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 ： 在檳城邂逅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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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從2012年開始，每年我都會來到這個城市，靜靜地住上幾天，細細品味它的獨特風姿。

晚清以來，許多中國文人墨客來過檳城，並留下不少讚美的文字。早在赴檳城之前，我就通過他們的生花妙筆認識了美麗的檳城。

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翻譯家、報人王韜，在他的《漫遊隨錄》裡，記載了1867年赴歐遊歷期間經過檳城的情景：「東南洋中諸島嶼，皆林樹叢茂；遙望之，蔥鬱之氣，撲人眉宇。從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島亦英之屬地。『庇能』，閩人音。一名碧瀾，亦曰檳榔嶼。山明水秀，風景清美，洋房櫛比，氣象矞皇。」「埠中貿易者約數萬人，閩人多而粵人少。聞有許君其人者，頗風雅，曾為甲必丹，擁資巨萬。」在短短的幾行文字中，突出介紹了檳城的地理位置、名稱由來，以及風土人情。

現代教育家梁紹文1920年赴南洋考察華僑教育與實業，著有《南洋旅行漫記》一書。他在書中記錄了檳城一個多月生活給他留下的六個美好印象：整齊清潔、天氣融和、建築瑰麗、學校整肅、人物優秀、山水奇特。以至於在離開時他發出了如此感嘆：「檳島不能不離，而離檳島後其印象竟縈迴於腦而不能去。異日如有機會，予必舉家而徙之檳榔嶼。」如今，時間的長河流過將近一個世紀，梁紹文筆下的瑰麗建築仍然讓人流連忘返：「近海邊馬路的宏偉建築，如市廳Town Hall 的雄壯，法庭的嚴肅，炮台灣的形勝，均使人有極深刻的印象；至於超脫市廛外的住宅別墅等等建築之奇巧纖妙，一幢有一幢的格局，一樓有一樓的形式，方圓斜正，各成其美。」

檳榔嶼這個地名在中國最早出現於明代永樂年間成書的《鄭和航海圖》中。十五世紀中葉，中國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也記載了從馬來半島的崑崙島到檳榔嶼的航海路線，可見在當時檳榔嶼就已經和中國通商。檳城，有着一代代華人的共同記憶，它是鄭和下西洋經過之地，這裡建有三保宮（鄭和廟），供奉一尊戎裝佩劍的鄭和雕像；它是晚年辜鴻銘念念不忘的南洋故鄉，辜鴻銘號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它是康有為1903年南遊的落腳地，他在遊覽極樂禪寺時留下了「勿忘故國」的題詞；它是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伍連德的誕生之地，他於1935年獲諾貝爾醫學獎提名；它是孫中山多次落腳之地，史料記載，孫中山「九次革命，五到檳城」，1910年8月他將同盟會南洋機關總部遷到檳城，並在這裡成立「閱書報社」，創立《光華日報》，宣傳革命理念，並與革命同志召開「庇能會議」議定廣州起義的歷史基地，改寫了中國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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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雖然只在檳城停留短短的幾天，卻在他漂泊的人生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郁達夫在抗戰期間遠赴南洋，1938年12月28日抵達新加坡，參加當地《星洲日報》的編輯工作。幾天後的1939年元旦恰逢該報的姊妹報《星檳日報》在檳城創刊，郁達夫應邀前往出席開張盛典。他在〈檳城三宿記〉裡，記下檳城留給他的第一印象：「你且聽一聽這洗岸的濤聲，看一看這長途的列樹，這銀色的燈光，這長長的海岸堤路。」「住宅區的房屋，是曲線與紅白青黃等顏色交織而成的；燈光似水，列樹如雲，在長堤上走着，更時時有美人在夢裡呼吸似的氣噓吹來，這不是微風，這簡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來的香氣。」在郁達夫眼裡，依山帶水、氣候溫和的檳城是「名不虛傳的東方花縣」，「到這沉靜、安閒、整齊、舒適的小島來一住，真像是在做夢」。

夢裡不知身是客，香風熏得人陶醉，以致於郁達夫感嘆「歡娛苦短，來日方長」，並得一斷句「三宿檳城戀有餘」，甚至誇張地說：「這一句自作的歪詩，我將在車廂裡唸着，報館辦事房裡唸着，甚至於每日清早的便所裡唸着，直到我末日的來時為止。」是甚麼讓他如此流連忘返，戀戀有餘？我想絕不僅僅是檳城美麗的風景。此時的郁達夫與妻子王映霞之間已產生感情裂痕，而檳城又是一座充滿浪漫氣息的城市。據當時參與接待郁達夫的許白野回憶：在郁達夫抵達檳城的第一天晚上，當地新聞文化界人士林連登等人，在庇能路新世界遊藝場內的檳城酒家設宴歡迎。這家酒店不僅以風味獨特的粵式佳餚享譽檳城，而且陪酒的歌女色藝俱佳令人嚮往。當晚坐在郁達夫身邊的歌女玉嬌祖籍福建，「不僅歌喉婉轉，而且歡喜讀文藝小說，詩詞也看得懂，她對郁達夫這位大作家欽佩萬分，一連敬酒三大杯；郁達夫見她臉上兩個大酒渦，嬌美可愛，居然連乾三大杯。我想，他當時一定忘記了王映霞的影子；他就是如此的純真、坦率、豪邁、不矯情、不做作。」當晚，玉嬌陪護醉意朦朧的郁達夫回旅社休息。第二天晚上，檳城新聞文化界人士又在頭條路的紫羅蘭酒家邀飲，因陪侍的幾個歌女比玉嬌遜色，郁達夫興致索然。於是再到檳城酒家吃宵夜，郁達夫喝得酩酊大醉，居然摟住玉嬌語無倫次地說：「映霞，是你對不起我。」第三天下午，許白野前往旅社拜訪郁達夫，並贈送他一冊王韜的《漫遊隨錄》，見到玉嬌仍在房間裡，不禁感慨「自古文人多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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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檳城，郁達夫也並非天天醇酒婦人，夜夜笙歌。他畢竟是個作家，不忘文人本色，在匆匆時光中，他尋訪舊書，與眾多文友談文論藝，提攜青年作家，積極推動當地文壇健康發展。據檳城作家溫梓川回憶，1939年1月4日上午前往旅館拜訪郁達夫時，碰到一早從印度人所開舊書店淘書歸來的郁達夫，他購買了一大堆好書，並說：「這幾本德文本的王爾德，買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錢。」我也曾到過檳城印度人開的書店，想尋覓早期馬華文學的作品集或期刊，卻不如郁達夫幸運，兩手空空，一無所獲。

在檳城文藝界所舉行的宴會上，郁達夫報告了中國文藝界的抗戰工作，指出：「中國文藝界的近情由於抗戰一年半來，雖未有偉大的抗戰作品產生，原因卻在於文藝界中人，此刻正從事抗戰的實際行動。目前一般文藝界人士就曾議定，能下鄉者下鄉，能赴敵後方者赴敵後方，能隨軍隊者隨軍隊，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則集中重慶，議定後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重慶，繼轉南昌，最後經福州下南洋，「將與馬來亞同文共同努力提倡文藝」。

在郁達夫離開檳城前夕，《星洲日報》駐檳城記者曾就遊檳印象以及對南僑文藝界的觀感採訪了他。郁達夫對此留下深刻印象，認為：「檳城風光秀麗，治安清靜，處處充滿舒適氣象，為一極佳之住居地域，文化方面，因文化人似較多聚居於此，發達當不讓南馬。」

郁達夫在擔任《星洲日報‧文藝》和《星檳日報‧文藝雙週刊》編輯期間，時時關心當地文藝界的動態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他在編輯副刊兩個月並看過一千多篇投稿作品後，在《星檳日報‧文藝雙週刊》上撰文談看稿感受，指出「檳城是南洋的風景區，照例，應該是有很美麗、健全的作家出來的」，但照他所收到的稿子統計表看來，卻是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的投稿者佔大多數，太平、怡保、馬六甲等地居其次，檳城投稿者的數目反而最少，這讓郁達夫大惑不解：「難道環境太好了的時候，文思反會得不進的麼？或者是刺激太少了的緣故嗎？這又是一個我所推解不出的啞謎。」同時，南洋的作者還存在讀書不多，文字不夠洗練等缺點，寫作呈現「差不多」的傾向。為此，郁達夫開出補救這些缺點的對症藥方：讀書要眼到、心到、口到；多讀、多寫、多想、多改。郁達夫認為通過華文寫作者的共同努力，狠下苦功，「我正在希望以後的南洋，尤其是檳城能夠漸漸發展開來，成一個中國文壇已經四散後的海外方面的文化中心地」。如果郁達夫九泉下有知，應該對今日檳城乃至馬華的文壇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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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又是一位愛國志士，正如抗日戰爭時期曾同郁達夫一起流亡到新加坡、蘇門達臘，一起創辦進步報刊，從事抗日宣傳活動的胡愈之所指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着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着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在1939年元旦從新加坡赴檳城路上，郁達夫聽到汪精衛主和傳聞，揮筆寫下了一首七律〈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檳榔嶼，聞有汪電主和之謠，車中賦示友人〉：「飛車高臥過垂虹，草驛燈昏似夢中。許國敢辭千里役，忍寒還耐五更風。神州舊恨遺徐福，南粵新謠怨蒯通。捲土重來應有日，俊豪子弟滿江東。」詩中表達了他義無反顧地獻身偉大的抗日救亡事業的愛國情懷，以及中華民族必能取得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念。

在檳城風景名勝升旗山上，郁達夫面對南國秀麗風光，向北遠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對祖國命運的憂患之心：「好山多半被雲遮，北望中原路正賒，高處旗升風日淡 ，南天冬盡見秋花。」將近八十年後我也追隨詩人登上升旗山，這裡風景旖旎，氣候宜人，尤其是觀景露台上的「愛情鎖」長廊，號稱全馬最高海拔的「愛情鎖」世界，許多熱戀中的情侶在那裡留下愛情的見證，一把把五顏六色寫滿名字和祝福語的愛情鎖，在大大的英語字母LOVE前面形成一道道溫馨浪漫的風景線。我不知道到升旗山旅遊的中國遊客在步履匆匆中，有多少人會記得當年郁達夫的這首〈雲霧登升旗山，菊花方開〉，還有多少人會注意到升旗山腳下的南洋機工紀念碑。

抗戰期間，三千多名南僑機工回到中國支援抗日，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也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郁達夫在〈送峇華機工回國服務〉一文中，高度評價了他們的壯舉：「非但代表了華僑，證明了僑胞的出力出錢，在絕大犧牲下誓死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並且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證明了我中華民族，是決不會做亡國賤奴的民族。」

1946年7月7日，馬來西亞檳榔嶼籌賑會在升旗山與鶴山交界的山坡上，樹立了一座「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作為永久追悼回國參戰華僑烈士和不幸被日敵殺害的同胞永恆的紀念。紀念碑文寫道：

慨自滔天渦水，起於蘆溝；刮地腥風，播及檳嶼。凡是僑居華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錢，各盡救亡天職；無老無少，咸懷抗戰之決心。是以募機工，大收駕輦車之利，技參軍運，竟樹蜚鄒挽粟之功。矢石臨頭，都無畏色，而疆場殉職，宜慰忠魂也。迨日敵偷渡重洋，首淪孤島，先而肅清文令，更頒炮烙之刑。公治被誣，同羈縲絏；贏秦舊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屍，神號鬼哭。雖揚州十日，無此奇冤；嘉定三屠，遜茲浩劫也。所幸兩聲原子，三島為夷；八載深仇，一朝暫雪。茅飛揚日旗，雖遠豎於東瀛，而內爍青磷，尚遊離於南廓。客過回首，空懷墮淚之碑；鶴化遼東，未見表忠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檳嶼賑會，早經議決，極思掩蓋，藉安英靈。奈經處處搜尋，始得一丘之萃。茲者蔔地旗山之麓，建立豐汗；招魂檳海之濱，來歸華表。漫說澤枯有主，定教埋石無憂，庶幾取義成仁，恆千秋而不朽；英風浩氣，厲萬古而常昭。

站在紀念碑旁，凝望着南洋機工冒着生命危險駕車行駛在炮火中的浮雕，我不禁思緒萬千。有人說，南僑機工回國抗戰的壯舉，是華僑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愛國行動。他們用自己的生命運送着抗戰的血液，他們的故事就是一部壯烈的華僑抗戰史，有着義薄雲天、悲歡離合、生死與共、不離不棄的章節。這群曾經青春年少、赤膽忠心的愛國者，以他們卓絕的勇氣與大無畏的精神，為波瀾壯闊的抗戰史增加了盪氣迴腸的一筆。誠哉斯言！

今天我們生活在來之不易的和平環境裡，應該更加緬懷郁達夫、南僑機工的愛國情懷。歷史應當銘記他們，後世不能忘記他們！