為《荒人手記》英譯本出版的新書發表會寫，1994年4月30日在美國紐約中華文化中心舉行。夏志清主持介紹，王德威即席英文口譯。收在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印刻，2008），頁256

（56）    朱天文，〈得獎感言  奢靡的實踐〉，朱天文，《荒人手記》二版（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236、237

（57）    朱天文，〈廢墟裡的新天使〉，頁256

（58）    朱天文，《巫言》（台北：印刻，2007），頁32

（59）    朱天文，《巫言》，頁84

（60）    朱天文，《巫言》，頁6

（61）    朱天文，《巫言》，頁158

（62）    朱天文，《巫言》，頁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