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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娳 : 撐起自己的天空——讀劉登翰《自己的天空》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6年12月號總第384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鄭明娳

劉登翰初版於2010年10月的《自己的天空》,應該是他個人散文的精選集。

全書分五輯:「雲捲雲舒」最能代表他自幼至長的心靈歷程;「歌聲與笛聲」書寫大陸四個人文景觀,頗似報道文學;「生命箴言」則是記人散文;「立交橋凝思」收錄他在專欄裡寫的文章,內容比較複雜,有哲理散文、時事評論、心情小品、雜文等等;「風從海上來」則是他遊歷海外的散文。

 

1

書名《自己的天空》,有着雙層含意: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天空,在這空間裡可以正常地成長/生活;然而作者以及他成長的家庭,一直都在貧窮且狹隘甚至痛苦的空間中苟存。整個家族的傳統是男丁在十六歲就得漂洋過海到南洋成為早期最艱苦的華工,許多鄉人像他父親一樣,最終客死異鄉。他的父祖先輩不論工作、生活乃至死後只能埋骨於異國的天空下,是中國人最遺憾的事――這是反面書寫「自己的天空」。至於作者從幼年到中學畢業,也一直在貧窮、狹隘且被霸凌的天空下生活,直到考上北大,總算擁有五年自在求學的空間,沒想到畢業時正想振翅翱翔時,竟突然意外被鎩羽落翅。

如果只讀本書第一卷,那麼,作者是完全沒有自己天空的人。然而此卷用「雲捲雲舒」命題,意味着在沒有自在空間的情況下,他也要活出如雲般自在舒捲的心靈空間,以一股自強自勵的精神對抗過去強烈的失落感。

當讀者繼續閱讀下去,就會發現自在的生活不易企及,作者一直與困境搏鬥,到了全書末卷他已經悠遊於五湖四海/境內/境外;這時候,他是否可以打造並撐起完全屬於自己海闊般的天空呢?在全書末尾寫於2008年的「後記」中,作者自我詮釋,把「不屬於我的天空」設定在二十年下放三明之難。並自言這「異國的天空,已經遠去。」就像在其他文章中一樣,忍不住再度訴說命運安排一切,結論是「對於曾經有過的坎坷與磨難,以及隨後到來的寧靜與平和,我都懷一顆感恩的心。」這是全書的結論,也是作者走過坎坷半生的最後結論。讀者可以用來觀察作者在散文中呈現憂鬱而悲觀的個性,在他努力修為下,是否達到此結論所說的「涅槃」境界。

第一輯「雲捲雲舒」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形成作者一生內在心靈的底盤,它所撐起的天空完全不應該屬於一個孩子/青少年成長的環境,這份陰暗的雲霧不僅籠罩主角青少壯年,甚至往後所有的日子。

首篇〈魂兮歸來〉放在全書開頭,充滿悲怛之情,它既是全書的開頭,也是作者一生命運基調的開端:出生時,父親已經長期離家遠赴菲律賓打工,像中國早期離鄉背井到世界各地的華工一樣,用勞力賺取微薄的薪水,再輾轉匯回家鄉養活妻子兒女。主角跟父親一生幾乎沒有見過幾次面,也就談不上親情的濡染。父親微薄的養家費,後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時斷時續,家中情景更為慘淡。在他小學畢業前父親回家探親之後,就再沒回來過,直到他大學剛畢業,接到父親客死異鄉的惡耗,父子緣慳份淺莫此為甚!題目用「魂兮歸來」四字,實在說來,他對父親的面貌不但模糊、跟父親相處的時光過於短少、何能承受父親的愛撫?又怎能理解父親的靈魂呢?「魂兮歸來」呼喚的是應該擁有但卻從未承受過的父愛啊!

本文悲怛之深,除了一生和父親緣淡情薄,更因後來風聲鶴唳的時代背景,凡是出國工作者的子女都被列為「海外關係複雜」,大學剛畢業的作者因此被「流放」到偏遠小鎮三明學非所用地「支援工業建設」,且一去二十年!對一位滿懷理想、雄心萬丈的青年來說,這無異是粉碎前途的晴空霹靂。本文(也是全書)開頭第一段就感嘆「在我的生命裡,有一片小小的,不屬於我的天空,無論陽光瑞麗,或是濃雲密聚,它都籠罩在我的頭頂。」這裡的天空也是指三明之難,放在整本書來看,題目呼喚的不僅僅是父親乃至祖先的靈魂,也是呼喚屬於自己的天空何以不能「歸來」!

不論是親子關係的淡漠還是二十年青春下放的浪擲,都是命運造成的悲劇,這種境遇對性格比較憂鬱悲觀的人,其傷害就極為深沉,療癒的過程也更為艱辛。

放眼看去,作者個人命運的蹇滯,也正是整個時代驅遣下當時眾人的悲劇,「生命箴言」裡書寫的人物就是證明。然而,憂鬱的作者對於這二十年之阨,一直耿耿於懷,難於排解。除了本篇很明白的說:「最好的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幾個二十年?」往後的散文中,更再三重述淪落三明的緣由,或者行文中提及在三明時,總是使用「貶落、流落、落魄、落泊、漂泊」等字眼來形容,他人生的遺憾是「我常常感慨我的人生是從四十歲開始的……」(23頁)

因而,鬱悴乃成為他抒情散文的基調。

非常特殊的是,本書中以人物為主的散文,尤其「生命箴言」中書寫的眾人物之性格特質跟作者幾乎大相逕庭──這似乎暗示作者潛意識對另種性格的嚮往──這證明時代悲劇籠罩在所有青年頭上時,心靈會沉重地往灰暗墮落或者逆向地往上躍升、亦或者隨俗浮沉,則是由人物性格來決定。本書中書寫的人物幾乎都使用各自的方式來反抗/對峙時代給予的命運,因而產生撞擊後耀眼的光芒。

例如〈尋找生命的莊嚴〉中的主角,顯然生命形態和作者完全不同。作者在西北沙漠偶遇三十多年前這位學長:後者五十年代是優秀青年的典範,在當時社會全面瀰漫着參軍參幹熱潮中,十七歲的他放棄就讀大學機會,報名到大西北參與修路大軍,奉獻全部的青春與熱情。

三十多年後意外相見,對方早已淪落為西北沙漠裡的一介老漢,和親人斷絕一切音訊的他,曾經獨自回到南方故鄉及母校,流連一番即再折返大西北,選擇在此終老。

作者寫道:「這次是為了甚麼?為了甚麼?」(19頁)

「上次」是時代的驅遣,熱情的青年身不由己做出選擇。經過三十年的「教訓」,「這次」有機會全權自我選擇,他竟然放棄溫潤的家鄉,回到乾旱的沙漠。這是意志的決定,作者驚訝地質問,顯然換成他,不會做這種選擇。

全書只為這位「尋找生命的莊嚴」的人物書寫一篇散文,作者對他認識不多,所以個人的描寫很少。但僅僅這些文字,就足夠讓人理解主角剛毅/外放/無悔的性格,曾經選擇、日後也堅持生命底層的那份莊嚴絕對不容動搖,使他成為悲劇命運所撞擊出來的悲劇英雄,讓讀者嘆惋與敬佩。

與學長分手之後,作者時常「從夢中被一種莫名的揪痛攪醒」,讀到此,我們就知道這裡書寫的學長只是一個背景,主要是用來襯托作者對於命運的傷痛與叩問,學長的「選擇」造成他無法排解的疑惑與悲怛;在作者看來,一個十七歲、一個二十歲,就被腰斬的青春永遠喚不回來,他們兩人應該有着相同的「揪痛」,而學長竟放棄可以彌補的機會,作者忍不住地產生難以壓抑的「天問」:「這次是為了甚麼?為了甚麼?」行文至此,其深邃沉痛遠遠超過題目說的「莊嚴」之感。

「生命箴言」有兩篇書寫蔡其矯,不僅文章本身精彩(由於兩篇寫於不同時期,可能基於當時發表時的必要,兩篇有些內容出現重複書寫,在結集出版時成為小缺陷,建議再版時,稍為刪芟即可),更能映襯出作者不同的性格。

〈尋找生命的莊嚴〉中角色只有精神力道,其個人面貌是模糊的;然而兩篇書寫蔡其矯的文章,除了許多具體描寫主角的思言行為,又融合主角文學藝術的特色,使得角色成為立體可觀的人物。

筆者要說的是,不論是經過特寫的蔡其矯,還是無名無姓(那代表當時許多相同命運的人吧)固守沙漠的學長,這兩人跟本書作者同樣經歷時代/社會/政治的災難,但生命形態完全不同。以面貌清晰的蔡其矯來說,他有許多和作者相同的嗜好;例如都是文化知識分子、都熱愛文學、都寫詩、都有傳播文學種子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他有不少跟蔡其矯相處的機會。蔡其矯一生受到無辜的災難可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間總是被「嚴厲的大批判」,太多傷透詩人心腸的事件!但蔡其矯對待災難的態度卻是豪邁地用創作來反抗(他的豪邁讓人想起可敬可愛的蘇東坡),他的反抗成就了他的文學,以人生的終極價值來說,作者說得好:「詩人不幸,詩有幸」、「你雕塑歷史,歷史雕塑你」。

就性格來說,任何外在的災難都打不倒蔡其矯,他像皮球一樣,越打反彈越高。本書兩篇文章中多次用「意態飛揚、飛揚的神采」形容蔡其矯的形貌,年過七十的他即興演講仍然慷慨激昂。他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各地獨自旅行,七十多歲還隻身赴西藏遊走,一生的志願是走遍全中國,把經歷都寫進詩中,故被視為山水詩人。

蔡其矯的心靈是「旁無他顧的自由境界」、「充滿了勃勃英氣和創作的雄心」,甚至在七十歲之後的他,仍然「充滿活躍的青春創造力」。作者筆下蔡其矯八十歲之後寫的詩作仍然「很青春很激情」、「很純粹又很政治的詩」!

蔡其矯不只是一位書寫山水/愛情/人情的詩人,難能可貴的是在那個時代他竟是一位政治詩人。令人驚訝的是1959、1970年兩度因為詩作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仍然不改其志,甚且進一步用很藝術的方式成就他的政治詩作。他跟所有人一樣,在政治炒作狂潮時也曾經陷入時代的陷阱,但他很快自我反思而回歸到藝術核心,這種珍貴的心靈路程值得詩評家用心解讀並給予高度尊敬。

作者用兩篇散文就把蔡其矯全然藝術家的生命情境表現得玲瓏剔透。

回頭再看,蔡其矯的詩作在1959年之後就因政治因素被迫離開北京貶回福建,文化大革命時,他再度被貶到永安勞改八年,他遭遇到時代命運的災難不比作者輕。然而,兩人面對命運的態度迥然不同。

作者認為離開文化中心北京、也離開了朋友和家人,被貶到福建的蔡其矯是寂寞的。事實可能不然,蔡其矯「時常獨自一人攜帶簡單的背包一座山、一條河、一個縣城一個縣城地跑。所到之處都有詩留下來。」(98頁)這使人想起他比貶放永州的柳宗元需要攜朋引伴來寫遊記的生命情境更為高拔。

蔡其矯可以完全獨處,也可以在人群中熱情地散播文學種子,下放永安八年,他就聚集並引導年輕詩人,一起寫詩,辦地下詩刊,作者寫道:「在災難歲月居然有這樣詩意盎然的日子,不由使我心中好生羨慕。」(99頁)「羨慕」兩字,不正道出作者和蔡其矯完全不同的性格嗎?

「生命箴言」裡還有一位做甚麼事「都得出點格」(117頁)的袁和平,全然是無法規範的藝術家性格。他和蔡其矯一樣,不論遇到怎樣的災難、不論身體被如何地囚禁,他們的心靈仍然在藝術的領域裡海闊天空地自由行走。類似際遇的作者,則時常停格在沮喪的心結裡。

「生命箴言」中跟作者命運遭遇/生命情境比較類似的范方,作者筆下說「他在生活中失去太多,也無法再從生活中追討回來。他只有回到詩裡,才能找到內心的寧靜與平衡,在感情的補償中重新創造自己。」(121頁)

在同樣的生命情境裡,作者顯然想用散文來抒解鬱悶,我們閱讀到的不是寧靜與平衡,而是心靈內在的糾葛難解。這種糾葛,時常在反寫中鮮明地呈現出來。全書第一篇〈魂兮歸來〉第二段書寫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三明時:「我以一種罕有的忍耐和曠達,接受了命運的這份賜予。」(3頁)既然極度忍耐地承受,就很難曠達起來,上天給的明明是災禍,就不能稱之為「賜予」,就在一句裡,作者用反寫的方式表達他的苦楚。

同篇敘述因父親是海外華工,使他流放三明,同時失去事業和愛情,「我開始享受父親在生前未及給予我們的愛和恩遇了。」而後接踵而來的各種階級鬥爭以及文革、母親的慘死等等「我都不免受其惠。」同樣都用反寫手法。

那一脈粗獷與溫馨――我在三明的一段人生」是為三明建市三十年而寫的文章,他有二十年生活在三明,見證了城市的履歷。本篇書寫三明的文學/藝術等文化建設,如何從荒蕪中慢慢發芽成長,作者是播種/耕耘者之一。三十年後回顧這地方已經前進了很大一步,文章最後一句說「作為一個曾經把青春和心血凝結在這座城市的三明人,不能不充滿了欣喜與深深的感念。

作者經常在文章結尾時,把頹喪的氣氛振作起來,這反而流露他內在的矛盾。在這篇散文裡就有許多例證,例如文中再次述說大學剛畢業,竟被貶到三明,「從此,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幾乎是青春的全部,便凝結在這座當時還荒漠如一片雜亂工地的工業新城了。」、「正走在人生低谷的二十多歲的我……」、「這個黯淡歲月」……懊惱之情時常溢於言表。

後來有些成名的朋輩同窗為他的際遇惋惜,他寫道「不悔人生是我最初也是最終的信條。我相信,人生的意外有時也是一種機會和挑戰。我失卻了許多如我留京同學那樣的機會,但也獲得了另一種他們不可能有的機遇。

除了本篇,在其他文章中,作者也時常說人生的意外也是一種難得的機遇;然而,跟上引文一樣,他並沒有敘述「另一種他們不可能有的機遇」的珍貴之處,讓讀者理解他終究可以「不悔」。

此外,全書多次重複敘述被貶三明的經過,並悲嘆地說「把二十載最美好的歲月撒落在閩西北的蒼茫大山之中」、「那段幽暗的日子」、「走在人生低谷」都是直說方式。這樣悲淒的心情,要說不悔或者感念其實不具說服力,倒是用反寫來閱讀比較適合。

三明二十年,成為作者生命永難療癒之殤,文章內出現的一些矛盾,是作者掙扎地用各種方法療癒自我而出現的糾葛。他有時不斷自我叩問(實際上也是屈原式的「天問」);有時從反面思考禍福相依;有時正面鼓舞自我;有時想放開胸襟迎接現實,但更多時候是落入難以自拔的悲情裡……種種自我拉扯的糾纏心結,使他發展出憂鬱的抒情散文及思考人生的哲理小品。

前文作者提到「不悔」,後來「立交橋凝思」裡有題名〈不悔人生〉一文(144頁)再次詮釋他的哲學思考。免不了又重述十七歲到大學畢業原本風光的日子,卻在畢業時被貶放到三明二十年,「有時我也埋怨這是命運,但既是命運便無可迴避……這樣一想便會突然發現這不幸人生背後的有幸一面,我獲得了另一種新的視野和體驗。特別是體味到了從順境不甘被生活暗流吞噬而重新掙扎着浮出水面的甘辛和自慰。」這裡,終於詮釋了前文所說另一種機遇的「收穫」;然而,在內心深處,真的視之為正面的收穫,還是仍然安慰鼓舞自我之詞呢?

本篇結尾說:「從有怨有悔走向無怨無悔,從形而下的拘執走向形而上的超越,人生才開始進入成熟的境界。」這句話當然不是反寫,但也不像是作者個人修持後抵達的目標,更像是在文章結尾振起文勢的作法。本篇放在次文類龐雜的「立交橋凝思」中,看來更像是一篇勵志小品。

日出的冕禮和日落的輓儀」裡,作者述說二十世紀的大半歲月「滲透在我生命的每一圈年輪裡,我的歡樂,我的痛苦,我的期盼,我的追悔,都在這裡。愛也罷,恨也罷,詛咒也罷,感激也罷,無論撫摸哪一段時光,都會牽腸掛肚地引起我揪心的疼痛。」(22頁)顯然,離開三明後的作者的生命仍然被複雜的愛恨情仇所糾纏,這些都應該化為抒情散文一篇篇面世,憂鬱的內心深處亦有其引人的魅力。又或者,他深深思考,化為哲理散文,例如本篇,就可以詮釋生命中「日出」與「日落」前後兩個階段的關聯、意義與反差。

本書在心靈左衝右突的叩問與反思中,還沒有找到心靈最終的歸宿,有時我們可以讀到比較開朗的結論:「學會瀟灑吧,能夠瀟灑是人生的一大妙境。」(143頁)、「看來,如何地享有生命,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人生命題。」(159頁),還有多篇文章都在思考「如何面對」,但同時又感到生命來日無多,必得好好珍惜云云。

作者四十歲時,被調到研究單位,終於可以做他日夕渴慕的專業學者,在他五十歲時,寫作〈自由和不自由〉(130頁)一文,敘述他的工作是花三幾年完成一個專題,接着再花三五年寫作另一個專題,他的生活就是「每天睜開眼,不管情願不情願,都得趴到桌子上去,爬那些需要有些年頭才能爬完的預定的格子。「有時想寫點詩或者散文,一想起研究工作等着完成,只好放棄。「往往心情就變得很煩躁,週期性地要出現一種恐桌症――害怕看見書桌。

就在同一輯中的〈讀書的兩種狀態〉(160頁)裡,用了十六行文字幾乎完全重複地敘說〈自由和不自由〉中(也是十六行)相同內容的恐桌症。此「病症」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作者分明從過去下放時的身心都不自由回到身心可以自由操控的生活,竟然又陷入不自由的處境裡。本文結尾,倒數第二行是:「寫到這裡,是否還應當增加一句:生命的最後境界也是不自由。」這真正屬於憂鬱個性對人生思考的結論。

再看本文最後一行,也就是全篇的結論是:「人呵,為甚麼要這樣困擾自己。」這是他少見的用無奈的方式結束的一篇文章,但卻是非常誠懇的自我道白。

可見,除了三明之難,作者心底還有許多心結糾纏着他,也足見他的天性敏感脆弱憂鬱且多負面思考,本書前三篇最能表現這種本質。往後,在許多強力振起精神的文章裡,可以說是自我鼓勵的打氣語言。

 

2

事實上,在任何世代,可以在理想的天空下成長的人並不多,絕大部分的人,或一開始,或行到中途,仍然會撞見意想不到的挫折,每個人要如何順應天時人命繼續前進是人生最大的功課。

本書收錄兩篇讓他感到光榮的北大,在就讀前後,他對自己未來曾經建構許多的夢想(5頁),在三明二十年蹇滯的時候,是依靠着北大精神使他臥薪嚐膽般堅持不像許多人頹廢自棄。直到四十歲時,他終於回到能接續「北大精神」的學術崗位,開始可以專心做學術研究工作。此兩篇是比較正向思考的文章,但也可看出作者花費極大的能耐去面對當時的困境。

本書後面四輯都是書寫回到學術崗位後的生活內容與思考。從這裡,我們發現作者書寫理性的學者散文時,其面向開闊許多。在很多篇章中,總是稍為介紹書寫主題的歷史/人文背景,再切入他所關心的文化議題;當作者客觀地面對社會問題時,又時常出現力道強勁的針砭雜文;當他書寫人物時,除了主角的生命經歷,還能夠把人格特質和寫作風格/價值結合起來,突顯出角色的真正價值,例如書寫范方(119頁)跟題目〈不幸人生有幸詩〉扣合緊密,動人心弦。又如把李鍚奇的畫和古月的詩交融合寫(181頁),在在表現作者的功力。

作者的雜文,有非常輕鬆的〈蘇州寫意〉,看起來像是顯現蘇州一向優美的人文景觀的寫意小品,但他提出都市文明入侵大自然時,如何處理才能得到互相加持的效果。此文和〈日月潭的憂鬱〉對於人類最初和大自然共處時的和諧感,遇到商業文明過度人工化下產生了負面效應,兩篇互相呼應,呈現作者對都市文明/商業掛帥的人類前景的沉重憂慮。本書後半的雜文及小品,乃至海內外遊歷之作,在在表現作者特別關懷人類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進展關係,〈鹿港、寺廟和作家的文化心態〉暢談台灣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就是代表作。

作為文人性情的抒情散文,作者目前比較容易停留在某個焦點,風格也非常統一,如果大膽打開心結、擴大書寫領域,其後續必極為可觀;至於寫作理性的學者散文,作者既能含蓄內斂也能張揚開放,光就本書來說,作者的潛力還可以更盡情地發揮,讀者且拭目以待。


鄭明娳,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著有《山月村之歌》等二十二種,編有《台灣散文選》等二十九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